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下一代和美國pk科技,能贏在起跑線上嗎?
分享一篇我的好朋友談教育的文章,作者郝景芳是大陸知名新銳科幻作家、教育企業「童行學院」的聯合創始人,比較東西方在兒童基礎教育思維上的差異,探討我們的下一代需要什麼、而我們能為他們做什麼?
文章轉載自郝景芳的微信公眾號:晴媽說(id:qingmashuo),已獲作者轉載授權。
前一段時間,有一所學校招生的新聞悄無聲息佔據了很多關注教育的人目光C位,紛紛議論:如果是你,會送孩子去這所驚世駭俗的學校嗎?
▎從一所學校引發的討論
這是一所什麼樣的學校呢?原來是矽谷鋼鐵俠 Elon Musk 埃隆.馬斯克給自己孩子建立的私人小學,現在對外公開招生了。
消息一經發出,瞬間擠破頭。加州有1000個以上家庭遞交了申請。 (注意!這只是本校Ad Astra的分校Astra Nova,雖然課程和模式照搬了本校,但畢竟只是子品牌,就已經如此轟動了。)為什麼?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所學校入學考什麼:
試題一:首次殖民火星任務需要一位隊長。以下為六位候選人自評及他評的創造力、合作力、尋找資源力、定力、學習力、體力、意志力,七個方面的數值。
1.1 請問哪位候選人最適合擔任隊長來完成以下任務:
“存活並在火星建立基地,在兩年後返回地球。”
1.2 如果任務變成以下,誰又更適合:
“存活並在火星建立基地,使用火星的資源建立能源工廠。永久待在火星並等待三年後第二批殖民者。”
1.3 我們是否應該派人去殖民火星?為什麼?
試題二是一款自創的策略桌遊,讓孩子跟對手對戰二十次,摸清桌遊規律,並尋找出最佳策略。
哇哦,這樣的入學測試題,是不是耳目一新呢?你家小朋友會如何回答呢?
馬斯克原本建立的Ad Astra學校,只是給他的SpaceX員工家的少量小朋友辦的”子弟校“,也算是承襲了我們社會主義祖國”企業辦校“的優良傳統,有著濃濃的SpaceX企業風。那麼這所學校日常如何教學呢?
Ad Astra的學生:
- 不分年級:8-14歲的孩子一起上課
- 側重科技:學習的科目主要是編程、AI、倫理和工程
- 練習創業:每人都會建一家虛擬公司,使用學校的虛擬貨幣進行創業和交易
- 接受複雜性挑戰:模擬、案例研究、製造和設計項目、Astra Nova開發的實驗室和企業合作夥伴;學生被複雜性和解決未知問題的能力所吸引。
- 每年更新:每年根據學生和每個項目、實驗室、討論或戰略計劃的經驗教訓來重新設計。
- 讓孩子們喜歡上學:如果學生被認真對待,他們的時間被充分利用,會怎麼樣呢?
哈哈,就是赤裸裸地培養科技創業企業家啊!說不准其中就有SpaceX的繼承人,或是下一代矽谷獨角獸公司創始人。
很想了解一下,這樣直奔主題、前沿酷炫、自由創新、前途未卜、不走尋常路、偏科嚴重的學校,如果是你,會給孩子報名嗎?
▎從科技之爭引發的思考
Ad Astra對科技的重視,讓我們想到近期另一個持續火爆的話題:中國大陸的科技和西方發達國家之間到底有多大差距?
我們都知道,自從去年華為被美國針對性封鎖以來,中國科技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敵人像窮凶極惡的野狼一樣圍追堵截,而我們在關鍵性技術——尤其是芯片上——受到了極大掣肘。美國進入了麥卡錫主義,對所有與科研有關的華人採取排擠和封鎖政策。這讓人議論紛紛、憂心忡忡、怒氣沖衝。
這引發了很多討論:大陸和發達國家的科技差距,最主要的來源是什麼?
對這個問題,我曾經寫過兩篇文章,從資金投入、資金結構、產業結構角度進行了分析:《創新中國仍然缺失的必要環節》和《特朗普貿易戰,為什麼是個教育問題》,在此不多展開。
在此只想分析一種說法:“中國科研起步晚、投入少,暫時落後很正常,只要持續花錢投入,假以時日,一定能全方位超越歐美髮達國家。”
這種說法聽起來很有道理,但是深入分析就會發現問題:如果認為中國20年後科研水平將全方位超越歐美發達國家,那就意味著,20年後,中國的科研主力軍實力水平要全面超越於歐美髮達國家科研主力軍之上,進一步推論,這就意味著,今天10歲的中國孩子,未來的科研能力要全面超越於今天10歲的歐美孩子。
是這樣嗎?我們的少年真能贏在科研的起跑線上嗎?
我向大家推荐一本書:《Cycles of Invention and Discovery——Rethinking the Endless Frontier》,是一本深入回顧科學和科技創新的研究,有不少紮實的工作和洞見(尤其推薦其中講貝爾實驗室的部分)。
這本書裡詳細回顧了現代半導體和通信工業的發展歷程,其中重大的成果節點包括:
- 1956年諾貝爾獎(1947/48年成果):晶體管的發現/發明;
- 1964年諾貝爾獎(1954/58年成果):量子電子學的發展引發激光的發現/發明;
- 1985年諾貝爾獎(1980年成果):量子霍爾效應的發現;
- 1998年諾貝爾獎(1982年成果):帶有分數電荷的新型量子流體的發現;
- 2000年諾貝爾獎(1957/63/70年成果):半導體異質結構的發明;
- 2009年諾貝爾獎(1966年成果):光纖波導的發明;
可以看得出來,這裡面有兩個非常明顯的現象:
1)發達的信息工業背後,是強大的基礎研究作為水下冰山;
2)發現和發明往往先於工業應用很多年。
晶體管的發現/發明(1948年)先於英特爾公司成立20年(1968年),更早於286芯片上市(80年代)。再往前追溯,晶體管的前身電子管,是1884年的想法,1904年的專利。是100多年持續不間斷的強大的基礎研究才導向今天發達的工業應用。那是什麼力量帶來了這樣強大的基礎研究?
基礎研究不同於應用研究。應用研究通常是把所有能獲取的科學成果整合在一起。結果是可控的、時間是可控的、成本是可控的、方向是可控的。但是基礎研究不是這樣。基礎研究方向是完全不確定的,它的目標就是發現和理解,是向未知前行。站在歷史節點上,我們會發現:
半導體的發現不是為了電腦,是法拉第發現了異常電阻現象;電磁波的發現不是為了手機,是麥克斯韋從數學上整合電現象和磁現象;流體力學方程不是為了飛機,是伯努利為了解釋水流速不同的現象;激光的預言不是為了光纖和武器,是愛因斯坦發現的光電效應和量子力學能級理論的推演。
所有這些帶來劃時代改變的重大發現,都是為了解釋自然現象、探索基本規律,背後是抽象思想帶來的快感,是科學家對自然不斷追問的樂趣。
▎教育系統需要作出的改革和困難
從前面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真正劃時代的重大發現,都是去解決未知問題。但是我們目前的教育,讓學生練習的都是“解決已知答案的問題”,而不是“解決未知答案的問題”。我們練就了孩子們猜測出題人心思的能力,但是真正面對複雜未知的自然,該如何思考和探索,孩子們是毫無概念的。
真正好的基礎教育,是讓孩子學習探索未知問題。這種教育需要教孩子的是探索問題的方法,而不是直接記住答案。
馬斯克在接受采訪時說過,如果你想教別人如何使用引擎,你應該把引擎給他們,讓他們自己動手拆卸,而不是簡單地在教科書上閱讀螺絲刀和汽車的知識。如果一個孩子把引擎拆開,他們會明白所有的部分是如何一起工作的,他們會明白整體,而不是部分。
我們的傳統教育是告訴孩子電磁感應定律是什麼,然後讓孩子通過左右手定則做練習題,而真正培養創新者的教育,應該反過來:讓孩子理解法拉第到底在探索什麼問題,他觀察到什麼,他是怎樣想問題的,是怎樣提出理論猜想,怎樣做實驗驗證,遇到什麼挫折,又是怎樣找到答案,最後得出電磁感應定律。
也就是說,傳統教育是從知識出發,培養創新者的教育是從探索出發,讓知識作為結果。
我們有多少課堂帶孩子了解過科學定律的發現過程?我們有多少學生知道,胡克是為什麼研究彈簧?伽利略是為什麼研究慣性?如果不知道科學探索背後的思維邏輯,就很難做出未來的創新。可是引領孩子探索知識的發現過程太花時間了,沒有哪個課堂有這樣的耐心。
對比中美教育創新,會發現,我們的基礎教育改革實在是太慢了、太難了,不要說一所像Ad Astra這樣顛覆式創新的學校,就連做一些教材和教學法方面的改革,都舉步維艱。
制度政策先不說,人才培養方面,能夠做“以問題為引導”“探究式教學”設計的老師就十分稀缺;考核方式方面,目前之所以只強調應試,是因為其他教學方式缺乏統一評價標準,給舞弊開了口子;教育出路方面,現在仍然只有高考一條路能導向好的職場發展,缺乏和新興職場發展的鏈接;社會環境方面,現在整個大環境都急功近利,讓父母也充滿焦慮。這些方面都讓真正開創性的教育探索困難重重。
▎致力培養下個時代的革新者
我之所以創辦童行學院,就是希望在中國也能做一些面向下個時代培養創新者的事情。辦學校不容易,我們就辦課外學校。
童行學院採取線上課的方式,給孩子項目制的實踐機會,培養孩子知識、視野、思維,並讓孩子感受並學習科學、人文、藝術背後的思維方法。童行學院的所有課程和引導理念,都是以問題為出發,問題驅動的學習。我們在時空之旅課程裡,帶孩子探訪科學家,回到科學發現的現場,跟科學家一起發現知識。這種“問題驅動——激發好奇——引導思考——培養思維——學習知識”的教學思路,是一種從根本出發的教學方式。
在童行學院的“火星探索”項目制學習營中,有一個環節是讓孩子探索“如何讓火星車減速,安全抵達火星”。我們讓孩子準備一個煮雞蛋,用生活中各種能想到的材料,想辦法讓煮雞蛋從高空中落下而不摔碎。孩子通過動手,再和老師討論,會真正理解火星探索過程中的挑戰,也會對重力/空氣阻力/緩衝等等物理概念充滿好奇,熱情發問。
我們希望有更多同路人參與,我們會積極尋找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也希望更多家庭和孩子加入我們。
家庭與學校合作理念與革新 在 悠小愷 の 3C Blog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消失的歷史真相總是令人痛心不已,雖然小愷沒有明顯的政治立場,但是對於試圖隱匿過去歷史真相的那些人們真的覺得非常可恥…一再的重蹈覆轍,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可以隱瞞到世界毀滅的,再醜陋的真相終究有一天是會被揭發的!
六十年前的宇昌案
(感謝台獨 Part 3)
一甲子了,國民黨還是改不了吃屎的習慣。不好意思,文章一開頭就開罵,我先喝口茶息怒一下。
好啦,回到正題。今天要跟各位講的台獨前輩是台灣現代護理教育的創立者,她的名字叫做陳翠玉。她跟宇昌案有什麼關係?你看下去就知道啦。
陳翠玉出身於彰化的基督教家庭。她從彰化高女畢業後,就到日本東京的「聖路加女子專門學校」就讀,專攻公共衛生護理和助產士。當時她因為學業表現優異,又是第一個進入該學校的台灣女性,因此讓日本人對台灣的留學生另眼相看。
1941年陳翠玉從學校畢業之後,成績表現優異的她,就被日本官方與醫界一再挽留,希望她留在日本服務,好好造福日本人。(日本人的概念就是最好的人才一定要想盡辦法留給自己本國人。而不是讓最好的人才通通「外銷」出去。)
當然,日本人想要挽留她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陳翠玉長得實在有夠水,然後英文又流利。當時在東京舉辦的國際護士節慶祝大會沒有找日本「內地」人來當門面,反而找了台灣人陳翠玉來當主持人。才貌雙全的陳翠玉一「出道」,馬上轟動東瀛驚動萬教。如果當時有蘋果日報、壹週刊或是週刊文春,大概會給陳翠玉下個「護理界的林志玲」、「台灣正妹留學生」之類的標題吧。日本人爭相用高薪與超優渥的職位要她留在日本醫界服務。不過陳翠玉還是堅持要回到她的故鄉台灣為台灣人服務。日本人只好長嘆一聲殘念達捏。
好吧!這麼愛台灣,那就回台灣吧。回到台灣後,她任職於台北保健館護理部的主任。當時台灣根本沒有護理教育的系統與執行概念,陳翠玉就創辦了公共衛生護士養成所,並開始籌備系統性的教育計畫。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她的護理專業,她也參與了「聯合國戰後救濟總署」在台灣的戰後重建工作。
登登登登,二戰後這個吃屎的國民黨也接著登場了。(剛才那口茶還沒消我的餘怒。)國民黨來到台灣後也從中國「進口」了在1921年就已經從台灣絕跡的霍亂與天花。1946年,國民黨來台灣才一年,台灣就爆發了大規模的霍亂與天花,這些從中國疫區帶來的傳染病,一下子就讓台灣死了四千多個人,根本生化戰無誤。陳翠玉此時全面緊急動員青年團救護隊,成立普及全台的衛生所,並且宣導衛生觀念,想盡辦法要撲滅自中國引進的霍亂等傳染病。
1946年的中國對台「生化戰」結束後,緊接著1947年二二八,國民黨軍開始對台灣進行血洗式的大屠殺。陳翠玉那年剛滿三十歲,她見證了國民黨軍的殘暴與邪惡。但是接受日本護理教育與基督教出身的她,仍然堅持救人不分敵我的神聖理念。她好心收留了一批被台灣民眾追打的國民黨官員。結果你猜這批被她收留的國民黨官員後來怎麼對她?其中一位曾經接受她收留的無恥國民黨民政廳官員竟然在得救後,堅持要把陳翠玉列入槍斃黑名單,真的是好心給雷親。好心捐款給你買飛彈來打我。(接話接太順,接到另外一個故事)
這位「憨憨毋知死」的陳翠玉堅持問心無愧,拒絕逃亡。幸好在國內外友人共同營救之下,陳翠玉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獎學金,結果被她友人給架著送出外國才逃過一劫。她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攻讀護理教育學士學位,然後到美國波士頓大學攻讀護理行政碩士,成了當時台灣極為少數受過護理高等學術訓練的女性。
即使遭到國民黨的迫害,陳翠玉在學成後還是選擇返回危邦的台灣服務。這是她人生第二次的重大抉擇,第一次她沒有選擇日本,她選擇了台灣,第二次她沒有選擇美國,她還是選擇了台灣。如果你的人生有兩次這樣的機會,你覺得你會在第幾次就放棄選擇台灣了呢?
在台大校長傅斯年的支持下,陳翠玉回台後創辦了台大護校,還擔任了創校校長。她運用了西方護理訓練的經驗,全面革新了台大醫院的護理制度,也同時提升了護士的地位。她將日本時期壓抑與貶低女性護士的父權觀念全面革除。台大護校第一次招生就是男女兼收,也創下了台灣男性護士生的首例。就當她要對台灣做出重大貢獻的時候,你覺得這個吃屎的國民黨會乖乖地讓陳翠玉與台灣人這麼好過嗎?
這個國民黨政權才剛要開始透過軍事與政治的方式,將魔爪伸入大學校園之中,對於不和國民黨合作的學校校長,加以迫害。陳翠玉擔任台大護校校長時,因堅持拒絕聘用未獲講師資格的國民黨籍教師,而且嚴禁教官以黨務干預校務,因此又再度得罪這個吃屎國民黨。(啊?吳思華,你說什麼?政治力不要介入校園!你再說一次,林北耳背聽不清楚。)
1953年,陳翠玉被國民黨這個貪腐集團冠上貪污、反黨、叛國、運用國際路線(等等,「運用國際路線」是什麼東東啊?)等罪名。有沒有很熟悉的感覺?國民黨多年來依舊改不了吃屎地用這招司法戰在抹黑政敵。陳翠玉在白色恐怖下遭軟禁達三年之久,官司也纏訟了二年。雖然事後法院還她清白,心灰意冷的她決定辭去所有職務,並接受世界衛生組織的聘書,前往派駐中南美洲。她人生第三次的重大抉擇終於因為國民黨的全面抹黑與打壓而放棄了選擇台灣。台大護校的校務也因為陳翠玉的離去而全面停擺,停止招生,終至廢校。
陳翠玉在定居中美洲波多黎各的期間,看到波多黎各人爭取獨立而受挫的情況而深表同情,因此決定傾全力投入台灣獨立運動。她在1985年徵得《被出賣的台灣》的作者喬治柯爾的允許,代筆寫作《面臨危機的台灣》(The Taiwan Confrontation Crisis),並且與人權會合資出版。
1986年,陳翠玉依舊沒有放棄任何對於台灣故國的努力。她在美國紐約曼哈頓發起成立第一個台灣海外婦運組織,叫做「穩得」(WMDIT:Women 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 Taiwan),推動「民主從家庭開始」的理念,鼓勵婦女尊重子女並參與社會公共事務。318學運之後,台灣的父母親才有一些些開始認同與尊重子女參與社會公共事務,而陳翠玉在30年前就已經充滿遠見地在推廣這個觀念。陳翠玉也因此被國民黨政權列入海外「黑名單」,她的返台簽證就這樣被取消。
1988年,為了參加第一次在台灣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陳翠玉企圖突破黑名單封鎖返鄉。這是她人生第四次的重大抉擇,她最終還是選擇了台灣。陳翠玉走遍美、加等國都因為國民黨阻擋的關係而拿不到簽證,她抱病繞了半個地球,終於輾轉在新加坡獲得返台簽證。但因為長途奔波各地,疲勞過度引發舊疾復發,抵台後就直接急診送醫,8月20日病逝於台大醫院。(有一說是陳翠玉被故意誤診,延誤醫療時機,才因此(被加工)死亡。)陳翠玉的治喪委員會在告別禮拜之後,決定讓送葬隊伍直接遊行到總統府,以示對中華民國的最大抗議。
「台灣是我的故鄉,我們要回去,這是我們的權利,我將以我的生命爭取這個權利。」陳翠玉在離世之前,留下了這句話。
陳翠玉是第一位受聘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擔任護理教育與顧問的「台灣護士」,也是台灣難得一見的國際級護理教育人才。但是國民黨當年只因為陳翠玉反對國民黨介入校園的立場,就全面扼殺了陳翠玉推動台灣護理教育與台大護校的發展,就像國民黨在宇昌案中扼殺台灣生技業、何大一與蔡英文的做法一樣。把一流人才還有台灣可能發展的產業都逼死了,這樣到底是爽到誰?政治道德瑕疵?國民黨拜託不要再用你們不懂的生字(Don’t use big words you don’t understand.)。
這個國民黨殖民政權在乎的從來不是台灣的公共利益,國民黨在乎的只有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投票給國民黨的人更是只想到他自己。
一甲子了,不要再吃屎了,好嗎?
家庭與學校合作理念與革新 在 方志恒 Brian Fong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香港要重返「華南文化圈」。
【文章推介@香港革新論】
「華南文化圈」一詞,最先由《Disappearing Hong Kong/ 消失中的香港》Blogger吳勁憲提出,描述了香港流行文化産品在澳門、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的受歡迎地位;《香港革新論》作者之一鄺健銘,將「華南文化圈」一詞加以擴充,寫成<華南文化圈 — 重建被遺忘的區域腹地>一文,論述香港的海洋城市性格和與南洋等地的傳統聯繫,提倡重建「華南文化圈」作為香港腹地的區域發展戰略。
最新一期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Undergrad, H.K.U.S.U.,特別收錄了黃國強導演的專訪,進一步探討香港流行文化重返「華南文化圈」的可行性,值得香港人細閱。
伸延閱讀:
《學苑》八月號
ISSUU版:
http://issuu.com/undergrad2014/docs/august
PDF版:
https://goo.gl/J9EI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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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華南文化圈——與黃國強導演談香港電視業】
文/陳凱螢
受訪者簡介:黃國強自八九年從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就加入了無線電視(TVB)工作,及後轉到香港電視(港視)成為總導演。黃導演過去參與多套電視劇製作,包括無線電視的《天與地》、《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以及香港電視的《歲月樓情》、《選戰》等。
「香港人,係值得一人一票,去決定佢哋心目中嘅特首。」葉晴在《選戰》中字字鏗鏘地說出的一句話,似乎曾為雨傘革命的抗爭者燃起一絲希望。在《選戰》中,港人雖能一人一票選特首,卻遭少數人掌控提名權,跟香港現實中的「假普選」方案如出一轍。《選戰》的對白言猶在耳,但港人實現普選的願望卻不了了之。《學苑》訪問了《選戰》的總導演黃國強,談香港電視業與香港人主體塑造的關係,分析香港電視業的限制,以及香港流行文化聚焦於華南文化圈的重要。
從電視劇中尋找「香港人」
自七十年代起,以本土導向的流行文化迅速興起,當中包括粵語流行曲及港產粵語片,而電視文化的影響則最為廣泛。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本土文化發展採取不干預政策,以致當時香港的媒體擁有較大的自主空間。香港學者如馬傑偉、吳俊雄及曾仲堅指,七十年代電視的普及化,造就電視節目成為文化搖籃,以及確立身分舉足輕重的影像來源,香港人得以藉此建立共同想像及確立群體。黃導演微笑點頭,他說:「以前沒有其他娛樂,大家又很少出夜街,因此觀眾會鎖定電視機。《網中人》中的程緯(周潤發飾)讀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而劇中描述的香港大學是『精英學校』及『有錢人讀』的。我會想:我跟程緯一樣住公屋,因此不可能入讀香港大學。當時很多電視劇男主角都從商,更令我相信男生長大後一定是做生意。」可見普羅大眾會將電視劇角色的生活與自身經驗扣連,久而久之有助塑造香港人的價值觀。
英格蘭作家Baker Hugh指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及生活經驗,與深圳河另一邊的相去甚遠,故香港普羅大眾會視香港人為獨特的命運共同體。在建構身分的過程中,往往預設了「他者」的存在,透過排斥他者以確立自己的身分。若將這邏輯套用至香港的電視業,亦不難發現中國新移民被視為「他者」。
不論是無線電視《網中人》的阿燦,還是今天港視《來生不做香港人》的梁美田,中國新移民與香港人的價值觀均出現衝突。早於七十年代,當新移民來到現代化的香港後,更因難以融入本地文化而顯得格格不入。隨著主權移交,電視節目對中國人的負面描述相對減少,主流媒介傾向「再國族化」,開始逐步與中國整合文化。黃導演在訪問中點頭而笑說,若觀察過去二十多年電視劇所刻劃的中國人,將是十分有趣的對比。在七十、八十年代期間,中國人常以反派的形象出現,但在九十年代初起媒體不再強調「他者」與香港人的對立關係(如《真情》的好姨)。我們追問黃導演,港視的《來生不做香港人》又有否從七十年代的電視劇借鑑,將香港人塑造成別樹一格的群體呢?他坦言《來》沒有刻意作此安排,但港視的創作空間較大,容許他們拍攝這些較具爭議的題材。
電視業界的限制
步入九十年代,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談判,政治辯論此起彼落。在六四事件後,香港人抗共心態日益高漲,進一步視中國人為外來者。當時的商營電視進行自我審查,加上媒體容易受政治及和經濟權力所籠絡,令反抗中國的觀點備受壓抑。然而,當時抗衡中共的文化想像,仍可見於電視業之中。早前重播的《大時代》,不少人大讚演員的演技及故事編排出色。雖然《大時代》看似沒有政治論述,但觀眾卻有另一番政治化的解讀。例如有觀眾認為丁蟹像共產黨,橫蠻地入侵香港。該劇隱晦地表達當時在社會廣泛的反共意識,對劇情的想像亦反映了香港人的自我觀感。
民間史家徐承恩指出,即使當時有不少以中國為題材的電視劇,但只是描述虛擬的中國(如古裝的武俠片),甚少涉及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政後的事,對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描述更是少之又少。黃導演不畏言解釋,在七十年代時,大多投身電視業的都是大學畢業生;到了九十年代,已經甚少大學生願意加入,因此昔日電視劇的題材相對較有內涵。他以無線電視《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為例,即使劇中談到民國時期、抗日戰爭及中國現代化,但不少情節只是輕描淡寫。「TVB當時用『新政府』和『舊政府』來代替國民黨及共產黨的字眼,雖然我有參與拍攝,但仍然覺得那時的製作很畏首畏尾。」
電視劇創作上的限制,跟無線電視的管理不無關係。在以商業利益為先的框架下,創作團隊只能避免爭議的題材,選擇較能掌握觀眾反應的內容,結果拍出多套「師奶劇」。黃導演嘴角上揚諷刺說:「在TVB工作時,我們拍節目不是給觀眾看的,而是給老闆及管理層看的。但在港視,編劇、導演覺得好看的內容就可以開拍,這裏的創作空間比較大。」黃導演多次強調港視的創作空間比無線電視多,原因是老闆王維基在中國大陸沒有投資,即使拍攝如《警界線》、《選戰》等較敏感的題材,他也沒有任何包袱。
電視劇中的「獅子山下精神」
香港電台曾製作《獅子山下》處境劇,描述草根階層逆境自強及拼搏精神,及後更被港人歌頌為反映「同舟共濟、刻苦耐勞」的「獅子山下精神」。「獅子山下精神」多年來與「香港精神」劃上等號,巧妙地,黃導演加入港視後其中一套的作品-《歲月樓情》,同樣以香港人的「獅子山下精神」為軸心。
《歲月樓情》以公共屋邨為背景,描寫跨越三十多年的家庭故事。黃導演莞爾而笑,自豪地說出他很欣賞自己成長的歲月,這套劇正是他成長背景的寫照。聽起來,他的確跟許多上一代人一樣,懷緬昔日的港英時代。「我覺得香港人、香港社會和政府都有很多問題、很多缺點。但是,不知道為甚麼,我總覺得港英時代的香港的確不錯。那時候雖然有左右派,但大家從來不會打架。在讀書的時候,我會為了不同福利而到左派和右派的學校玩耍。雖然我知道去左派學校要聽《毛語錄》,去右派學校要唱梅花國歌,唱完還要分享對中國未來的看法,但當時十分open-minded(開放)。現在總有人逼迫你選擇黃絲或藍絲,如果要表露身分,似乎很尷尬,但以前沒有所謂。」他笑言。
然而,在黃導演眼中,即使上一代人為「獅子山下精神」感到自豪,也不應將自己的價值觀套在下一代人身上,甚至批評年輕人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雨傘革命過後,有人稱新獅子山下精神是對民主的渴求,黃導演沒有為此下定義,但他在年輕人身上看到尋根究柢的精神。「不論年輕人的政治取向是甚麼,他們會主動問為甚麼事情會這樣發生。但我們這一代,很多事情不會過問,只懂得人云亦云,讀書、買樓才是人生的目標。」
「香港製造」的電視劇
在八十年代,無線電視每年製作二千到三千小時的節目中,當中有一千小時的節目向二十五個國家輸出。然而,近年香港的文化軟實力下降,不論是音樂、電影或電視劇對外輸出的產量均大幅減少,逐漸失去其影響力。香港與中國合資拍攝電視或電影非近年的事,兩地合作跨境取材亦為大勢所趨。若要找到全以本土資金為主,又富有香港特色的及迎合港人口味的作品,更是難上加難。我不禁質疑,在現時缺競爭的市場之下,香港電視業會走向沒落嗎?黃導演沉默地思考良久,未敢肯定香港電視業日後的出路。「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的時候我曾經這樣想過,但後來又覺得未必。一來其他電視台發牌後亦要製作節目,二來有傳樂視(Letv)及美國福斯廣播公司(Fox)會大舉投資收購香港的電視節目,因此未必會沒落。」
然而,黃導演對電視業另一方面的發展卻不樂觀,臉上顯露擔憂神色。他以雙指作出括號的手勢,指「香港」電視業將會衰落,並嘆道:「主要原因不在投資,而是整個市場傾向中國。電視節目內容和口味不再以本土為基礎,遑論拍攝政治題材。日後可能沒有香港劇集,只有中國電視劇。假如在國內投資,回報一定比在香港高,因此不少商家傾向在內地投資。雖然那些電視劇是『香港製造』,但內容已經不再關於香港了。」
世界的香港 重返華南文化圈
昔日香港流行文化發展蓬勃時,香港一度成為東南流行文化的主要輸出地,香港電視劇、粵語片及粵語流行曲在華南文化圈更是大受歡迎。這龐大的外銷市場有助推廣香港的文化,將香港的本土特色及價值觀輸出至世界各地。
香港學者鄺健銘分析,若論文化及社會經濟的連繫,香港理應靠近南方海洋,而非北方大陸。華南文化圈由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形成,它的構成可追溯至十六世紀。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亦深受粵語文化影響,粵語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霹靂州和雪州更是主要語言。香港向來有其海洋文化的特性,亦如日本漢學家濱下武志所指橫跨東南亞八大腹地,因此更應向南望,放眼世界。香港電視業重返華南文化圈正是以主動姿態擴展海外市場,無須委曲求全寄望獲得中國投資者的青睞,更不必因政治考慮而自我設限。
那麼,香港重新聚焦華南文化圈,又應否與中國市場切割?香港的本土文化又有機會透過影視業向中國輸出嗎?黃導演堅定地回應:「要視乎投資者自己本身的理念。以古天樂為例,他的電影公司『天下一電影製作』十分支持港產片,甚至有演員願意為拍港產片而減片酬,可見仍然有人有心做。同樣道理,如果想拍攝香港本土劇集,就必先有人堅守理念。另外,由於港產片以廣東話拍攝,廣東省一帶較容易接受香港的文化。也許不談政治,只談文化,輸入中國是有可能的。」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在《信報》的專訪中曾說:「我們不應為『中國的香港』而遺忘或捨棄『世界的香港』這個身分,而且香港本來就是個國際城市。在21世紀現實環境中,亞洲近年也吹區域整合風,促使香港有必要積極面對和處理跟區內其他國家、城市的互動。香港要重拾國際城市這個身分,再次適應和活躍於國際生態,軟實力是重要的裝備和本錢。」
香港不但要對外輸出本地文化,鞏固在華南文化圈的地位,更要擴大在世界中的影響力。在商言商,中國座擁龐大的影視市場及資金,香港要與中國切割合作並不可取。然而,如果香港只求迎合中國市場,放棄香港的特色與價值觀,最終只會削弱香港電視業的主體性,甚至被中國市場吞併。全球以粵語為母語的人數接近七千萬,在中國市場以外,香港電視業仍有如星、馬等地的市場,故商家不必大舉投資在單一市場之中。此外,香港電視業可從電影業借鑒,發揮香港在華南文化圈的優勢。二零一四年,香港演員杜汶澤與跟馬來西亞導演鄭建國合作,在當地開設名為Dream Moon的電影公司,力攻星馬市場。學者鄺健銘及何偉倫均認為此舉為香港流行文化提出新想像,證明了香港影視業在東南亞粵語區內具備優勢。
香港人除了要如香港電視、天下一電影製作等支持本地影視文化,更應積極拓展國際市場,透過電視劇集將香港的文化軟實力--廣東話、香港歷史、飲食文化、香港精神等傳開去。香港的本義正是多元化,既聚居了不同國籍的人,又包含了各種族的文化及語言。香港不必再將視野局限於北方,更不應拋棄國際身分。若只將目光投放於中國市場,他日香港電視劇將會換上中國演員,播放不屬於香港人的故事情節,變成不折不扣的中國電視劇。
法國社會學家Frédéric Martel曾提醒港人:「香港,保留你的軟實力,你仍然有機會。」他指香港要保持軟實力,要堅守五大特質:自由、保護知識產權、法治、平等,以及一國兩制中的「兩制」。這裏指的不單是中國和香港體制上的差異,更是兩地推行文化軟實力的分別:中國以為軟實力等於硬實力,以為可以透過審查、控制去經營中國,卻忘了軟實力的核心不是允許(consent),而是權力下放(descent)。香港要面對世界,應保留文化多元性,對外推銷香港電視劇、粵語片、粵語流行曲等流行文化,而非卑躬屈膝放棄自身的優勢。若不想香港變成中國,不想港劇淪為品味低俗的中國劇,一如黃導演的精神 — 香港人,堅守你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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