【加拿大防疫旅館開箱來了】
太太這趟旅程很幸運,不論是兩邊機場的地勤和空服員都幫了我很大的忙,加拿大機場甚至有個好心的地勤大叔,幫我拖著手提行李從出機門到幫忙過完海關,實在太感激了。畢竟太太在機上抱著不落地包十個多小時,整隻手都要廢掉了。😂
到了溫哥華機場,還是一樣如常過關,不過海關會特別問一下你的檢疫報告和查看隔離酒店確認信,以及事前填寫的ArriveCAN最後給的代碼,之後也沒有碰到如前人所說的整班飛機的旅客被叫去檢查。
過關後,太太就直接到行李區,請porter幫我搬行李,出關後出示事前填好Lifelabs的FlyClear代碼,依照現場路線去檢測區戳鼻孔,拿好第十天要在家檢測的檢測盒和說明,就完成整個流程了。
至於入住的Fairmont Vancouver Airport,真的蠻方便的,porter領著太太上樓到送機那層樓,走個兩分鐘就到了,接著一路有酒店人員協助入住,五分鐘就順利進房間啦!
小小提醒,最近防疫酒店陸續釋出比較便宜的旅館,有預算考量的人可以直接去訂,尤其報告出來就可以離開酒店,不太需要過於破費。
不過像太太帶著嬰兒,身上揹了三個包,還有四件行李,能在機場航廈內的酒店直接快速入住不必再搭車接駁,實在是最好的選擇,很謝謝男人當時訂房的體貼。
至於酒店,蠻不錯的,雖然不是最新穎的,但因為是五星級,該有的設備和服務都挺好的,住起來很舒服,沐浴用品還是香氛品牌Le Labo,也幫太太準備好了嬰兒床和嬰兒沐浴用品,瞧大包看起來多開心,真是識貨的小子。
至於房間外頭view很不錯,望出去就是skytrain和機場跑道,能看到飛機起降。餐點則是有menu,自己按時間打電話叫餐,餐點會送到房間門口按電鈴通知房客出來拿。
按照加拿大政府規定,如果沒有症狀,房客可以每天出來放風幾次,不過只能在酒店規定的區域,一次20分鐘,並保持社交距離,太太半夜四點壓不住哭鬧的大包時,有帶他出門走走,不過酒店安排的放風區在室外,剛回來氣溫還不習慣,感覺實在太冷,不到一分鐘太太就抱大包走回酒店了,以免感冒。
很開心的是,太太3/1傍晚四點降落,3/2下午一點就收到電郵檢測報告,可以回家隔離了。
至於大包和男人還有Kate相見歡,太太下回再分曉,我快累死了,要趁大包睡著的時候趕快瞇一下了,大家晚安。
#從台灣防疫旅館寫到加拿大隔離旅館
#大家敲碗敲得我只好趕快寫上來
#累趴休息去
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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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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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飛機・攝影集】
「移民」又成為了香港現今的熱門詞,英美澳台加拿大,極權統治下人人自危,移民搵定後路在所難免,正式成了香港移民潮第二波,比第一波似乎來得更兇更猛。當年九七大限的移民潮湧,懼怕1989年北京六四鎮壓事件再現香港,可幸回歸初期還未露出中共真面目,不少人又回流香港發大財。但今趟國安法壓境針拮到肉先知痛,以言入罪全面管控舉報成風,有錢佬中產急急走人之常情也。黃霑和林振強在六四事件後創作的惡搞聖誕歌《慈祥鵬過聖誕》,歌詞裡有這樣幾句:「慈祥鵬過聖誕/問我要啲乜嘢玩…只要我扮盲/不停讚不再亂彈/但我説俾本Passport我」,完全反映當刻的社會狀態。
那年頭不少人都有送機餞行的經驗,啟德機場來來回回成為集體回憶,飛機在九龍城上空飛過更是奇觀標誌,正正表達不少香港人當時嚮往移民的心態,也隱喻著香港人本來就是流動的族群。加上1989年港督衛奕信提出的「玫瑰園計劃」穩定民心,導致在1998年機場離開啟德進駐赤臘角,宣告回歸後繁榮安定的里程碑。「飛機」作為香港回歸前後的重要符號,不言而喻。
五本涉及香港回歸命運及眾生相的攝影集:高志強的《藍調》(1997) 、黃勤帶的《皇后旅館》(2017),余偉建的《HKG》(1998,2018),趙嘉榮的《迷亂:香港篇》(1997)及陳偉民的《1986-1997.1.1》(1997),無獨有偶都有一些照片包含「飛機」這個時代符號。相信除了是奇觀、容易見到和上述的社會涵意之外,也多少反映了不同攝影師的個人看法。
當中尤以余偉建的《HKG》最為明顯,連書名也是香港機場代碼「HKG」,而且攝影集(不論新舊版)的最後一張結尾照片,也是飛機飛離啟德機場跑道的一刻,地點是觀塘碼頭,註釋寫著「啟德機場的最後一天1998」, 反映余偉建是自覺地把「飛機」作為「告別過去香港」的重要符號,而且帶著不少離愁和悲觀的情緒。
這在他處理另一張飛機照片時更表露無遺。舊版《HKG》裡有一張九龍城寨拆卸的地盤照片,照片的右邊背景是獅子山,前景則是空無一人的沙石。但二十年後的新版《HKG》則選用了另一張照片,拍攝的地點相同但更靠近城寨的建築,前景更強調了一推推扭曲的鋼筋,後左的背景則有一架飛機飛過。相比舊版的照片,二十年後的余偉建似乎早已認為過去的「獅子山精神」已不復存在,反而是以「飛機」和「鋼筋」所取代:「浮燥」與「扭曲」,正是今日香港的寫照。
他在新版《HKG》的第三張飛機照片,也是舊版沒有的,照片裡是一架飛機狀似下墮撞擊九龍城的唐樓,影像以飛機為主角,帶點衝擊和震憾,正如香港的墮落。與其他飛機照片稍為的平淡哀愁不同,這照片帶有更多荒謬和戲劇性,彷彿俾人打咗一拳咁。之後一張《盛裝的籠民》,在一所籠屋裡坐著一位穿著西裝的伯伯,正是延續這種城市的悲哀和荒誕感。他在前言裡寫關於自己的照片時道:「它們記錄香港的變化,希望在我們這一代人記憶完全消失之前,大家能夠再懷念和擁抱那段不能復再的歲月。」
關於個人情緒表達和符號運用,高志強的攝影集《藍調》也絕不遜色。《藍調》同樣有三張包含飛機的照片,其中一張是一架飛機飛過九龍城宋王臺花園,園內有幾個小孩遊玩嬉戲,看似日常卻寓意深遠。眾所周知,宋朝皇帝宋端宗和他的弟弟趙昺,被元朝蒙古大軍追殺,南逃流亡至香港,宋端宗因病駕崩後由弟弟趙昺繼位成為宋帝昺,最終身邊重臣陸秀夫背著帝昺投海殉國,南宋正式滅亡。「宋王臺」正是後人對他們的紀念。相比今日香港,北方政權伸出全面管控之手延至南方香港,昔日東方之珠自由港口變得面目全非幾近滅亡,不少抗爭者要流亡海外成為香港難民,高志強這張照片不得不說是一支殘酷寓言。
另外兩張飛機的照片,一張是在深水埗拍攝,一張是在維多利亞港海旁拍攝,地點雖不同,但同樣有一種末日風景的味道。前者飛機雖小但突出,配上同樣細小的獅子山為鄰,前景一片殘破的街招寫著「豐富午膳」,那男人的思緒究竟落在遠方還是近處?後者的飛機同樣渺小卻是焦點所在,在一片迷濛的海港前有一棵光禿禿的小樹,枝椏錯落,後面的樹卻又吹得歪倒一邊,那飛機又會飛往何方?貫穿這幾張照片,迷茫、不安之情著實溢於言表,正如高志強在最後一頁寫道:「我所拍攝的是一種心態,一種『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的心態。」
相對來說,黃勤帶《皇后旅館》的照片卻反而多了一種責任感和沉重感,彷彿是一位靜觀歷史變化的見證人。攝影集裡流傳最廣的其中一張照片,一架飛機在被布包裹著的九龍城寨清拆地盤上空飛過,曾經三不管的九龍城寨猶如一個劇終落幕的舞台,飛機則成了帶領香港這齣好戲落幕的演員,飛過了,一切也劇終了,但影像卻不太帶來過份的悲傷,反而更多是明白歷史因果的必然性。黃勤帶另一張照片拍攝到龐大的飛機在九龍城上空飛過,佔據了畫面的三分一,也清晰看到是國泰航空的飛機。國泰航空是一間由美澳商人創立、後來被英資太古集團收購的航空公司,紮根香港,被視為香港航空公司的代表。有趣的是,照片的下方出現了一顆堅實穩固的星星,是「九龍城大地主」鄺命光興建的「星屋」建築。在《皇后旅館》這本攝影集的脈落下,這個符號難免令人聯想起中國的五星旗。英資的國泰飛機飛過了,中國的星星留下來,正是黃勤帶對香港的歷史陳述:殖民時代的香港,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
坊間已很難找到趙嘉榮的《迷亂:香港篇》,這本帶有強烈個人意識的攝影集,以幻象式的影像展示香港回歸前的迷亂境界,彷彿這百年的際遇只屬香港的南柯一夢,但夢醒之後,卻可能帶來更大的惡夢。其中一張有「飛機」的照片,其實是一隻擱在油麻地街上的紙紮飛機,垂直向天,陰影遮著機頭,猶如一個十字架,神秘主義的氣氛甚濃。這幅如夢魘一樣的畫面,死亡的陰影如影隨形,是反映當時人們的一種恐懼心理,還是一則「香港已死」的預言?另一張照片同樣是沒有機頭,飛機佔了半張照片的畫面,由上而下衝到一堆唐樓的魚骨天線上,影像甚有衝擊力,死亡骸骨的意象再次刺激觀者。香港回歸似乎不斷地帶給趙嘉榮惡夢與死亡的暗示,呼應著九七前港人恐共的集體恐懼意識。
最後一本是陳偉民的《1986-1997.1.1》,攝影集的基調是類似新聞照片的集錦分類,帶點走馬看花,以冷眼和零碎的方式紀錄香港回歸前的眾生相。與其他四本攝影集不同,出奇地沒有以普通民航飛機為主角的照片。在四張含有飛機元素的照片中,有兩張是幾乎看不到飛機的,一張是西九龍填海區的地景照片,飛機只成了右上天空的一個小點; 另一張是九龍城寨背後的飛機,在背光和雲霧之中也只是約隱約現。這兩張照片中的飛機都並不起眼,彷彿它們只是偶然被攝,根本毫不重要,更完全不在意背後的符號含意。另一張小照片則在「人來人往」的章節裡,一位員工手執標語寫著「Management Stop Lies!」,後面則是一張飛機(國泰?)的圖像,是一張主流的新聞照片。飛機的圖像在這裡較傾向是說明性的事件陳述,它呈現的是飛機影像的再現,飛機本身只是交代事件的符號,並沒有更大的世界觀或隱喻。不過,最後一張明確拍攝飛機的照片,卻是一架英國空軍的戰機而不是民航機,這是很有趣的巧合和對比,好像把我們拉回過去戰爭的年代,提醒我們英國人利用了鴉片和武器割據了香港,才帶來了這百年的殖民地歷史。
我在這裡嘗試以「飛機」作為符號解讀五本有關香港回歸的攝影集,期望呼應香港現在的第二波移民潮。縱觀這些有關香港命運的攝影集,其實有不少文化、城市和殖民符號相繼出現,就如我們讀Robert Frank的經典攝影集《The Americans》一樣:點唱機、油站、牛仔帽、公路,美國旗、汽車、電視等等。香港回歸前後,我們留下了什麼符號?這些符號有變化和保留嗎?我們可以從中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嗎?或許我們可以從當時的攝影集略知一二,也有待智者發掘。有機會再講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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