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陽光灑進來的選民服務處
一直以來，生活都和政治人物沒太多交集，或許被政治人物的負面新聞所影響，加上唯一一次近距離接觸是在我父親告別式時，我花幾個晚上寫的祭文，在告別式上講了15分鐘，被沒受邀的政治人物們臨走時，丟下一句：「那有人祭文講那麼久，害我下一場趕不上」，讓我一直是對政治保持關心對政治人物保持距離的態度。直到去年五月，才有個機會想透過政治人物做一些改變。
事情的縁由是這樣的，我牽手是在南屯一所中學的教師，服務幾年後遇少子化浪潮，被列為該校的超額教師，必須進入轉介程序至其他學校服務。台中市跨越山、海、屯，市內調動的潛在距離令人擔憂，家中兩個女兒（當時一個3歲，一個6歲）的照顧都要有所因應，家裏也準備好面對此一變動。但是在討論中，我發現決定超額教師的排序，除了該校對每個科目的教師量不同需求外，在各科內的比序是採計服務年資、行政職務、導師年資與記功嘉奬等，到目前為止都算合理，惟關鍵在若教師因育嬰留職停薪，等同於一般請假，不但在超額比序中的年資採計受到影響，且請假期間原本的導師職務由代課老師代為協助，儘管家長們亦與我的牽手保持密切聯繫並不時地請求協助處理親子溝通與課業上的問題，導師積分依校內規則也就不能採計。我牽手在二女兒出生時請了五個月的育嬰假，就是她被列為超額教師的直接原因，若她沒請假，回推積分就輪不到她超額。當然，規則都訂出來，若我牽手想挑戰這個積分算法，即使如願留在該校，就等於是要把一位她同科的好同事推出去。所以，我們就先接受這樣的安排。等我牽手確定進入超額教師名單後，我決定透過民意代表，表達對這個制度的抗議：1. 少子化是因生育率低，一位願意育嬰的媽媽雖協助提升了生育率，但卻也在最需要穩定工作環境以兼顧育兒與教職的階段，被迫要站在最前線去面對少子化對教師工作的衝擊；2. 這樣的制度受惠的是比較不需要請育嬰假的男教師，造成職場性別平權的傾斜。
經朋友推廌，我約了時間跟台中市南屯區的張耀中議員見面。當時要「找議員」，對我來說是陌生且緊張的，但一進服務處，立即感受到服務處的工作人員都是上緊發條的，張議員的服務處就像個靈活的小型企業，更難得的是，這個地方讓我感受到陽光的存在，一切都有章法和程序，這讓我一下子安心許多，也和我過去路過許多大部分時間是大門深鎖的民代服務處感受完全不同。張議員依約準時到場，我一開始即表達我無意改變我牽手被列為超額教師的事實，只是要向張議員報告這個制度不合理之處，看能否在未來有所改變，雖然我們未來不太可能受惠於這個改變。張議員是個頭腦靈活而且極有效率的政治人物，我常常話說到一半，他就與相關的承辦人員、學校行政人員在電話中對談，我還真不曾認識有如此行動力的人，隨時處在超載的狀態。有這樣的老闆，服務處的所有人也都一直在電話中、走動中，電腦鍵盤聲不斷，我當時心想：要是我有如此的行動力和領導力，我的成就不知道會到那裏。短短半小時內，張議員和他的助理張佑宇先生打了好幾通電話，並約好幾天後在市議會找相關人員開會。幾天後我依約到達張議員的市議會辦公室，又遇到處在「超載」狀態的張議員和一群一群居民進行滿激烈的討論和調解，看到張議員一下接電話，一下和他助理交談，一個人當好幾個人用，嘆為觀止。接著我們與教育局承辦人員、校長與人事主任的會議很快結束，也瞭解到市府以及中央沒有母法針對育嬰留職停薪的教師保護，在此前提下，超額比序積分的算法則為校內自主，若是依民主數人頭程序，可以想見，育嬰媽媽的需求是不可能被照顧的，而要在市府層級定出母法保護育嬰媽媽的工作權，需要一個委員會的提案和表決。民主法治程序雖煩瑣、也是值得努力的方向，接下來議員在好幾個晚上，張議員都親自打電話給我告知處理進度，我家住西屯，並不在張議員的選區，只因我牽手是張議員選區的國中教師，受到如此的待遇，實在感恩，接下來也在新聞中看到張議員的努力（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1705180370.aspx），我牽手也在既有的規則下，並沒有如願留在南屯區，調至海線學校，對她是新的體驗，我也全力支持她，做一個成功教育者背後偉大的男人。到現在一年過去了，我們小孩生夠了，不會再請育嬰假了，但希望相關的法令會有一些進步，保障婦女的工作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張議員服務處每兩週有一次團契，我雖不是基督徒，但也參加了幾次，聚會開始時，服務處忙碌的氛圍一下子被一群穿著講究、舉止優雅，說流利台灣話的信眾和選民們軟化。在台灣，母語被不當對待幾十年後，原來還有這樣的地方，我的母語在此被如此優雅地使用，在此所有人就像一家人一樣，與張議員對選民託付的認真態度和執著相互輝映的，是他對信仰的虔誠，兩者都令人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