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早期的創傷或慢性壓力會阻斷神經發展。
其後果是至成年時,我們有時無法做出最好的決定,例如飲食選擇、同居對象、是否吸菸等,而這些行為會提高罹患糖尿病、心臟病、癌症等各種疾病的機率。我們通常把這類疾病稱為生活型態病,因為其病因和生活方式息息相關。
壓力和創傷可能改變DNA,使身體更容易患病,而這種基因甚至可能遺傳給下一代。我們已經知道,有害的壓力可能改變身體的化學與生物狀態,影響直達細胞。
摘錄自《#哈佛醫師教你喚醒自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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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晚安:
昨天的贈書直播沒提到疾病與「自我認同」的關係,我感覺很可惜,今天下午特別請出版社授權相關文章,想做文字上的補充。
https://www.facebook.com/Psychologist.Hung/videos/466001611099283
下面有兩篇摘文,這兩篇摘文從大腦神經的角度,來談「自我」。要花一點時間看,透過閱讀這篇還有接下來的系列文章,可以幫助我們知道,我們平常在版面上所談到的,看似很抽象飄渺的說法,可以找到甚麼樣的依據。
我先從我們所熟悉的童年嫌惡經驗來複習,童年經驗影響我們的自我認同甚巨,這是我們都清楚的。而童年經驗到底如何導致疾病,從下面文章的分析,我們就能有個具體的邏輯。
祝願您,有空能在心理上回到童年,看見我們對自己的信念與認同,如何形塑成我們現在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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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傑佛瑞.雷迪格】
人生故事的重要性
我形容自癒現象是醫學界還沒有打開的黑盒子。商用飛機上的黑盒子會記錄飛行途中的資料並儲存下來,假如飛機失事墜毀,調查人員可以從黑盒子中汲取重要資訊,釐清事故原因。
我們每個人心中也都有一個黑盒子,記錄一生中所發生的大小事。我指的特別是記憶、過去的情緒、銘刻在心靈與細胞上的古老創傷與失落、根深蒂固的壓力與焦慮,這無法透過幾分鐘的靜坐或改變生活環境而消除,像安全毯一樣被我們緊緊握住的悲傷與嫌隙;對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身分、能力、應得或不應得的事物,在人格形成期逐漸確立。就像醫學界不願開啟自癒的黑盒子,我們多數人也對自己心中的黑盒子避而不談,不曾檢視這些關於自己、他人、世界的潛意識信念。
我這裡所談的黑盒子不只是譬喻,而是真有這種東西,比較科學的名稱是預設模式網絡(default mode network,簡稱DMN)。基本上,DMN包含大腦幾個鬆散相關的部位,包括大腦深處較古老的結構以及大腦皮層較新的部分,當你進行特定類型的思考時,這些部位會啟動,或是亮起來。之所以說「亮起來」,因為這就是透過功能性磁振造影所看到的模樣,大腦原本呈現銀灰色,而啟動的部位會像營火中餘燄未盡的木塊一樣閃現火光。
什麼事情會點亮DMN呢?做白日夢、想著自己和他人、在社群媒體上被點「讚」、想起過去所發生的事、想像未來可能發生的事、自省、察覺到自己的情緒的時候。基本上,當你沒有想著外在世界的事物,而是關注內心,進入較為自省的狀態時,DMN最為活躍。DMN渴望敘述,透過連結過去、現在以及我們認知中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來協助我們譜寫關於自己的故事。
我們以自己獨有的方式來解讀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並根據自己的認知來「記錄」這些事件。我們常一再想起重要的事(尤其是負面或感受強烈的經驗),當我們腦中回想起這些事件時,我們就以同樣的模式一再啟動DMN,生成神經路徑,其上的「溝槽」會隨時間加深。你小時候在學校是否曾在書桌上寫字?我記得書桌原本是平滑的米色木頭,我在上面寫字時,鉛筆滑過光滑的桌面。不過一次又一次描著同樣的字跡之後,書桌上的凹痕愈變愈深、難以移除。不用多久,我就只能沿著原本的凹痕寫字,描著不斷加深加黑的線條。當你一再回想創傷、壓力、記憶、悲傷等各種關於自己的信念時,大腦的DMN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
DMN是神經科學領域中相對新穎的概念,因此醫界對於這個虛無縹緲又極為重要的腦部系統到底包括哪些部位還沒有明確的共識。不過醫界一般認為DMN應該包含前額葉皮質(負責計畫、決策、調節行為的中心)、扣帶皮質(屬於大腦邊緣系統,負責情緒與記憶的形成)以及下部頂葉皮質(負責解讀成形的情緒並處理語言與感官資訊),這些部位共同造就了旁觀者眼中的「你的個性」,或是你自己眼中的「我」。神經科學家為DMN取了個暱稱:我網絡(me network),這是自我在神經生物學方面的根基;這些部位造就你的本性。
這裡我得暫停一下,我要說明的是,你的本性不全來自DMN,構成身分認同的因素不只有DMN,單一神經網絡無法表現一個人的全部。特別是在徹底療癒方面,身分認同遠不僅止於此,但DMN仍是很重要的一個起點,這是「你之所以成為你」的建築藍圖,你的生命、身分認同、自我意識、處事方法都是根據這份藍圖所建造。
那如果你的自我意識(也就是你的身分認同藍圖)是構築在負面、有害、受限的想法之上,那會是什麼情況?自己加諸己身的負面或限制信念會對大腦化學、對體內的壓力循環或戰或逃狀態、對生物系統、對細胞、對你的患病機率、治療能力造成什麼影響?你的黑盒子中是否有東西阻礙你治療,甚至提高你的患病機率?
……
你的黑盒子裡有什麼?
一九八五年,一位研究人員的口誤開啟一項研究,後來進而改變了現代醫學的景貌。文森.費利帝(Vincent Felitti)是加州聖地牙哥凱薩醫療機構(Kaiser Permanente)預防醫學部門的主任,他想知道為什麼患者一直退出他的減重門診。減重門診是預防醫學部門很成功的一項舉措,不過奇怪的是,這裡的中輟率高達百分之五十。參與者一開始的減重過程都很順利,穩定朝預設的減重目標邁進,不過之後卻經常突然退出,再也不來門診。到底為什麼患者總在即將實現目標時紛紛退出?
減重門診曾有一位模範患者,她在一年內減去三百磅(約一百三十六公斤),之後卻突然退出減重計畫,費利帝醫師看著預先寫下的訪談問題訪問她,卻出現口誤。費利帝醫師問(或以為自己是這麼問):「你幾歲開始有性行為?」患者回答:「四十磅(約十八公斤)的時候。」費利帝醫師對回答感到疑惑,於是又問了一遍,患者還是給出同樣的答案,然後突然放聲大哭。
費利帝醫師突然明白,他把兩個問題合併成一個句子了,他原本是要問患者開始有性行為的年紀,卻問成「體重多重的時候開始有性行為?」而患者脫口而出的答案,則透露出在別的情況中可能永遠無法說出口的真相:她小時候遭到性侵,第一次性經驗是在四歲的時候和家庭成員發生的。
這是一個真相大白的時刻。之後費利帝醫師調整訪談問題,擴大訪問範圍,很快就發現患者成功減重,正是他們退出減重門診的原因。有一位女性在短短三週內復胖近四十磅,因為有一位同事稱讚她的外表,邀她出去約會,她說:「過胖讓我受到忽視,而我需要的就是被視而不見。」因為她也曾有受虐的經歷。
由於口誤,費利帝醫師意外發現治療患者的祕訣。童年遭受性侵與肥胖之間的關聯相當深遠,而且後來發現其實也相當普遍。由於小時候經歷過創傷,這些人可說是把增胖當成生存策略。因此,醫師為患者擬定減重策略時不能只著眼於現在;這些患者必須回到自己的童年,治療當時的創傷,這樣才能減掉體重並維持不復胖,真正獲得健康。費利帝醫師與傑出流行病學家理察.安達(Richard Anda)合作規劃一項大型的縱貫研究,擴大調查童年創傷與現在健康狀況的關聯,他們發現問題遠超過性侵與肥胖,遠遠超過。
費利帝和安達醫師區分出十種童年壓力與創傷類形,他們稱之為童年不良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簡稱ACE)。他們在兩年期間內檢視一萬七千名研究受試者,研究方法包括身體檢查與訪問受試者的過去與童年經驗。他們發現童年創傷經歷與眾多疾病類型間都存在顯著關聯。虐待及忽視、喪親、目睹家暴、與精神病患者或藥物依賴者同住,或即便只是情緒忽視所帶來的持續、少量慢性壓力,這些種種經驗都是肥胖、糖尿病、癌症、心臟病等各類疾病的重要預測指標。或者,從端粒研究者布雷克本和艾波的角度來看,這會縮短你的健康年限。
那這些過去經驗到底是如何轉化為成年的疾病?
乍看之下,ACE研究結果顯示的是,童年早期的創傷與壓力容易培養出致病的行為。比方說,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的說明,ACE與疾病之間的關聯是:生命早期的創傷或慢性壓力會阻斷神經發展。其後果是至成年時,我們有時無法做出最好的決定,例如飲食選擇、同居對象、是否吸菸等,而這些行為會提高罹患糖尿病、心臟病、癌症等各種疾病的機率。我們通常把這類疾病稱為生活型態病,因為其病因和生活方式息息相關。我們許多選擇與習慣的根源可能來自童年時期的經驗,這是一項大發現,而現在醫界終於開始據此改變檢查與治療疾病的方式。我之所以說「終於」,是因為這些變化早該出現了。
費利帝和安達醫師於一九九八年首次發表研究結果,而國內所有醫師早在當時就該正視這項結果,重新評估自己行醫的方式,但多數人根本不屑一顧、置之不理。他們說:相關性不等於因果關係;他們認為童年創傷與成人時期患病只是巧合,因此不願接受研究結果。不過ACE研究的設計相當精良、一絲不苟,而且發布之後陸續獲得其他研究的印證,因此我懷疑醫界起初不願採納的真正原因是:這個問題太過龐大,假如我們認同ACE研究的結果,就必須徹底改變醫療方式,思考如何改造整個醫療業的基礎體系,這項工作規模龐大,令人不知該從何著手。
文森.費利帝描述這項開創性研究所受到的負面反應時說:「沒有人想要知道這件事,可是這是確實存在的。」
你看到CDC所闡釋的關聯途徑(童年經驗、神經發展受阻、危害健康的行為)後,很容易想說:喔,我沒有ACE的問題,因為我沒有那些不良行為。也許你做過ACE測驗,發現自己符合一或兩項描述,但你現在的習慣很健康。這樣很棒,不論是完全靠自己或生命中有他人的協助,這代表你成功培養適應力或應對策略,但不幸的是,這不代表ACE對你毫無影響。不健康的行為只能解釋半數與ACE相關的疾病,那另外一半的原因是什麼?壓力和創傷可能改變DNA,使身體更容易患病,而這種基因甚至可能遺傳給下一代。我們已經知道,有害的壓力可能改變身體的化學與生物狀態,影響直達細胞。ACE不僅會培養出致病行為,甚至會直接帶來疾病。
那如果你做了ACE測驗後發現自己不符合任一項描述?這也是一大好消息,但仍然不代表過去壓力、創傷、悲傷等經驗並沒有刻入DMN中,不代表你目前的健康狀態或治療能力完全未受影響。ACE研究證實有十種創傷會影響健康,導致疾病,但不代表其他類型的創傷不會造成影響,只能說我們還沒加以研究。
我研究自癒到這個階段,我知道我不能只看已獲得科學充分證實的證據。ACE研究著重於童年經驗,並證明這些經驗會影響健康。不過就某方面來看,ACE研究只是初步的工具,只是起點,無法完全囊括過去經驗對目前身分認同與健康狀態影響的全部面向。我不禁想知道,那其他從未有人研究過的經驗呢?ACE研究沒有含括的經驗呢?像是生命早期我們所接收到關於自己的概念、關於自己值得(或不值得)擁有什麼、關於自己有哪些不是或過錯?關於悲傷和心碎、關於心中對曾傷害自己的人所放不下的怨恨?這些經驗又會如何影響我們?我們對這些經驗的感知和解讀埋藏在體內,長達數月、數年、甚至數十年,這對我們有什麼影響?這會如何形塑我們的DMN,影響我們對自己的認知與定義?
我第一次讀到ACE研究的時候,我覺得自己的未來一片黯淡。如果你的黑盒子中裝了一些晦暗的過去,後來得知防止這些經驗內化,扭轉神經發展與生理發展的最好方式是早期療癒,那你大概感到毫無希望。我知道我自己就是這樣。我在心中回想自己的童年與青少年時光,想起這些很可能使我罹患各種疾病的經驗以及多年累積的有害壓力。我做ACE測驗的時候,我發現我符合其中七項描述。
七項。
看到這樣的結果,很難不覺得自己注定疾病纏身。我那時才發現,我的父母都會對小孩的身心施虐,我們每天的生活都像是戰場,我和弟弟都會被打。父母以宗教之名逼我們過著匱乏的生活,母親要求我吃下腐壞的食物、發酸的牛奶,製造各種極端情境,藉此展現她能全面掌控我的身、心、靈。我認為她也承受著未曾妥善處理的失落經驗,也許因為如此,她和我(她最大的兒子)的關係特別惡劣。她曾說我們之間的問題始於我兩歲的時候,她週末出門返家後呼喚我時,我沒有回應她。她放不下這件事,因此我們的關係從未獲得修復。隨著我逐漸長大,她試圖灌輸我,我內心有某種劣根性。她差點成功了。很久以後,在我脫離原生家庭後才知道,如果當時有人了解我們家是什麼情況,社會機構一定會把我和弟弟妹妹帶走安置。
回想起來,我發現我是手足中受害最深的一個,不過他們現在也都罹患各種慢性疾病。研究本書中提到的這些顯著康復者,是改變我自己生命軌跡的一大重要因素,尋求治癒心靈的正道一直是非常貼近我內心的一趟旅程。對我來說,放下童年創傷,確保自己的身體沒有陷於慢性戰或逃的循環中,同時也能脫離原來的DMN。
新的經驗是塑造新DMN的一種方式,當你脫離每日例行公事,創造新的經驗,大腦就能脫離DMN,跳出預設的行為模式,這對改變思考模式並促進健康來說都是一大良機。脫離DMN後,你就有機會創造新的神經路徑,隨著時間一再強化,之後就能覆蓋掉現存的路徑。
DMN全名預設模式網絡,聽起來雖然很機械化,不過比起我們過去常說的自我(ego),其實是更為精準的說法。自我在大眾文化中的定義很不明確,不過基本上指的就是個人的身分認同或自我意識:我們如何整合無意識與有意識的自我、協調高等與低等衝動、判斷生命中真相的方法。不過我們提到自我時,常認為這是固定或永久的,但其實身分認同不是固定不變的。而預設模式網絡這個詞的優點在於能準確表現出,身分認同其實可說是神經突觸與路徑的一種功能,可以加以編輯或重新設定,就像地圖也可以隨著地貌的改變修改或重新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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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醫師教你喚醒自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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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精神病患者定義 在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倫敦大學研究:1/3冠狀病毒確診者出現譫妄(Delirium)的精神病症狀!】:COVID-19 (coronavirus disease-2019,新冠病毒)以及所造成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絕不止於實際得到時所造成的身體傷害,健康大眾在面對目前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威脅下,光想到COVID-19 這場戰役帶來的社交距離拉大、生活型態改變、工作穩定度的影響、未來可能的整體經濟衰退,每個人或多或少在精神心理上也都會受到影響,更嚴重的可能還會導致嚴重的焦慮憂鬱、心理創傷。(資料來源:【註1】)
《刺胳針-精神醫學期刊》(Lancet Psychiatry)最新的一項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3559包含SARS、MERS、COVID-19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數據指出,COVID-19患者的譫妄【註2】在感染的急性期時,有不少的比例:
在COVID-19的研究中:一項研究加護病房譫妄的比例約69%;另一統計則顯示在感染後死亡的82例患者中,有17位也(21%)出現意識狀態改變的譫妄症狀。治療出院後,三分之一的COVID-19患者有執行障礙的認知功能問題(dysexecutive syndrome,也就是譫妄的症狀)。
這份研究顯示:罹患新冠肺炎的患者,和其他冠狀病毒(SARS, MERS)感染類似,在恢復後不會產生精神疾病。但醫護人員仍需要注意康復後的患者更長期是否有憂鬱、焦慮、創傷壓力後症、以及罕見神經精神疾病的可能性。(資料來源:【註3】)
據美國 CNN 報導,英國倫敦大學的研究人員5月18日表示,因新冠肺炎而住院治療的重症患者中,康復後出現譫妄、意識模糊和躁動等精神疾病症狀的可能性較高,他們認為,新冠肺炎重症會導致患者出現精神疾病症狀。
醫學期刊《Lancet Psychiatry》中,倫敦大學學院精神病學教授Jonathan Rogers及同事對過去兩種冠狀病毒感染者的情況進行了回顧。這兩種病毒分別是2002年至2004年流行的病毒SARS,和目前仍有人感染的MERS。
Jonathan Rogers表示:「雖然沒有證據能夠證明常見的精神疾病是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一個特徵,但還是建議臨床醫生檢測患者的精神狀況,如憂鬱、焦慮、疲勞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Jonathan Rogers指出,就像SARS和MERS患者那樣,醫生需要關注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在康復後的幾週或幾個月內出現這些精神症狀的可能性,對精神症狀的監護應該成為醫療護理的常規內容。
當然,確診精神疾病者還是只佔了少部分,Rogers同時補充指出,團隊對3550多例新冠肺炎病例進行了分析,發現在感染病毒之後,大部分人不會出現精神問題,還需要更多有關新冠肺炎患者相關精神症狀的數據予以佐證。(資料來源:【註4】)
■ 回首SARS,對醫護人員的衝擊有多大?精神科權威這樣說…
2003年3月,SARS侵襲台灣,導致1萬3000人遭到隔離、356人受到感染,其中73人死亡。當時台灣民眾聞之色變,經過各界的努力之後,疫情才在7月初獲得控制。
■SARS過後... PTSD、憂鬱、恐慌仍在蔓延
「雖然制定了種種防疫措施,然而對於病患及醫護人員的精神心理健康的照護,卻如一片沙漠。」振興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蘇東平回顧SARS期間,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醫療護人員,除了身體上可能受到感染的威脅,在心理精神層面上也造成影響,例如災難後經常見到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重度憂鬱症、恐慌、害怕及失眠症。
■ 將接觸SARS的程度定義為不同劑量
以劑量效應(Dose-Response)的方式來探討其身心問題:
「劑量最低」的是被隔離的醫護人員。
「中度劑量」的是直接照顧SARS病患者。
「重度劑量」的則是罹患SARS的醫護人員。
■曾受隔離的醫護人員,身心狀態變得更強
SARS盛行期間,這些被隔離者在工作、社交與家庭上的互動關係上,受到中等程度的干擾;然而研究也發現,家庭的支持提供了保護因子,可以降低受隔離者的身心壓力。特別的是,在SARS後的6個月,發現這107位被隔離者的身心狀態,比對照組的122位醫護人員來得健康,顯示小劑量的壓力,可能使心理、精神相對增強。
■曾照顧SARS病人,憂鬱症發生率高13倍
第二項研究是在SARS盛行時、針對在SARS病房直接照顧病患的70位醫護人員,進行為期1個月的身心狀態評估,同時以非SARS病房的32位醫護人員做為對照組。結果發現,SARS病房的憂鬱症發生率,比非SARS病房高出13倍,而失眠的發生率則高出4倍。
■醫護人員曾受感染,數年後腦神經仍脆弱
第三個研究是針對22位在照顧SARS病患時受到感染的倖存者,進行1.5年及4.5年的追蹤研究,包括精神症狀、認知功能、壓力激素及腦造影(測量腦神經細胞活動),結果發現,在SARS盛行時2/3以上的個案都得到急性PTSD及重度憂鬱症;1.5年後降低至1/3左右;4.5年後僅3到4位仍有輕微的殘餘症狀。
認知功能的測驗則發現,患者的語言記憶在4.5年後仍比對照組差。在壓力系統的挑戰試驗亦顯示,相較於對照組,罹患SARS的醫護人員有功能失調的現象,而且其左側海馬迴的神經細胞活動力也較低。
這些結果更進一步證實,罹患SARS的病患長期處於低氧狀態、使用大量類固醇以及精神嚴重創傷的聯合效應,在4.5年後,腦部的海馬迴及杏仁體仍有殘留損傷,這種腦神經的脆弱禁不起生活壓力衝擊,容易導致精神症狀再度發作。
「振興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蘇東平強調,在任何生物災難發生時,人們內心的害怕、不確定性是十分普遍的;從過去的經驗中,他認為在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評估、支持、治療和服務等精神醫療也是不可或缺的,更是主要且必須的目標。(資料來源:【註5】)
■譫妄(Delirium)
譫妄(Delirium)在精神醫學的診斷分類中屬於「認知障礙疾患」,「認知」,一般指的是「記憶力」、「定向力」、「判斷力」、「計算能力」、等等大腦功能。
一個人會有「認知障礙」表示他的大腦功能已由於某種因素而造成損傷,這些因素可以是顱內局部性的(如腦細胞退化、腦部腫瘤),也可能是全身性的(如內分泌異常)。
通常「失智」是慢性、持續性腦功能退化而造成的;「譫妄」則是急性腦功能受損的一種表現。
「譫妄」病患最常出現的症狀是:
▶ 注意力散漫及定向力不佳,且或多或少有意識清醒度減低之現象。病人看起來迷迷糊糊的,對人、時、地搞不清楚,無法集中注意力和你對話。
▶ 病人可能出現精神病症狀,所謂「精神病症狀」是指較嚴重的思考、知覺或行為異常。例如幻覺、妄想等。
▶ 較常見的是「視幻覺」,病人會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可能是鬼怪、小動物;可能是早已過世的親人;可能看到地上都是水,天花板在動 .......等等。「被害妄想」也常見,病人會以為有人要害他,以為醫護人員會對他不利,因而引發焦慮、害怕或激動行為。
▶ 睡-醒週期會因腦功能受損而變得紊亂,病人晚上不睡覺、吵鬧、激躁,白天卻呈昏睡狀態。
▶ 病程為波動形式,時好時壞大,部份病患病況嚴重時會激動不安,有些人甚至出現拔點滴、打人或到處亂跑行為,這時就需要適度的約束或醫療處理,以保護病人。
▶ 另外有些病人「譫妄」時卻變得遲緩呆滯、動作量少,整天躺床,未仔細檢查會以為他情緒不好、憂鬱,或以為他在睡覺,這種情況易被忽略而誤診,更需小心。
▶ 在病況和緩或復原後,病人不記得發生過什麼事,有失憶的現象。
(資料來源:【註6】)
【Reference】
1.來源
➤➤資料
∎【註1】
台灣精神醫學會【Taiwanese Mental Health Guideline for COVID-19 Global Pandemic 面對新冠病毒疫情,台灣精神心理健康指引】: https://bit.ly/30CY8nH
∎【註2】
「譫妄」
1. (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高醫) )「淺談譫妄」:https://bit.ly/2YyGvmi
2. ( 探索大腦的會談地圖)「急性大腦衰竭:譫妄(Delirium)」:https://bit.ly/2Aw6SS3
∎【註3】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論壇COVID-19學術專區】:
Psychiatric and neuropsychiatric presentations associated with severe coronavirus infec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with comparison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轉譯文章:https://forum.nhri.org.tw/covid19/virus/j_translate/j1108/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林煜軒醫師摘要整理)
∎【註4】
Heho健康「倫敦大學研究:1/3冠狀病毒確診者患精神疾病!」:https://bit.ly/3d1XUsW
∎【註5】
健康2.0「回首SARS,對醫護人員的衝擊有多大?精神科權威這樣說」:https://bit.ly/2B0CNdg
∎【註6】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長庚診所)【失智與譫妄】:https://bit.ly/3hiICDD
➤➤照片
∎ (愛長照-「容易被誤解為失智症的疾病:譫妄與老年憂鬱症-《改善失智症的八大法則》」:https://bit.ly/3hqtZOH )
∎ (藥師公會全聯會)(藥師週刊-第2086期-107/10.8 ~ 10.14) 【淺談早發性失智症(2)- 失智症、譫妄、憂鬱症三者比較】:https://bit.ly/2XVErWs
∎ (衛生福利部)「失智症診療手冊」:https://bit.ly/2ULgH5v
2. 【國衛院論壇出版品 免費閱覽】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出版品-電子書(PDF)-線上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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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衛院論壇學術活動】
➤http://forum.nhri.org.tw/forum/category/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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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精神病患者定義 在 Dr. A-bau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關於殺警案,還是決定說點什麼。我並沒有要給一個什麼明確的答案,只是提出個人看法,與大家公開討論。先聲明,我一定有我的立場和先入為主的想法,可是我盡可能地用溫和的語氣在闡述,所以,如果你是那種一言不合就一定要謾罵,嘲諷,開酸的人,為了你我都好,麻煩你別看吧,感恩。
老實說,無論是認為精障者犯罪應該獲判無罪,或是認為應該一視同仁地關監禁甚至死刑,兩派都多少有些過激的言論讓人不舒服:認為應該無罪的,會一直喊著人權人權,好似相反立場的人就是沒人性,認為死刑只是為了『報復』。另一派的人,則常夾雜類似詛咒的話,「等哪天你家人被人殺死了,你再來說你不支持他判死刑。」甚至更激進的人會認為,不論大罪小罪,反正只要犯罪,就希望司法判處極刑。
廢死和精障者犯罪無罪,雖然是兩個不同議題,可是支持者時常有著極大的交集,反對者亦是(支持A也通常支持B,反對A也常跟著反對B),所以先都歸在一起去討論。而這是不是一個單純的人權議題呢?以人權議題來說,婚姻平權絕對是,畢竟婚姻說到底是關乎兩個人的事而已。但廢死或精障者犯罪呢?這不僅僅是關於(兇手的)人權,還是一樁犯罪,更有受害者的人權(如果還活著)以及其家屬要追求的正義。
以王婉諭來說,第一時間,她的立場是反對死刑的,也因此招來許多嗜血的人批評她不夠愛小燈泡,可是隨著時間過去,她轉為希望兇手被判處死刑。我相信以前的她一定也曾是個廢死派的理想主義者,她大概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這麼希望兇手被槍決。難道她從廢死轉為支持死刑,她就成了不懂人權的人嗎?
我們往往會對自己支持和信仰的事情,找到很好的理由和理論,說服自己也說服他人,可是對相反立場者,卻會用一種過於簡單,而去脈絡化的方式來解讀,甚至以偏概全,認為反對者『都是』怎樣的人。然而,一個人會產生怎樣的立場,一定跟他的生命經歷等等是息息相關的,就像上述的王婉諭的例子。但這去脈絡化的解讀方式,也造成兩邊立場的人無法產生對話。
講究人權是一個世界的大趨勢,但並非所有打著人權旗幟的人,都真的了解其內涵。例如在婚姻平權上,有些人喊著支持,卻又會說那些扮裝皇后,或是女性化(娘娘腔)的男生『噁心』,又或是說,他們支持女同,但反對男同,因為肛交很髒云云。雖然同婚的推動他們還是幫忙推了一把,但說到底,那或許只是在吃人權自助餐,因為喊人權似乎是件很『潮』的事(我指的是部分的人)。而我也有些疑惑,雖然「精障者犯罪應判無罪」的想法是良善的,但其中是否夾雜著一絲歧視的味道?例如原住民考試的加分,我也始終不懂這是否是漢人某種優越感,認為「你不如我」所特立的,即使,那政策是出於良善。
另外,關於精神鑑定,前陣子大家才在說,普篩會有偽陽性偽陰性。再先進的科學分析,都會有謬誤,再精密的程式,也免不了出現bug,可是這時精神鑑定又變成不能被質疑了?倒也不是我不認同那位專業醫師的鑑定,我想,任何精神科醫師去,大概都會判定殺警案的犯人,當時確實處在發病狀態(所以,這案子打一開始就不可能求處死刑就是了)。
而我比較想詬病的是司法程序。我跟一位擔任過法官和律師的朋友聊到此案,他認為應該第一時間送交三組不同的醫事人員做鑑定,並且在不讓他們知道同時間還有別人做鑑定的情況,以自己的專業來做判斷。縱使出來的結果可能一樣,但至少比較能讓人信服,畢竟這是這麼重大的刑案,多花些錢和人力,本是應該,而且也才不會讓單一一位醫師承受所有壓力。
然而現在已經不可能了,時間已久,現在的鑑定都已無法還原犯人當時的身心狀況,而且,鑑定的醫師都已被大眾知道,鑑定結果也半公開,那接下來的鑑定,也就不可能是自由心證,不可能不被影響了。「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
而診斷這件事情,總是一翻兩瞪眼的。即使你的病歷和報告有密密麻麻一大疊,但最後出現「你有/無 高血壓」,就是會影響你能不能申請到保險。然而所有的病症都是一條軸線發展的,今天高血壓的定義是140/90,難道139/89的人就不用擔心,而多了1mmHg就會馬上腦溢血嗎?可是報告上頭寫著「病患犯案時處於心神喪失狀態」或「未達到心神喪失狀態」,就多少會影響我們心中的天平。不過,雖然我認同犯人在當時處於發病狀態,有嚴重被害妄想,但他被捕後說「我知道再這樣下去他會死」這類的話(大致語意是這樣,詳細內容我忘了),所以他是否完全地心神喪失?這有待商榷,不過我當然不是專業。
然而,真正有裁決權的還是法官。過去也是有很多案例,法官不採納鑑定的報告,例如某個醫療糾紛,三位醫事人員鑑定結果,不是沒有疏失,就是疏失本身不足以影響病人結果(死亡),但法官還是對醫師判了刑。而不論是醫師或法官,只要是人就有自己的立場,一位廢死派的法官,大概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求處犯人死刑。這也是為什麼關於同婚釋憲,憲法擺在那幾十年了,明明大家看到的文字內容都一樣,不同的大法官卻對婚姻平權的解讀南轅北轍,說到底,還是每個人的立場根本性的不同啊。
不論這個案子將來如何發展,最該注意的是,將來出現『模仿者』。這模仿者指的是,沒有精神疾病的人,謊稱自己有,或是曾經有精神病史的人,在犯案當下並非發病狀態,卻還是犯案,並宣稱自己發病了,例如王景玉就是這樣。即便他殺害小燈泡時,『可能』有些症狀,但那些症狀不足以影響到他的認知,就不該構成減刑要件。而一旦越來越多人聲稱自己有精神疾病,其中有真有假,然後去犯案,就是更加造成精障者的污名化,讓真正弱勢而應該受到照顧的人,被剝奪資源,甚至讓他們不願出來,也會形成大眾對醫師的鑑定和司法體系更加不信任。
精神疾病有那麼容易判斷嗎?如果今天『與惡』的應思聰出現在你面前,你該如何判定他是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還是演技很好的演員林哲熹?甚至是曾經有應思聰病史,但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或許專業的醫師比我們懂得判斷,但有沒有可能出現演技更厲害的模仿者呢?
記得我高中時讀了『24個比利』這本訪談小說,即便採訪者(本書作者)在一開始就告訴讀者,他相信比利確實是有人格分裂(解離型人格),然而這本小說我從頭讀到尾,我都無法說服自己比利是真的有病,我始終認為他是個模仿高手。除了他的每個人格都太完整太立體,更重要的是,那24個人格多是男性,且多掌握權勢,而佔少數的女性人格,則較為懦弱且邊緣。可是他聲稱犯下多起性侵案的,竟是其中一個邊緣的女同志人格。把責任推給了一個女同志的他,是個完全的生理男性,此舉就像是要淡化自己的罪行。
或許有人會說,一般人不會想被當精神病患,所以不可能假裝精障者去犯案。但同樣地,一般人也不會想去殺人或性侵,一般人也不會想去坐牢呀,因此我們只是用著自身想法,去套用在犯罪者身上,而實際上我以前也遇過一個中國籍人士,希望能以被害妄想症(他認為自己遭中共監控)的名義,讓我們收治住院,可是被老師拒絕了。也遇過幾個在急診喊著希望精神科收他住院的病人,所以這世上真的是各種想法的人都存在啊。大眾期待醫師去拆穿謊言,但說穿了,沒有任何科學方法是能夠完全讓一個人了解另一個人的想法,這實在太為難了。
誤導醫師,影響診斷,實務上有沒有可能呢?我自己曾經幹過一件事。三年前我有一個故事入圍文化的優良劇本獎,後來拿到台北市影委會的劇本獎,還得到兩個文學獎,講的就是一個思覺失調症患者如何『偽裝』成正常人,最後逃出醫院。先說,那個時候的我狀況很糟,媽媽過世,失戀,決定不從醫,並從研究所休學等種種事情接踵而來。為了完成這個劇本,我希望能真實的體會被當成病人的感受,於是我去了身心科。
我先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形象,在我闡述自己的狀況後,醫師也做了些回饋和建議,然後我發現,那些回饋跟建議跟我過去在精神科實習所學到的一模一樣,也就是,當我說我有A的症狀,我知道醫生會給我a這建議,當我說我有B的問題,醫生一定會用b這答案來回答我。因為所有建議和答案幾乎都在我預期之內,所以醫生給予的口語方面的治療,是無效的,然而我並沒有表現出來,而是乖乖領了藥,那些我預期他會開的藥。
接著我想了解,吃藥會引起哪些副作用?為什麼精障者很多不願配合治療?於是我吃了幾天醫生開的藥,直到某天,我頭痛欲裂的起床,卻還要搭高鐵到台中去接案拍照,不僅遲到了,還把行李箱忘在高鐵站櫃檯,我就不敢再服用了。後來我要求醫師為我做檢測,他找了心理師來。看著那一份密密麻麻,有幾百題的測驗,即便題目看似亂數排列,可是我卻能清楚分辨出,「這一題在問我是否有思覺失調症症狀」,「這一題在測試我是否有躁鬱症」等等,也就是,藉由答題,和我在醫師面前形塑的形象,我可以有一定的程度去影響醫師對我的診斷。在那一刻我其實覺得有點可怕,精障的『模仿者』如果可以做到這樣(但實際如何操作,我想還是別說得太細)。
後來我還是跟醫生坦承,我有醫學的背景,目前正在創作劇本(我沒有說我是為了寫劇本才來看診的啦,那太不給醫生面子了,不過我有說他給的建議我自己都聽過,所以沒什麼效果)。在那一刻我才感覺鬆了一口氣,也才終於建立起我跟醫師之間的信任感,不過那次之後我就沒再回診了,沒有後續,當然也沒利用這些去犯罪啥的,申請保險什麼的(題外話,後來接觸很多線上編劇,才知道滿多人都滿瘋狂的啊,為了瞭解酒店文化,去當一日小姐,或是跟著法醫去命案現場之類的)。
雖然我們期待醫生做出正確診斷,也沒有醫生想犯錯,但每個醫生執業生涯中,大概不可能沒出現過判斷錯誤的時候吧。我有一個親戚二十幾年前被診斷為憂鬱症,他的學歷家庭等等都很好,可是他就是發病了,最嚴重的時候,被強制住院治療一個多月。或許大家身邊多少有接觸到憂鬱症確診的親友,可是有因此住過院的應該很少,所以可想而知他當時情況有多嚴重。
往後的十幾二十年,他時不時的會發病,並且一發病就要花很長的時間來恢復。直到幾年前,他才正式被確診為是躁鬱症,不是單純憂鬱症。由於他天生性格就很溫和,情緒的起伏不明顯,以致於他在躁鬱症的『躁期』,看起來也不顯著。而人在躁期時,往往自我感覺良好,很不容易有病識感,因此他永遠在『鬱期』才會去求醫,導致每次醫生看到他,都是在鬱期,也就被診斷為憂鬱症。而如同我前述,「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即便他不斷換醫生,但每位醫生翻開他的病史,密密麻麻都是其他精神科醫生下給他『憂鬱症』的診斷,使得他這麼長時間都被當作是單純憂鬱症在治療。
而實際上不管是哪種疾病,一旦進入長期的慢性病,病人與自己的病『共處』了許久,也就產生『共生』關係,有的時候他們比醫生更能掌握自己的狀況。我有一個朋友,有先天性的心臟異常,導致他心跳始終維持在兩百以上。一般人心跳數如此,早就昏過去了,可是因為他一出生就是200bpm,就像一般人爬山可能會有高山症,但長期居住在高山上的人,身體已發展出一套自我調節機制,所以他可以打球熬夜樣樣來,他甚至是我遇過運動神經最協調的人之一。當然他幾年一次,還是會發生類似休克的瀕死狀況。而在兵役體檢前,他刻意熬夜多天讓自己疲憊,當醫生看到他的數據,想當然爾是判免役了(普通人不要學,他是真的有心臟異常,而且這很危險)。
我也認識一位編劇,曾拿過兩大劇本獎首獎,是個創意無限的創作者,但他本身有躁鬱症。躁鬱症的躁期其實是個自信滿滿,且創意噴發的狀態(並不是大吼大叫就叫躁鬱症。如果有不熟悉躁鬱症表現的人,可以看看電影『LUCY』,裡頭Lucy說自己「腦袋速度跑得很快」就是典型躁鬱症表癥),生病十幾年下來,他其實知道如何調配藥物,讓自己處在輕躁狀態,不會過於失控,卻又能展現創意。
我舉這些例子,不是要大家不信任醫師診斷,而是醫生的判斷確實有許多變因在其中,而這變因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仰賴病人本身給的資訊。坦白說,要醫生從短短三五分鐘(台灣一般門診時間,精神科會再長一些),去下正確診斷,這未免也太強人所難。所以,或許假扮成應思聰的林哲熹不會有,但卻可能存在著不少,有應思聰病史,可是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例如王景玉,或是前陣子新店路上隨機砍死人的現行犯,他們確實有精神病病史,可是他們犯案當下真的沒有判斷能力了嗎?
我們一定都有過生氣的經驗,也有過『模仿』自己生氣的經驗,假裝對某人發脾氣,所以就像我前面舉的例子,生病久了的人,對自己疾病越熟悉,有些人甚至可能具有一定掌握能力,導致醫生的精神鑑定也更加困難,他們在犯案後又一再地在媒體面前強調自己的精神病史,讓大眾對精障者敵意更深,讓弱勢的病患更躲到角落,這些『模仿者』,才是真正與惡的距離很近。
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無助和對身邊的人造成的影響,我其實滿熟悉的。除了上述那個躁鬱症被診斷為憂鬱症的長輩是我三等親,我外婆在糖尿病導致失明後的幾年後,也開始精神錯亂,被診斷為思覺失調(不過她情況特殊,可能是高血壓和糖尿病引起的腦部病變,而有了幻覺),我母親在神經退化性疾病MSA的過程中,也時不時有「我已經死了,心臟沒在跳了」這類妄想的言語,後來也有了憂鬱症,主要照顧者我爸也一樣得了憂鬱症,而我哥則有輕微亞斯伯格(亞斯伯格在2013年以前都屬精神疾病)。也因為這樣,我滿痛恨明明不是在發病狀態下犯案,卻以精神病史來為自己脫罪的人,因為他們造成社會更多的誤解與對立。
『與惡』讓我們開始重新省思,但我認為,或許是題材的關係,『與惡』揭示了一種面向,可是卻不是全部面向。在『與惡』裡,受害家屬的喬安是個社經地位高的女強人,非常跋扈,看似她的憤怒大過於喪子的悲傷,甚至利用職權,一路追殺到兇手家屬。而兇手的父母,憨厚,低薪,縱使隱姓埋名,還是想默默還債。影集對於曉明屠殺的過程,用很快速的方式的帶過,不讓人感受過多可怕或悲傷的氛圍,但卻重複著曉明父母在眾人面前下跪的畫面。觀眾當然在不知不覺中,『沒有那麼同情』喬安,而同情應思聰和李曉明及其家屬。這不見得代表編劇本人的觀點,就像我上述那個寫思覺失調症的得獎劇本,很多人也認為我在為精障者犯罪脫罪,可是那真的就是取材問題,我也許下個案子就是另一種觀點。而相對的,韓國電影『素媛』則是以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某些人,就是全然的邪惡,帶給你永久的傷痛」。
回到『與惡』,確實有時候新聞畫面會出現兇手或其家屬在媒體面前下跪的悲慘鏡頭,例如殺警案的兇手妻子就是,但這個社會上也有很多時候,受害者家屬拿不到賠償(雖然那幾百萬根本無法與人命相比,可是對一些低薪家庭,那卻是救命錢,尤其如果死的是經濟支柱),而那在『與惡』中是沒有被呈現的(例如前陣子有一個受害者媽媽跟兇手下跪,請求他賠償,還被兇手踢的)。坦白說,『與惡』為了戲劇效果,確實用了比較極端的方式呈現,但現實生活中,除了事件剛發生時,記者會去採訪兇手家人,可是當時間過去了,有人知道鄭捷或王景玉的家人的現況嗎?
我們先撇除精障者犯罪,或是自我防衛時不慎將加害人誤殺,或是威權時代政府亂抓人亂殺人等情況,先聚焦在一般的殺人案件,以下是我自己私人的一些想法:在一場悲劇之後,最該被照顧的,是受害者(如果還活著)以及受害者家屬的心情,其次才考量兇手以及其家屬。如果家屬選擇原諒,其他人也不用在那邊鼓吹一定要上訴,如果家屬無法原諒兇手,那麼國家是不是有什麼能幫助家屬的?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畢竟,這種兇殺案,死者家屬可能連保險都領不到多少。
我外公在我國中時過世的。當天晚上九點多,他獨自在附近公園運動,在台中英才路過斑馬線時,被一輛由剛滿18歲就有車的爸寶,以時速九十幾公里撞過來,拖行了五十幾公尺,我外公頭蓋骨碎裂,當場死亡。在那之前,我外公什麼糖尿病,高血壓,痛風都沒有。家族裡的大人其實都準備好了,在第一時間就調閱監視器,找專人來量煞車痕,而媽媽家族裡有法院書記官也有記者,肇事者滿18歲就有車,家境肯定不差,所以決定提告。
但我外婆卻說「算了」。倒不是她多體諒肇事者或是她為人和善,事實上外婆是我見過最具威嚴的長輩,所有的兒子媳婦孫子都怕她,所以她只是不想頻繁地跑法院,因此肇事者連一毛都沒賠,那個肇事者我也只看過一次,就這樣結束了。因為兒孫們都尊重(怕)外婆,因此再沒有人提出要繼續提告(雖然外婆曾有一說,是外公死後,她獨居,她怕一提告,對方會來私下報復。所以明明是受害者家屬還要擔心被報復,唉)。
然而那畢竟是外婆自己的意願,沒有人強迫,或給她出主意。倘若這時候有人跳出來,「妳一定要告死他」或是說「算了啦,人都過世了,你再告他也於事無補」,我大概都會覺得「干你屁事?」。所以,如果我是受害者家屬,有人說「你支持廢死,你不愛你的家人」或是一直喊著要廢除死刑,然後搖著人權的旗幟時,我大概心裡也會想「所以你在說我沒在care兇手人權?你認為希望兇手被判死的我,是個壞人嗎?」。對於受害家屬來說,他的家人就是無緣無故被人殺了(先不提那種行竊失風被屋主殺了,或是要強暴人反被殺這類的例子),在那悲痛的情緒中,大概沒辦法去想那個兇手是不是精障者,是不是低收入戶。也因此當其他無關緊要的人一直喊著人權人權,或告死他關死他之類的言論,是否有站在受傷最深的,被害家屬去想?我們都只是局外人而已。
對我來說,廢死並不是我們宣布1月1號開始不執行死刑,社會就太平了,而是在各種機制下,不論是犯罪的預防,假釋犯的管理,精障者的社會支持系統,讓我們真的不再需要動用到死刑,那才有廢死的意義。否則,那就像是把期末考門檻降低,讓大家all pass,只是表面上的數字好看。是的,死刑有其『不可恢復性』,一旦死了,生命再也不可恢復,既然如此,那兇手在殘殺被害者時,又怎能輕易地奪去他人生命呢(一樣地,先撇除精障者等等特殊情況)?
我自己也是常常在天秤的兩邊搖擺,然而,當我看到了印度公車上,一個醫學院女生被人輪暴,然後腸子被從肛門中拉出慘死的新聞,看到台灣一群男生因為聽信謠言,而輪暴一個弱智女學生,棄屍在焚屍的新聞,我很難相信會在犯案後說出「她應該乖乖讓我們強暴,這樣她就不會死了」或是將人棄屍在草叢後,跑去夜唱,再回來焚屍的人,是有教化的可能。或許,這個世界真的有所謂純粹的邪惡吧,才能這樣無視他人的生命。
最後,聊到死刑在我心中的意義。死刑的存在,不是為了要我們用它,而是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它,就像保險一樣,我們買保險不是為了發生意外,而是希望永遠不會使用到它。是,這或許是近乎不切實際的理想,但其實廢死派有一部分人不也是理想主義者?某一部分人認為人都有教化的可能,任何生命都有被拯救的價值。
以上,我只分享自己的想法,沒有要影響誰,每個人心中都有著自己的信念,而沒必要因為想法的不同,就去將對方妖魔化,畢竟,每個人的成長和背景都是不一樣的,那我也確實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不同的想法。(能看完的人,也是很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