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桃園機師再爆染疫事件之後,某車廠老闆在臉書發表仇恨言論,抨擊機師是老鼠屎,不賺機師的骯髒錢等,雖然不到一天就撤文並道歉,依舊引起了軒然大波。
網路上的仇恨言論從來沒有少過,而疫情之下產生的仇恨言論,反映出怎樣的人心呢,我嘗試列出幾種產生仇恨言論的方向,期待能作為一種提醒,大家在激情過後有機會冷靜,避免社會更大的裂痕。
首先要說明,仇恨言論的背後是一種負向情緒,情緒引發的不僅僅言論而已,還可能帶來破壞性的行為,這也是我們該引以為戒的原因。
*
1.感受到不公平
那些不該比你好卻比你好的人,不該比你先擁有卻搶先擁有的人,容易引起你的不甘心,憤怒。
例如那些你認為「你比對方更有資格」先打針的人,他們到底憑什麼?如果是政策所致就會怪罪政策,如果是基於既有的權勢,那就加深了特權可惡的印象。
日本女星綾瀨遙在確診並住院後,網路上體恤與支持的聲音遠不及批評,被虧醫療特權,上級國民(對照下流國民的說法)。因為在過去半個月來,日本每日確診高達2萬人,在醫療量能不夠的情況下只有重症病人才能住院,相對來說並非重症的綾瀨遙當然引來韃伐聲浪。
2.感受到匱乏
當每日一口氣爆發幾百例時,整個醫療量能來不及反應與分配,如果原來只要多花點錢就能掛急診,變成即使你有錢也進不去時,民眾怎可能不怨聲載道?
(我還記得當時有許多無知網友放炮,急診病人可憐吶都睡在門外與走道上,殊不知這是要先做分流,確定是陰性後才能辦理入院手續)
當疫苗極度不夠,疫情又不見趨緩時,不管你是哪種顏色,炮口絕對一致朝外,批評政府不夠積極,火力輕一點的就說政府應該加快疫苗開發程序;火力旺一點的就批評政府採買疫苗動作慢吞吞,只想全然將情緒大發洩,不願去撈點現成資料:政府去年初就已經採買疫苗了只是別人無法出貨。
3.瞄準既有的目標對象
有些族群容易有被仇恨的體質。
國際特赦組織在2018年針對8個國家做的調查,發現有近1/4的女性曾遭受網路霸凌或騷擾,而有這類遭遇的女性也留下程度不等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症狀。
女性也有目標對象的不同,在許多文化裡「性工作者」就是弱勢中的弱勢,被家中小孩傳染確診的女性,比起從事性交易而確診的女性更容易被諒解;從事醫療工作的女性確診,也比從事性交易而確診的女性容易被諒解。
但,一個確診或被隔離的護理人員,卻比確診或被隔離的醫生,更容易受到排擠與霸凌,我身邊即有不只一位房東要從事護理工作的房客速速搬離的消息,這其中夾雜了社會地位因素在裡面,年輕的護理人員無法擁有更好的居住條件,當然也不比醫師可以得到較多的保護傘。
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對台灣疫情底下的人心素質有信心,就像機師事件一樣,一有仇恨言論出現,大家抵制的力量還是相當大,也有更多體諒與暖心的發言洗版。
從上述原因來看,我們不若疫情嚴重國家那樣的匱乏與不安全感,雖有些許不滿,但還在忍受值範圍內,比起仇恨言論本身,我更在意能有效抗衡仇恨言論的力量。
#一起療癒不要仇恨
#我是禰豆子看我最療癒
#圖文不符你管我
同時也有6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5,140的網紅Ghost Island Media 鬼島之音,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大麻煩不煩 #性犯罪 #積極同意 《大麻煩不煩》訂閱集資中,喜愛我們的節目? 請支持我們: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ghostislandme?r=26a30112a4 此生必聽!滿滿的性騷擾 / 性侵害 必備知識與法律大補帖。聽完請務必分享給你身邊的...
性工作者法例 在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前些年,在中國與台灣同時流行著一個說法,現在的社會有三種性別:男性、女性以及女博士。這樣的說法點出了除了傳統的生理、社會因素區分性別之外,還多了一個工作與職業生涯因素創造出來的性別分類。當然,這個網路流傳的說法主要是希望指出高學歷女性在當代華人社會所面對的困境,她們的困難不是傳統男性或女性所面對的,而是一個新的必須兼顧學術、職業、工作、家庭、婚姻、情感等面向的艱難挑戰。當我們認為當代社會對於女性越來越開放,女性也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力時,高學歷的女性卻會面對「不得不」選擇學術、職業的一邊,或是放棄學術這一面去追求家庭與感情的那一面。這樣的選擇困境並不是被明文規定的性別歧視,但是透過一些工作指標、投入心力等要求,華人社會的高等教育機構仍舊以一種掩蓋的方式讓男性與女性工作者產生了選擇上的差異。為什麼高學歷男性就在學術事業或家庭只能擇一投入,而高學歷女性卻往往必須做出選擇呢?
小編今天要分享的文章,就是討論高學歷女性在職場性別不平等的文章。同時,我們「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團隊,也即將於9月初舉辦一系列關於女性、人類學以及職涯的講座活動喔!尤其是今天推薦的關於女性職場平等以及女性職涯規劃與性別議題的內容,將會邀請奧沃市場顧問創辦人林宛瑩來進行講座,千萬不要錯過喔!系列講座的訊息請參考貼文最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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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學術女性,面臨不同的掙扎,分別在光譜的兩端:一種是有學術工作,但面臨建立家庭的困境;另一種是有家庭,面臨重返學術的困境。台灣看似平等,男女都可以追求高學歷,然而學術界制度面的困難,真的平等了嗎?
前陣子我和多位女科技人參與女科技人的形象影片拍攝,其中一環是錄下我們對新生代的女孩們想說的話,於是拍攝前我們邊聊天邊討論該對新生代說什麼,突然其中一位女學者說,現在女性追求學位不是問題,真正的挑戰不在求學,而是在取得學位之後。
今天我想談談當拿到博士之後,學術女性可能面臨的困境。
我們先從成功案例講起,2019 年台灣社會學刊發表了一篇「做學術、做媽媽:學術媽媽的建制困境、協商策略與智性母職」的學術論文,紀錄學術媽媽的專業掙扎和家庭責任上的掙扎與努力,普及版也發表在女科技人電子報第 152 期《專題報導》專欄。
學術專業對時間和心力的需求非常大,博士期間只要專心學術,有時當助教協助教學,但若在大學裡找到專任教職工作,前幾年往往都在忙教學、指導學生、學校行政事務,很難有力氣好好做研究。
但偏偏大學教師的升等,是以學術產出為主,助理教授被現在沉重的學術發表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但當媽媽又是另一個沉重的負擔,因此上述學術媽媽都是女超人。
學術媽媽固然忙碌,但她們象徵某種成功經驗,有許多學術女性,面臨不同的掙扎,分別在光譜的兩端:一種是有學術工作,但面臨建立家庭的困境;另一種是有家庭,面臨重返學術的困境。
雖然有些女性很快就拿到博士學位,但取得學位後可能還要經歷博士後研究和專案助理教授等工作,真正拿到一個較穩定的專任教職工作,已經是幾年後的事情,但現在助理教授苦於期限內升等制度的壓迫和不穩定性,時間壓力一直都在,男性沒有生理時間的顧慮,但女性很快就進入生育年齡的尾端。
台灣父系社會對傳宗交代還是有所執著,過了四十歲,即便伴侶願意沒有孩子,那也得看家族接不接受,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每個系所幾乎都有不同世代單身未婚的女教授們,誰都不想去當家族沒有後代的罪人。
有些女老師幸運有家庭,但沒孩子,不是因為樂當頂客族,而是女老師因壓力太大生育困難;我也有女學者朋友提到,前些年她和老公都是年輕助理教授,升等壓力很大,她們共同決定選擇工作不要小孩,但這不代表她沒有遺憾。
學術工作的聘任是殘忍的割喉戰,只看學術發表篇數,一兩年的中斷,基本上會連博士後研究員或專案助理教授都申請不上,因為男性競爭者不會有發表的中斷。目前台灣沒有協助女博士回到學術界的機制,因此很多女博士生育後面臨回不了學術界的困境。
我剛收到另一位女學者朋友,生育後努力了七年,終於拿到了第一個一年的工作合約。七年,人生有幾個七年可以這樣消耗等待。另外,我也有看到前輩以「個人因素」從專任教師辭職,以捍衛有家庭的權利,但這是個人因素嗎?還是集體的掙扎?
我們需要制度性的改變,保障學術女性安心建立家庭和增產報國所面臨的困境。但在制度結構有所改變前,每一位女性學者都在用自己的生命進行一場革命,祝福大家革命成功!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2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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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集 當臺灣遇見疫情 (下)之一 (文字版)
我們應該努力讓自己不只把注意力只放在疫情數字的控制上,以免見樹不見林。而要更關注一些根本的問題。
上一集我們已經談過一些課題,這一集我們先來談政府的角色與作為。
1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劉紹華教授,去年曾經寫過一本書,
談疫情時代的一些關鍵詞。
這次我問她,過了這段時間,會不會再加新什麼關鍵字。
劉教授說她會加「專家」這個關鍵詞。
為什麼?
劉紹華教授說:每天疫情指揮中心向大家提出報告,也說他們有個決策委員會。但是她問我:「你知道是哪些人嗎?」
這些人到底是誰,媒體要不到資料,法律學者也要不到資料。
她說:在我們所知道的世界許多民主國家裡,這是不會發生的事。
即使在臺灣也一樣。
在這一次疫情爆發之前,我們政府的運作也沒有這樣。
這麼重要的一個單位在決定這麼多重大的事情,裡面有所謂的決策委員會,但其中有哪些專家、委員,卻沒人知道,這樣的事情以前是沒有發生過的。
我問劉教授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她說這就是因為一旦我們把控制疫情的數字放在一切事情之首的時候,當然其他的事情都會放到其次,不受注意。
這麼重大的事情,決定的專家卻隱形了 ,這不是民主社會的常態。
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李建良教授,也有同樣的觀察。
他說:現在防疫權力這麼集中的情況,稀釋了法規上的一些正當性。
衛福部部長究竟是根據什麼法源來代行閣揆的職掌?
真正的指揮官是誰?
真正出了重大的問題,誰要來負責?
都是不清楚的。
疫苗的分配也是。到底有哪些科學基礎、價值選擇、政策衡量?
打疫苗的順序,又實際上是由誰來決定的?出了問題,如果要追究決策環節的時候,到底是誰要負責?
決策的透明度、決策的過程,到底是根據什麼標準跟流程做出來的?
這些目前也都是不清楚的。
所有這些,都是當政府在一切以疫情控制為最優先的時候,所忽略的事情。
2.
另外,當然還有公民權益的倒退。
劉紹華教授指出:去年疫情爆發之後,只禁止滯留湖北的臺灣人返臺;從別的地方返台的人卻沒有這種限制。
一個民主國家,把公民的基本權益做這種限制,是不該有的情況。
劉教授說:在這個過程裡,提出質疑,就會被要求團結;有不同的意見,又很容易被打成中共的同路人。
她說:從去年開始,中央的政策都在喊全島一致,一直到最近,所謂的要不要解封這樣的事情,才交由地方政府來決定。
她認為,這是因為亞洲經過威權文化洗禮的地方,都容易就以為團結就是整齊劃一。
但她說,看教宗這本書就會知道,像教宗講的團結, 就比較像是禮運大同篇裡面所講的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如果不能容納多元的聲音,那到底怎麼形成一個社會的共識?怎麼形成真正的所謂生命共同體呢?」她問。
政大公共行政學系杜文苓教授也說:在一個社會裡面怎樣調節不同的意見,互相尊重,讓不同的意見可以創造出新的思考和解方,是極關重要的。
杜教授說:教宗在這本書裡面講 「不同意見 可以保留高音處的和弦」。這樣才可以使得社會的聲音更繽紛,更豐富,不落俗套。
此外,李建良教授也指出:就是疫情期間很多會議都採取網上會議的時候,視訊時代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效率會減弱,重要的決策很容易就被輕鬆通過。
而線上型式的利弊就是,一方面有利於資訊的傳播、記錄,
但不利的一點就是公共政策會如此決定。
李建良教授也特別提醒:數位足跡的資訊掌控跟使用,事後如何還權於民,或者說是如何還私於民,這些事情也都是政府應該事先就清楚說明的。不能等到人民要求說明一點,政府才做一點。
3
除了政府的角色之外,公民社會的課題也非常關鍵。
清大通識教育中心的林文源教授,這一年多來一直在密切觀察臺灣在疫情時代所發生的種種現象。
他說:就像世界經濟在疫情爆發之前重視全球化的長練,而疫情爆發之後開始注意各地區的短練,台灣對疫情的關注和因應,也有長練和短練。
林教授說:臺灣的疫情,其實可以分成前後兩個階段。
今年五月之前,很容易讓人覺得台北就是全台灣,非常中心化,也像是重視的是長練。
而今年五月之後的第二階段,才開始更注意各地當地的現象,在地化的討論和因應。
林文源教授觀察上半場的另一個現象是 :大家的討論都好像參加政論節目,而下半場則出現比較多的個人化的行動,實質考量。
假新聞很多,但是主動對抗假新聞,補資訊漏洞的人也多起來。
「臺灣跟中國的較量,從過去政府之間好像是長程飛彈的較量,改為現在民間的巷口的肉搏戰。」他說。
當萬華茶室事件爆發後,固然有很多人在污名化,但是也很多 NGO 的從業人員在關心這些弱勢者,為她們發聲。
所以他說看到民間很多人在主動論述,幫我們釐清社會的樣貎,因而可以準備未來可以做什麼事情。
因此,林文源教授說他看到很多人像是在日常生活裡進行個人的社會運動。
許多其他學者也有相同的觀察。
杜文苓教授說:如果只看主流媒體,會只看到對立立場的相互指責,看不到社會有什麼其他自主性的力量。
但事實上,杜教授說,像社會出現對萬華茶室的污名化之後,出現很多自主性的草根力量在行動,協助街友、性工作者。
她說,這是我們社會可貴而重要的力量,也是我們面對未來挑戰的靭性力量。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的趙恩潔教授提醒要注意兩大結構性的問題。
第一是要注意資本的不平等。
她提出所謂 COVID 難民這個概念。
她說,這一次疫情的傳播,全世界皆然,都是因為有些人可以搭飛機在空中到處旅遊 , 所以造成了快速的全球性蔓延。
然後等疫情爆發之後,以臺灣為例,很多人就因為臺灣安全,就回到了臺灣;可是等到臺灣的疫情爆發,疫苗又短缺的時候,這些人就又馬上又離開臺灣,
再到其他可以打疫苗,他們認為更安全的地方。
趙教授認為這是一種資本的不平等。
有些人有條件一直這樣飛來飛去,不但造成了病毒的傳播,又能夠這個及早找到自己認為安全的避風港。
相對之下,社會裡比較弱勢的人,沒法像他們這樣移動的人,居於非常不利的情況。
趙教授提醒的第二點,是大規模農業和養殖動物的問題。
養殖動物從以前開始就是很多傳染病的起源,目前當然更是我們要小心的源頭。
而她看到現在許多人因為這次疫情,已經改變自己的注意,
改為開始注重在地的生活圈,發展農業自主。
她認為這也是公民社會裡大家在實踐勇敢夢想的行動。
4
在一個公民社會裡,溝通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劉紹華教授說,所謂觀察問題,並不光是說「看」到問題就可以。
光是「看」,也可能會「睜眼說瞎話」。
她說:觀察問題,需要有一段距離,才能需要「景深」。有了景深,才會觀察得立體化。
劉教授說,但是臺灣的人口密度很高,大家都很貼近,所以討論公共議題的時候,經常難以產生必要的「情緒距離」和「眼光距離」,也就難以產生「景深」。
她說:這一點是需要我們注意的。
對於如何溝通,台北醫學大學林益仁教授提出一個觀點。
林益仁教授長期觀察原住民文化,參與原住民的活動。
他說:台灣的地理很特別。從海平面上升,到亞熱帶、溫帶,甚至到高山是寒帶。 所以我們的植物生態非常多元。
林教授說我們的社會也是一樣。人口有非常有多元的各種背景,和澳洲一樣也是墾殖社會,但是擠在一個小很多的土地上。
所以林益仁教授認為:我們社會的對話,可以參考原住民的這個方式。
他說,泰雅族裡面有句話話叫「 sbalay」。
「balay」就是真相,「sbalay 」就是找尋真相,和解。
所以當泰雅族碰到他們族裡面出現爭議的時候,就會把大家找來,都坐在一起 ; 你把你看到的講出來,我把我看到的講出來,他把他看到的講出來 。
林教授說,通常大家把自己所看到的東西都講出來,轉了一圈之後,
大家大致就會有一個答案出來了。
所以,林益仁教授認為:這是我們可以向原住民借鏡參考的一種溝通跟對話的模式。
我們談過了疫情時代為什麼不能只是關注每天確診人數、死亡人數這些表面上、結果性的指標,卻不注意其他更根本、更原由性的課題之後,下面最後一集,我們來談一下疫情時代,我們為什麼需要勇敢地夢想、有一個美好的夢想,以及台灣想要進入國際社會所該有的準備。
謝謝大家。
我們最後一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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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必聽!滿滿的性騷擾 / 性侵害 必備知識與法律大補帖。聽完請務必分享給你身邊的人,這集太重要了!
大來賓:這次特別為【成人之美 十月彩虹特企】podcast 串連活動,邀訪到婦女新知基金會的董事 aka 德臻法律事務所的合夥律師 - 郭怡青律師
本集聊到:
1) 法律上所謂的「危險性行為」
2) 比通姦罪還可怕的HIV條例(甚至常被拿來當作情感報復的工具?)
3) 「煙嗨」超危險,一不小心變「販賣」
4) 酒後性侵之事實認定,與訪間流傳之「防止被吉」教戰手冊?
5) 什麼是「權勢性交」?
6) 「事後」越想越不對,為時已晚?
7) 誤認「不要」就是「要」,罰不了?
8) 什麼是「積極同意」?「性交同意書」又是啥?
9) Zoe 氣到在夜店直接砸酒瓶
10) 只要摸了隱私部位就算性侵?
11) 到底哪些行為算是「性騷擾」?
12) 律師與當事人的道德越界
13) 性教育從小不好好教,長大以後就是刑法來教!
最後,刑法不是解決問題的萬靈丹!然後,性教育真的很重要!
本集節目提到:
- 婦女新知
https://www.awakening.org.tw/support
-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 21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50004&flno=21
- 權勢性交(刑法228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28
- 婦幼隊
https://wpd.police.gov.taipei/
Apple Podcast 評分留言:可以不斷留言,就會被刷到前面
五星破萬週更:立馬到 Apple Podcast 給我們五星評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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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聲明:大麻雖有神奇療效,過度使用還是會讓你腦袋壞掉。
本集節目與 kkbox共同策展,由超過26個podcast節目共同響應,歡慶彩虹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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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人 - 凱西 Cathy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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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者法例 在 Dd tai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藝妓(日語:芸妓、芸者),又稱藝伎,是日本特有的女性表演藝術工作者;「藝妓」一詞源自漢語,工作性質相當於中國書寓的詞史、先生或長三堂子的女校書。當代日本藝妓社會地位較高,且已形成一種具代表性的傳統文化。日本藝妓表面上並非性工作者,其工作內容除為客人服侍餐飲外,主要為在宴席上以舞蹈、演唱、演奏等方式助興。日本的藝妓文化是由京都開始向外發展,而京都藝妓的起源可追溯到約17世紀的京都八阪神社所在的東山。八阪神社是京都眾多神社及寺廟中一個非常著名的神社,而且歷史悠久。據說那時參詣八阪神社的人很多,自然附近就聚集了很多商店,形成一個商業區。其中有許多稱為「水茶屋」的店,販賣茶、糰子等點心,讓日本全國各地到來的信徒有個暫時休憩的地方。在這些店工作的女服務生稱為「茶汲女」或「茶点女(茶點女)」。有些茶汲女會用歌曲、舞蹈來吸引客人,也就是現代所謂的商業手法。日子久了,這種商業手法不斷推陳出新,品質也一直提高,例如三味線的演奏也加入了。在這種良性循環下,有的水茶屋生意越來越好,規模開始擴充,商品種類也開始增加,例如酒、高級料理等都出現了。既然茶汲女的表演是一個重要的商業手法,有些水茶屋老闆便開始對旗下的茶汲女有計畫的訓練,這就是藝妓文化的雛形。從普通的水茶屋變成高級料亭,在成本的考量下,分工亦愈趨精細,與其每家店都自己供養及訓練藝妓,倒不如集中培訓,有需要時再請來表演,更能發揮經濟效益。所以稱為「置屋」的專業培訓中心及業者便應運而生。
在現代日本,擔任藝妓的條件非常苛刻,學藝費用高昂,並不是一般家庭可以承擔的。而且學藝歷程艱辛,不是所有藝妓都能堅持的。古時藝妓一般從10歲開始學藝,現在則因為《兒童福祉法》和《勞動基準法》的限制,必須初中畢業(即14、15歲左右)才可以開始學藝。學習的內容繁多,過程十分艱苦。其中包括文化、禮儀、語言、裝飾、詩書、樂器,直到鞠躬、斟酒等,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有嚴格的要求,處處體現高貴和穩重。比如訓練中有一項的內容是吃熱豆腐不能發出聲音,更不能碰到唇彩,可見要求之嚴格。到16歲左右便可以正式擔任藝妓,整個演藝歷程長達5年。初為藝妓者稱為「舞妓(或寫做舞子)」、「半玉」,而後才可以正式轉為「藝妓」。藝妓生涯一般到30歲完結,在30歲以後仍然繼續當藝妓的話便降級,成為年輕貌美的名妓之陪襯。藝妓中把前輩藝妓稱為「お姉さん(姊姊)」。藝妓一般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通常人們在公開場所只能見到行色匆匆的從住地趕往茶社,或從茶社趕回住地的藝妓。她們之間形成一個小圈子,一般人很難窺探她們的生活,從而造成了人們對他們生活的好奇和興趣。藝妓的收入不菲,氣質超凡脫俗,但因為經常都要盛裝打扮,不便處理日常生活事務以及個人的梳妝。有顧及此,藝妓的僱主會為藝妓提供貼身保姆照顧她們的起居飲食。出色的藝妓常常會成為達官貴人所追逐的對象,其中不乏兩情相悅者。古代的日本,結婚後的女性必須放棄藝妓的工作,但藝妓在古代仍處於社會下層,與達官貴人並非門當戶對,一般只會納為側室,直至一夫一妻制實行後才有較大改變,但二戰前仍有不少藝妓只能成為情婦。現代藝妓婚後離職的行規才被逐漸取消,但大部分的藝妓仍然依照傳統,在婚後離開藝妓的行列,而離婚後重返藝妓行業的人卻不在少數,其中當代最著名的莫過於中村喜春。
京都市東山區建仁寺是臨濟宗建仁寺的總寺院。開山鼻祖為榮西禪師,由源賴家創建寺院。寺院創設於鐮倉時代的建仁二年(1202年),寺名即當時的年號,山號為東山。寺內殿堂是模仿中國的百丈山而修建。創建時是天臺/密教/禪三宗而兼學,但從第十一世但蘭溪道隆時代則變成純粹的臨濟禪的道場。建仁寺作為禪的道場,歷經800年的時間。至今仍然是很多民眾的心靈依靠。
關於開山鼻祖榮西的名字讀法,在寺院傳記中讀作"YOSAI",但是一般被讀作"EISAI"。字明庵,號千光葉上。榮西禪師于永治元年(1141年)生於備中(岡山縣)吉備津宮世襲神職之家,為賀陽氏之子。14歲落髮,此後在比睿山修煉天臺密教,之後兩度入宋,將禪法帶回日本,並進行傳播。此外,榮西禪師還被尊為“茶祖”,他從中國帶回茶種,鼓勵在日本栽種茶葉,普及了喝茶的方法。
潮音庭——三連之庭,位於建仁寺本坊中庭的禪庭,中央立三尊石,東立坐禪石,周圍紅葉環繞,四面均可見美景,氣氛淡泊寧靜。
風神雷神圖屏風(國寶)被視為表屋宗達真跡且是他晚年最經典的傑作。兩折屏風的全部表面貼有金箔,右半描繪風神,左半描繪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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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官方報導,性工作者中,80%以上是性病帶菌者,此影片純以遊客角度探討曼谷淫業、色情行業陷阱及破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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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ZuZ0J_wh3U
Also watch:
秋葉原行街,吹水講下日本召妓收費 和酒吧種類Akihabara and tell you charges for prostitution in Japan
https://youtu.be/aRNNp7lAsQs
Souce from Wikipedia:
Prostitution in Thailand has been common in modern Thailand and its predecessor states for centuries. During the Ayutthaya Kingdom (1351–1767), prostitution was legal and taxed,[1]:2 and the state ran brothels.[2] Since 1960, prostitution in Thailand has been de jure illegal. Nevertheless, it was estimated to be worth US$6.4 billion a year in revenue (2015), accounting for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national GDP.[3]
Sex worker perspectives
Were it not for financial pressures, there is evidence that most sex workers would not choose the work. In Sweden and the Netherlands, where prostitution is "...legal, protected, lucrative and safe,..." it is not a popular profession. Greece provides a recent example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rostitution and economic destitution: researchers there estimate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selling sexual services in Greece has soared by 150 percent since the Greek market collapse in 2008.[81] Many sex workers in those countries are imported from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One Thai university student doing sex work to support herself lamented to an interviewer that "my life doesn't give me choices".[82] The president of Thailand's Foundation for Women notes that, "These women may well have the capacity to separate their sex work from their self-identity." In the words of one of the sex workers she interviewed, "Once I met my customer on a street, he tried to approach me. But I ignored him. What right does he have? Outside a brothel, I am a normal woman."[82]
Some "sex workers" claim that actual sex is a minor part of their occupation. An independent sex worker in Chiang Mai says, "...most of her job is having drinks with customers, only involving sex two or three times a month. Akin to a 'professional girlfriend', ...sex workers provide...company to middle class or foreign men. In return, clients will buy her clothing, take her to watch movies...."[82]
Reasons for the prevalence and toleration of prostitution
Social views
Thai society has its own unique set of often contradictory sexual mores. Visiting a prostitute or a paid mistress is not an uncommon, though not necessarily acceptable, behaviour for men. Many Thai women, for example, believe the existence of prostitution actively reduces the incidence of rape.[14] Among many Thai people, there is a general attitude that prostitution has always been, and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the social fabric of Thailand.[14]
According to a 1996 study, the sexual urge of men is perceived by both Thai men and women as being very much stronger than the sexual urge of women. Where women are thought to be able to exercise control over their desires, the sexual urge of men is seen to be "a basic physiological need or instinct". It is also thought by both Thai men and women that men need "an occasional variation in partners". As female infidelity is strongly frowned upon in Thai society, and, according to a 1993 survey, sexual relationships for single women also meets disapproval by a majority of the Thai population, premarital sex, casual sex and extramarital sex with prostitutes is accepted, expected and sometimes even encouraged for Thai men, the latter being perceived as less threatening to a marriage over lasting relationships with a so-called "minor wife".[57]
Another reason contributing to this issue is that ordinary Thais deem themselves tolerant of other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whom they perceive as downtrodden. This acceptance has allowed prostitution to flourish without much of the extreme social stigma found in other countries. According to a 1996 study, people in Thailand generally disapprove of prostitution, but the stigma for prostitutes is not lasting or severe, especially since many prostitutes support their parents through their work. Some men do not mind marrying former prostitutes.[58] A 2009 study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prostitutes found that among the sex workers surveyed, sex work had become normalized.[59].....
ウィキペディアのソース:
アユタヤ王国(1351〜1767)では、売春は合法で課税され[1]:2、州は売春宿を経営していました。タイでは法的に違法であり、見通しとしては、年間収益64億米ドル(2015年)に相当すると推定されており、国内GDPのかなりの部分を占めています。
セックスワーカーの視点
経済的圧力がなければ、ほとんどのセックスワーカーは仕事を選択しないという証拠があります。売春が「...合法、保護、有利、安全」であるスウェーデンとオランダでは、人気がありません。職業:ギリシャは、売春と経済的貧困の相関関係の最近の例を提供します:研究者は、ギリシャで性的サービスを販売する人々の数が2008年のギリシャ市場の崩壊以来、150%急増し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ます。自分自身をサポートするためにセックスワークをしている大学生の一人は、「私の人生は私に選択肢を与えてくれない」とインタビュアーに嘆き悲しんだ。[82]タイの女性財団の会長は、「これらは女性は、セックスワークを自己同一性から分離する能力を持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彼女がインタビューしたセックスワーカーの一人の言葉で、「通りで顧客に会ったら、彼は私に近づこうとしました。しかし、私は彼を無視しました。わ売春宿の外では、私は普通の女性です。」[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