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動盪時代 （李怡）
在麗儀被審查的一個多月前，1970年2月1日，我在香港左派出版界領導人的認可下，創刊了《七十年代》月刊。封面標舉着「本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我在發刊詞的開頭寫下這幾段：
「時代的列車在軋軋地前進，跨過動盪的六十年代，踏入人類歷史新的十年。」
「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青年，不可能再有『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十年窗下』的生活，甚至也不可能再有在樹蔭下讀消閒小說的生活了。我們處在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一個複雜矛盾的社會，我們幾乎每一天都不可避免地面臨抉擇：走怎麼樣的道路？做怎麼樣的人？跟隨哪一種趨勢？」
「當然，假定我們跟從的是一種正確的趨勢，那麼盲從亦可能是正確的。但這太危險。我們完全可以從歷史的發展規律中，理智而清醒地認識世界，完全可以從實際的工作生活中，深入而細緻地研究社會。然後，我們可以從對於各種人生態度的分析批判當中，決定自己所應走的道路。……」
這段文字，除了講「歷史的發展規律」是仍然擺脫不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之外，大致上都基於對當時政治現實的思考。尤其是針對吃了左傾迷魂藥的人士，他們認為「緊跟」毛澤東思想是毋須懷疑的，而我提出了「盲從」「太危險」的觀念。它是我當時對極左思潮反省的開始。這種想法也指導了我其後的編輯路向。但很明顯，左派領導人和圈子中沒有人看出這個「發刊詞」有甚麼問題。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左傾思潮在中國和世界都風起雲湧，《七十年代》月刊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創辦的。文革在中國和香港左派圈中，橫掃了中外傳統文化，所有人類的文化積累都被指為「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而文革的文藝產品太少，幾部樣板戲和一兩部小說，情節和人物的塑造太不近人情，因而中國和香港左派都陷入無戲看無書看的文化飢渴狀態。香港左派書店，只出售毛澤東著作和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其他反映人類文化傳承的中外圖書都收起來了。我的左派寫作朋友圈，包括《大公報》《文匯報》的編輯人才，受報紙立場的僵硬左傾思想限制，大都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我們這本不受中共嚴密監管、避談中國形勢的左派雜誌，對於那些知識豐厚、有文化底蘊的左派才子，有較大發揮空間，也使香港和新馬的左派讀者，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一出版銷量就超過我們預期，需要加印。市場地位迅即確立。
在文革前，香港左派的文化事業已經開始蓬勃，左派報紙越來越趨近香港社會市民的口味，一些左派背景卻以港聞、副刊和狗馬經吸引讀者的中性報紙暢銷一時，左派電影與右派電影在市場上旗鼓相當，左派出版社以多種面貌搶佔市場。但這一切，都因文革，特別是1967年左派暴動，而自動暴露極左面目，多年經營的形象毀於一旦。左派書店、影院、國貨公司櫥窗，掛滿了趕客的反英抗暴標語。右派的文化產品就蓬勃起來。《明報》《明報月刊》在報道和評析中國文革方面，引領潮流。
與此同時，西方卻因為美國民權運動、反越戰，歐洲反建制的學生運動，掀起了左傾思潮，左派、激進派、親中反蘇的毛澤東派，在西方盛極一時。
中國、香港和國際的思潮，極為複雜！我是在那樣的形勢下，看準時機，讓《七十年代》應運而生。但想不到雜誌剛面世，我自己卻陷入一個危險境地，受到很大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