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執政的民進黨，是一路號稱追求民主，捍衛言論自由的政黨，它也靠著這個社會的「多元包容」茁壯成長，成為今日一統天下的執政黨。結果呢？現在無論是政府、政黨、側翼，乃至支持者，都完全聽不得異議。不是檢舉、提告，就是在網路漫天蓋地出征，逼別人閉嘴躲起來。胡適先生曾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現在看來，確是真知灼見。政府帶頭聽不得異見，知識份子與媒體搞一言堂，那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就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中選會對於媒體記者批評其「忠犬會無法克制做為看門狗的畜生本質」，表示將對此「不實言論」，控告其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散佈謠言」，或觸犯刑法「侮辱公署」。作為政府機關，這其實就是一種「政府不能罵」，「老百姓不能對政府發洩」的威權心態。
試想，批評政府機關是「忠犬會」，有「謠言」、「不實」的問題嗎？這個詞本來就不是「事實陳述」，而是「評價」語言。就像「畜生」、「腦洞」的咒罵詞語，本來就不是描述客觀事實，哪有「不實」的問題？怎麼能說是謠言？中選會官員被講得很難聽，當然委屈，但這既然是單純的形容詞，就不可能是「謠言」！
那「侮辱公署」呢？的確，「忠犬會」的確在侮辱中選會這個「公署」。但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對公僕所屬機關罵幾句話發洩情緒，為何要用刑罰制裁？這個罪其實本身就很奇怪。刑法上的「公然侮辱罪」是針對個人受到侮辱，為了保障其名譽與尊嚴而設。但「官署」不是自然人，沒有「人性尊嚴」，也不會有「情緒傷害」（emotional distress），為什麼要為此特別設一個罪？這種「不能罵政府」的觀念，根本是中國古代「官威最大」，或英美早期「煽惑誹謗」（sedition libel）的威權遺跡，早就該廢掉。現在中選會自己公正性遭到質疑，其實用新聞稿說理反駁即可；拿這個規定來叫人閉嘴，未免太玻璃心了。
解嚴以來，各個民選總統，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那個不是歷經千千萬萬的政治諷刺漫畫與羞辱詞走過來的？蔡英文有說「我是人不是菜」進而對罵她「空心菜」的人，檢舉其「散佈謠言」嗎？韓國瑜等藍營官員被罵「舔共」，也沒有以「我沒有舔」去控告人家散佈不實資訊。馬英九被罵成狗、水母，也只能一笑置之。結果，民選總統們不在乎人家罵，沒有民意基礎的中選會，居然比歷任總統還要大牌，還要「罵不得」。這是什麼民主政治？
轉型正義論者要「清除威權遺址」，最讓人心驚的就是：第一，官方可用強制的方式評斷歷史，說某一個時期、事物、人物、組織，就是「威權」。其次，一旦說你是威權，就不想看到這些遺址的影子。所謂多元價值，涵納包容，意見對話，都不是他們在乎的價值。臺大走過日本統治時期，也歷經動員戡亂戒嚴時期，歷史的一點一滴，豈能簡單地用「威權/民主」二分法來定位？真要計較「威權遺址」，那臺大建校時乃是殖民統治者所設的「臺北帝國大學」，這段歷史該怎麼算帳？
廖元豪觀點：不容異見，民主必死
https://www.storm.mg/article/2769741
廖元豪評價 在 [情報] 廖元豪：法律系學生要被綁在準備考試嗎？ 的推薦與評價
曾經同受律師考試所苦的廖元豪老師，終於替廣大苦難考生們發出不平之鳴！
在台灣，每年有這麼多學校，產出這麼多法律系畢業生，
結果在現在考試制度的保護下，上榜機會幾乎被四大（政、東、北、台）霸佔
其他學校甚至可能一年都不見得有一個上榜生
如此畸形的考試制度，卻還要把門變得更窄，根本是殘害國家幼苗的行徑！
為什麼不能讓各個大學法律系學生，都能擁有同等上榜的機會呢？！
https://www.storm.mg/article/393647
台灣的律師錄取率一向採取嚴格標準，即使在考選部前任董部長的努力下，也只提升到
10%左右。而司法官或其他法律相關的證照考試，錄取率更低。結果就是，每年全國法律
系畢業生，能從事有證照或公務員資格法律工作的人，大約也不會超過20%。也就是說，
法律教育培養出來的畢業生，有八成無法從事法律專業工作！無論怎麼看，這都是一個非
常浪費資源的現象。而考選部現在卻不顧各界反對，毅然決定要把門檻變得更嚴格。作為
一個大學法律系教師，看著學生們努力卻沒有出路，同時又看著台灣明明欠缺法律人才卻
又不要律師，真是無限感慨。
法律教育應該是一種專門職業人員的培養教育，而不是一種通識教育。它與醫學教育類似
，預設進入這個系所的人，將來都要從事特定行業。所以在大學教育時期，就該致力於涵
化這門行業的專業倫理與價值，培養學生在典範內批判思考與實務操作的能力，並且以大
量的實習時數，讓實務與學術相結合。畢業之後，這個科系的人既然經過嚴格的職業訓練
，應該大部分都能投入這個職業。在這種「專門職業訓練」的模式下，學校教師應該嚴格
要求甚至大量淘汰不合格的學生；教育內容應該要與實務操作相結合，使每個學生都能嫻
熟搜尋、分析、研究實務的法律問題；畢業前的實習應該是學生們最在乎的訓練，因為那
很可能影響了學生將來能否找到好的工作機會；律師事務所或各公司的法務部門也會樂意
讓法律系學生來實習或見習，以便提早「訂下」優秀有潛力的學生。
但現在這個理想的圖像，在「低錄取率」之下根本就無法實現。以我在歷期「律師職前訓
練」授課的經驗來看，四所法律系畢業生（政大、東吳、台大，與台北大）佔了絕大部分
的律師名額—相信在其他考試也差不多—而其他學校的畢業生加起來也遠遠不及這四所，
甚至有些學校的法律系可能一年連一個考上的應屆生也沒有！在這麼低的錄取率下，「四
校以外」的法律系學生連「從事法律職業」的企圖心都很低。而前端「四校」的法律系學
生也滿腦子只關心「能不能通過考試」。結果呢，要嘛是不在乎學校的教學與成績；要嘛
是只急著學習「考試用」的知識，而非實務或學術。許多學生覺得，學校教育與實習，除
了「文憑」外，都跟我的前途無關—因為考不上的話，再好的理論或實務，都是廢話。我
尊敬的已故恩師法治斌教授就曾感嘆，法律系學生考上前惶惶然不知所措，考不上就如同
喪家之犬，考上了則驕其妻妾。不少律師怪罪學校沒把學生教好，「實務上不好用」。這
是吾等大學教師要檢討之處。可是，律師大德們，在這種考試制度下，很難教啊！
於是就產生了最壞的結果：法律系學生對學術與實務訓練都沒興趣，卻汲汲營營於補習或
準備考試的讀書小組。學校裡最「認真」的學生，對學術、批判、司法實務訓練，都興趣
缺缺—他們僅對「考試」認真而已。偏偏錄取率越低，這種學生的「理性」思考就對他們
越有利。最後，能通過低門檻錄取率的考生，恐怕也不一定就是最有能力當律師、司法人
員、法制人員的人才。
相信法律系教授、律師、司法人員、法制人員，或各公司的法務人員，都非常瞭解一件事
：「考試用」知識與「實務用」知識，天差地遠，甚至相互牴觸。大規模考試有其本質限
制，它只能做基本門檻的篩選，而無法具有細緻的鑑別力。它不容易考出「分析複雜問題
」的能力，也很難測試出「聽了客戶陳述就抓出重點」的本事，更不能保證考試高分的人
具有搜尋資料「把不懂的弄懂」之實力。
支持降低律師錄取門檻的人，會強調現在律師已經「太多了」。就如蔡部長所云：「市場
消化不了這麼多律師，律師界哀鴻遍野、流浪律師日增，已成國安問題」。然而，考選部
是否曾做過真正的實證研究，證明我們的「市場」需要多少律師？現在真的「消化不了」
？事實上，台灣社會對法律專業的需求非常高，重點恐怕是要設計一套機制，讓公私部門
把「法律」當成決策或行為「前」的一個必要考慮，而非只有在面臨訴訟時才想要找律師
。試想，全國各機關學校，都有政風、人事、總務、會計，為何卻沒有將法制人員（政府
律師）當成必要配置？各公司都有會計、人資，卻未必有法務部門。如果在各種制度中，
將「內部法律審核」當成究責或審核的一環，那法律實務工作者的需求量難道還少了嗎？
多少公司或學校，一個法規或契約都寫不出來，這像話嗎？一個法治國家，凡事考慮法律
，天經地義。怎麼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對法律的想像還只是「訴訟」，而且還加上傳統
「訟則凶」的落後想法？
就算考選部真的能證明律師「太多了」，也未必該用考試來當篩選門檻。第一種因應方法
是從市場角度來看問題，讓拿到律師執照的人，自行瞭解法律行業生態，自己找出路—民
刑事訴訟市場太小，那難道不能從事其他法律工作嗎？國家並沒有義務擔保人人當律師又
有錢可賺，但是把「資格考」門檻升高，限制人民的工作機會，正當性就比較可疑。另一
種因應方式則是從前端控制法律系所的數量—既然市場這麼小，為什麼要開放十倍的人來
就讀？前者是請法律系畢業生「個人」為自己負責；後者則是教育部主責事務。無論如何
，八、九成的法律系畢業生「用非所學」，而學校教育無從施力（因為大學總不該為考試
而教學），考上的學生通常又沒有實習經驗與寫狀能力，既不能文又不能武，這樣的局面
擺明了是「多輸」！
相信考選部與其他倡議降低律師錄取率的人，其實也都出於健全律師執業環境的善意考慮
。但如今的法律教育、法律考試，與法律執業，三者切分各自為政的結果，造成的是學生
們花上無數時間投注在無用的考試之學。教育、政府，與實務界，真該好好合作來思考怎
樣做結構性的改變。否則。看著這些學生拼命讀書，追求正義與理性，卻要在這種既不公
平也不理性的泥沼裡打滾，浪費智能與精力，實在不忍。魯迅的《狂人日記》暗指仁義道
德的字縫裡看出來都寫著「吃人」兩字，我們的學生們會不會也感染了這種感覺？—你們
教授部長資深律師們滿口的正義嚨是假，以後我考上後也要吃人！我真的很想喊著魯迅在
這部小說的最後一句話：「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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