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提離職公司叫我提早走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親愛的大家晚安啊～早上聽bilibili，刷到一群教培行業離職員工的自白。

大致上這件事的順序：

1.大陸改革開放至今，第一波在社會發展中取得較好位置的人，靠的是＂第一波＂下海經商或恢復大學聯考。

2.因為唸書好取得優勢的人，希望孩子也有好的發展，因此超級重視教育

3.家長們的積極行動包含：

A.希望孩子念好的學校->
買學區房，幾千萬買一個40年老公寓，俗稱老破小
（你就理解成，在台灣花四千萬買南機場公寓，沒裝潢還沒電梯，樓下是夜市，附近皆市井與長輩）

B.希望孩子有好的成績->
提早教育，上各種校外培訓
（大陸叫＂雞娃＂，台灣叫＂補習＂）

C.希望孩子有好的發展->
高考沒考好或無學籍，走國際教育路線->
花大價錢研究各國學校，衍生大量留學服務機構＋代購＋海外房產
（為了孩子專門陪讀，爸爸在大陸工作，媽媽在泰國買房專門陪讀）

4.這事兒發展十年，本來還沒人管，但在2020疫情促使線上培訓瘋長，甚至作到美國上市後，政府管控了

5.政府管控就是一刀切，政策包含
A.不准補習
B.培訓機構需為非營利機構，不准花錢做營銷買流量
C.取消學區房對口政策（花大錢買學區房，以前能兌換S卡，現在要從SABC卡池裡抽啦）

6.培訓機構紛紛關門，大公司片片裁員，從業者群群求生

大概就是這樣吧～

感想？

1.不知道在大陸做培訓的朋友怎麼樣了？
已經與家長建立長期私人聯繫的人大概不要緊，可能生意更紅火了XD
私下補課嘛～肯定會有的啊！

2.熟悉的政府一刀切！
在大陸，什麼紅火了就會迎來一紙禁令，泡沫涼涼。
我短暫的十年，依序看過

A.遊戲
市場過熱，亂象叢生，要申請牌照才能發遊戲；
大公司不好過，小公司倒閉或做海外求生。

我離開遊戲業的時候發生的～

B.電視盒
好像是下令電視盒裡不能任意安裝APK，影視要過審之類的。
立馬電視盒降溫。

我做電視盒時發生的事XD

C.文化內容
這個是一直在持續，但我走的那年更嚴格；
好像是說編輯要持證上崗，審核要嚴格按照某某尺度，主編被請去局子好多次，全面下架很多作品。

我最後在大陸，做網文時發生的事。

上面是我親身經歷的～而身邊發生的也有很多，比如說：

短視頻：品牌不準露出，血腥跟臉打馬賽克
金融：P2P暴雷後的監管，海外資金管制
地產：資格嚴控，購屋與建房的貸款雙收緊
教培：就上面說的，簡單地說就是不準賺錢啦

管得嚴嗎？是管得嚴啊～
但背後還有兩層意義

1.治亂世用重典，有錢的地方才有江湖
好東西-->高需求-->錢-->江湖-->梟雄-->亂世

好東西是好，錢是真錢，亂是真亂！
某種方面來說，人活上一遭能在亂世裡掙過栽過，也不白活啦

2.管控的背後都是方針
大方向：生育率，二三四線城市發展，發展內需

礙著我的都得治，幫著我的都得捧！

大概就是這樣吧～畫重點：

1.壓制：過熱迎來壓制，要進熱門行業，請早撈早跑
2.好東西：不是好東西，為何會過熱？
3.政策：多生孩子，回鄉發展，錢都留在境內花

以上...好像大叔在寫政論喔XD

（照片裡的產品，尤其是手機殺菌盒，是現在大家很需要的，比如手機、鑰匙等小東西的殺菌，這不是業配，是無償幫大家分享，共度難關）

問

我個性常常不知道如何拒絕別人，每一份工作我自認都很認真、很努力，也有遇到許多看見我的認真而對我加倍好的老闆，但因為他們的個人與生涯因素導致店收掉，近幾年我的工作也受到影響非常不順利。

明明就是餐飲業，卻每天上班要收老闆穿過丟在沙發上的襪子，前一天老闆吃完的宵夜不收，等我隔天來幫他收長滿蠅子的食物，發現蟑螂卻壓在電風扇底下等我隔天上班來收，還有很多事但我無法在這裡說出來。

我常常做這些事情的時候，當下有不好的情緒，常常問自己在這裡做什麼？好像是老闆的私人秘書，每個老闆下班都一直傳訊息給我聊天，不回的話就會繼續傳到我回，或是前一天晚上才叫我隔天提早兩個小時上班，或是上班的時候沒做錯事，因為老闆脾氣不好總是被挨罵，我從未看過的餐點，不知道怎麼做，也會挨罵。

例如上班時間的問題，我委婉地表達我有其他的工作，這樣跟原本的上班時間不一樣我會有點累，老闆卻回我叫我自己早點睡或是說我自己生活作息不正常，叫我不要接外快就不會累，但是事實證明我已經被他砍班超過三分之二，我真的活不下去。

我告訴他我一直都有在看精神科，那些藥物醫生囑咐我一定要睡飽，不然騎車很危險，他跟我說吃飽太閒的人才會得憂鬱症，也跟我說他歧視同性戀，只要有同性戀來面試他一律不採用，但我總是默默地不說話，我也很討厭自己這樣，沒辦法反駁這些惡意的言論，但是我卻放棄跟他溝通，我討厭我自己，我也討厭我對我不能接受的事情沒辦法說出口反駁。

我朋友說，我的個性太軟弱，不合理的事為什麼我不能直接拒絕，他們看了也覺得我很煩，我也盡量控制自己不再跟朋友抱怨，因為我的確沒辦法做好拒絕這件事，這是我的錯。

但我覺得我已經嘗試用適合我自己的方式去委婉拒絕，強硬的吵架真的不是我的風格，我試著跟老闆溝通，委婉的告訴他，他對我說的一些詞語或是上班時間的問題我很難配合，但他會覺得我私人的事情太多，才會導致我無法提早上班。

甚至他會覺得我疫情期間出去接外送非常的危險，但是他也沒有問過我的意見就也叫我到處去外送醫院，說我應該留在公司上班才安全，可是我不理解這有什麼不一樣。

我問他是否要請醫院先匯款我再送過去，避免直接接觸，我也認為醫護很辛苦，但我還是要保護自己，是否我們有其他的防護措施可以做？他只回我他沒想那麼多，應該沒那麼嚴重吧，叫我自己想辦法，我當時覺得有點生氣，覺得他只在乎自己，我便跟他說我家人不希望我去外送，他就說叫我騙家人我沒有在外送。

我也表達過我手上錢真的不夠，被他減班我必須要自己想方法，他總說我幫朋友外送是被朋友騙錢，找了另一份兼職他會認為我背叛他，
沒有把每個六日都留給他、沒有辦法完全在家standby隨時call隨到，可是我當初來的時候就已經有另一份工作，也講得很清楚，餐飲業六日就是很缺人，不可能都留給他，他理解後我才來上班。

最近有很多員工離職，都有提早說、也有正當的理由，要去實習、或是有自己的生涯規劃，
卻總是在離職前的最後一段時間被老闆講壞話，甚至直接減班到完全沒班，我就只能聽，不回話、不附和。

我總覺得現在老闆把我當最得力的助手，是因為我很聽話，什麼都說好，當我要離職的話，我也會淪落到一樣的下場，即使工作不快樂，還是有一起工作過的情誼，所以我還是想留一個月的時間給他安排工作，但我同時又害怕提出離職後，那些員工當初受到的攻擊會轉嫁到我身上，我沒辦法想像沒做錯事卻每天被酸言酸語，我真的好懦弱。

我是不是錯了？為什麼我這麼害怕被討厭？我的老闆們總是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下班很喜歡傳訊息跟我聊天，我不回的話他們還是會一直傳到我回覆，朋友說我被不合理對待的時候應該要直接嗆回去，可是我在極度生氣的時候卻常常想到對方對我的好，在我很窮的時候會煮飯讓我帶回家、關心我之類的，導致我無法說出真實的想法。

現在我的想法是工作很難找，我也三十歲了，
我希望可以和平的離職，但之前員工的前車之鑑讓我知道我一提的話接下來的攻擊會更嚴重。

我父親從小常常說：
如果你自己沒有問題，別人怎麼會這樣對你？
可是我的想法是：為什麼我的個性就不是這樣的人，卻要逼我去做強硬的人？這個角色我心裡本來就沒有內建，去演也只會讓我當場爆哭。

回

如果你做不到徹底改變
你可以微調
比如答應他的事
可以從三件變兩件
如果他還是不放過你
就要知道他這樣的壞習慣是被你養大的
你每順從他一次
就害他一次
久了你們就變成大家都看不起的絕配

也就是說你每次去想他的好
都不是真心想他的好
只是這樣想你就不用拒絕
不用面對失業的可能
不用改變

像他這樣的人是越來越少朋友和同事的
因為這麼無知又壓榨人的性格
連這樣對你觸犯了勞基法都不知道
就算你不告他
有一天看不下去的人是會去舉報的

而他的問題
你也是幫兇之一

如果你還是覺得你無法改變
就改一種態度
心甘情願幫他收襪子
開心地收拾隔夜餐盤
把時間都讓他無限使用
不要抱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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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蘋果日報的七月一日，香港的報紙就長這樣，太陽升，東方紅。2021直接變1984。

同事陳虹瑾蔣怡婷寫的《當蘋果落下》，照片來自Thomas Kuo（顧爾德）臉書。

《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落地香港，不到1年，剛過26歲生日的香港《蘋果日報》也落地了。

6月17日起，《蘋果日報》（以下簡稱《蘋果》）在短短1週之內被迫關門。直至截稿，至少有7名《蘋果》員工被抓，除了管理層級，更有負責撰寫評論者，港警並警告，未來不排除逮捕更多蘋果人。

蘋果終究沒能撐到今年七一。中共歡慶建黨百年的同時，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急速死亡。曾是新聞自由堡壘的香港，在無國界記者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從2002年的全球第18名，摔到2021年第80名。

本刊訪談的15名前香港《蘋果》員工，在《蘋果》年資最長者達25年半，最短者僅5個月，他們之中，不乏在《國安法》正式生效之後，仍堅持到《蘋果》報到的記者。走過自由的黃金年代，香港新聞界最壞的時刻可能還沒到，有人卻說，最壞的年代，最需要記者。

6月23日，收到《蘋果日報》正式停運的消息時，Ruby（化名）在旺角的咖啡店裡看著手機的新聞標題，幾乎不可置信。手機不斷彈出同事傳來的訊息，「回公司、回公司」，她忍不住流下眼淚。

　

工作最終日　公司的死期

2018年，Ruby加入《蘋果》港聞組擔任記者。這是她畢業後的第1份全職媒體工作。最初，她寫人物專訪、城市裡大大小小的人情故事，但沒過多久就遇上了反修例運動與香港政治環境變動最劇烈的時刻。「我好像是專門寫抗爭新聞…由2019年開始，全部的東西都是和抗爭有關。」

前一天，她已交出在《蘋果》的最後一份稿件。她想轉換跑道，幾週前辭職，只是沒想到，原訂工作的最後一天，竟成公司的死期。

香港《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深夜正式生效，阿婷（化名）在7月進入蘋果工作。其實，當時她也拿到其他媒體的工作機會，會選擇蘋果，有2個原因：「我待過親建制的媒體，想試試香港最自由的媒體；還有，我想見證歷史。」入職不到1年，歷史突襲阿婷和她的同事，她嘆：「大家都知道這一天會來，但來的時候，每個人做100次準備都不夠…」

6月17日清晨，港警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壹傳媒集團營運總裁周達權、香港《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等5名高層，隨後正式起訴張劍虹、羅偉光，並凍結《蘋果》3間相關公司共港幣1800萬元資產。其後，警方動員逾500名警力搜查壹傳媒大樓，並帶走44部電腦和大量新聞材料。6月21日，黎智英顧問Mark Simon透露，《蘋果》缺乏資金，可能在6月25日前會被迫關閉。

恐懼纏繞著蘋果辦公室。6月21日下午，陳沛敏表示，如果同事決定辭職，可以不用通知期，即時生效。負責國際、突發及英文版的主管相繼離職，動新聞和財經版亦停止運作。6月23日，警方拘捕筆名李平的蘋論主筆楊清奇，《蘋果日報》當天表示，基於「員工安全及人手考慮」，宣布將提早於當晚關閉，並在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紙。

　

法治框架中　紅線在哪兒

滂沱大雨中，Ruby搭計程車趕回將軍澳壹傳媒大樓，路上買了5份《蘋果日報》，想回辦公室後分派給同事。2天前，她和一群同事像去戶外教學一樣參觀公司的印刷廠。看著機器吐出一份一份滾燙的報紙，她說當時有種看電影《Spotlight（驚爆焦點）》時的感受。《Spotlight》講述的是《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們如何揭發天主教會在波士頓性侵兒童醜聞。「我覺得對於任何一個做傳媒的人來說，那個moment都是一件好浪漫的事情。這是一個大家同心合力的結晶。」

但過了這一晚，這些都要成為歷史。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表示，從以《國安法》起訴黎智英，到拘捕公司管理層、打壓《蘋果》，這些動作背後，港府想傳遞給香港新聞界訊息很簡單，「就是做報導、做評論、做新聞工作是會有後果的。」他指出，香港新聞界在《國安法》落地後的一年內經歷多次打擊，例如整肅香港電台、撤換有線電視與《Now新聞》高層，又例如記者蔡玉玲運用查車牌資料做報導，就被控「虛假陳述」並遭定罪。「整個氣氛都是對新聞業不友善，是不是記者知道太多事情，對整個（政府）管治會不好呢？」

《蘋果》熄燈後2天，香港政府公布新人事任命，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升任政務司司長、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任保安局局長。以往，政務司司長這個香港政府的「第二把交椅」均由政務官擔任，李家超上任後，成為首名具保安局背景的政務司司長，香港負責制定政策的機構和實際執法的機關，現在都由有保安局背景的人出任。

6月23日，李家超在接受商業電台專訪時表示，《國安法》公布1年來，國家安全的嚴重風險已降低，但須防範資金以「基金」形式透過「媒體、藝術、戲劇」等「軟性」途徑進行思想方面的滲透，「宣揚港獨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對傳媒的整肅，可能尚未到頭。

陳朗昇觀察，香港的傳媒工作者一直站在法治的框架中思考紅線在哪裡？到底什麼樣的報導、評論會有問題？但從特首到警方，沒人說得出標準在哪裡。「不是法律，而是政治問題。」他說.......

·········《蘋果》前總新聞主任李家聰是《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的負責人，今年6月從《蘋果》離職，卻以特約方式持續參與節目製作，對外他都說：「離職原因很複雜。」《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是他去年八月底一手規劃的節目，彼時，香港2家主要電視台《Now新聞》及有線新聞台均有高層人事異動，立場親中的空降新團隊引發電視台大批記者離職，「網路上很多年輕人說，現在沒有一個可以看的電視台了，都給建制派說話了，《蘋果》可不可以開一個新聞播報？」

「我想了很久，很想做，我主管、最近被捕的（動新聞總監）張志偉就跟老闆提，他（黎智英）一口就說，『應該做，馬上做。』那是（去年）810大搜捕後，黎智英被抓進去調查，2天後放出來時，」李家聰在電話那頭笑道，「《蘋果》是很奇怪的公司，很自由，沒有規範，可以讓你不停做你想做的事情，黎智英是不能停下來的人，隨時有新想法，要做就做，企劃案都無需提。」於是他和團隊從零開始，訓練同事當主播，用現有機器建出「很山寨」的攝影棚，不到1年，《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每日直播都有1萬多人收看，最後一天直播甚至有3萬6千人在線觀看，單集點擊率已近40萬次，「香港話講，我們是『用蔗渣價錢做出燒鵝的味道』。」

彼時親民主派的香港新聞台節目正在消失，「像是47人案（47名泛民主派因「35+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審訊，我們都會在法院門外做直播，別家媒體肯定不會放在重要位置，但我們用一整節15分鐘做，人家不敢做、怕做的，我們更應該站出來。」

　

國安法逼迫　當局眼中釘
港聞靜態組採訪主任蔡元貴工作到公司營運的最後一日。他1999年入職，至今已22年。他說《蘋果》政治立場向來鮮明，這些年受到不少壓力。「2019年之前，報紙和網路經營狀況很差，被一些廣告商杯葛嘛，就算政府不搞我們，可能也會很辛苦。」但他回憶，自他入職以來，《蘋果》的編採政策從沒因政治壓力而改變。「從1999年開始做，感受到外界政治壓力越來越緊縮。所以在《蘋果》好幸運，當很多人都不敢講話的時候，你還敢講。」

但今年4月開始，前所未有的壓力，逐漸逼到《蘋果》眼前。4月15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稱會依照《港區國安法》「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對國家安全事宜的處理」，時任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強調「假新聞和國家安全直接有關」，將採取調查，並影射批評《蘋果日報》。5月17日，香港警方根據《國家安全法》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多數股份，及黎智英擁有的3家公司銀行帳戶內的資產。當天，台灣《蘋果日報》宣布停止印製報紙。

　

報導不具名　是認輸了嗎
5月底，港聞組記者阿凱（化名）身邊已有4、5個同事離職，其中包含他的主管。當時，除了年資淺的同事，還有一批中高層主管離職。阿凱證實說，「當時真的有幾個中高層的人走，他們對外都說是個人理由，但其實也是透露《蘋果》可能會關，記者可能會被抓…」那幾個月，公司迎來更詭異的低氣壓，上層甚至開始盤點人力，問人員：「有沒有想要走？」傳言流竄，「有人說他們是逃兵，但我覺得，他們不是害怕而離開的，中高層的人總是會被找到，比較像是提醒同事，每個人都應有不同考量。」

「我想自己還可以留多久呢？我還有3、4個採訪沒有做完，我一定做完，所以傾向要再待一陣子。但下一步是什麼？要等到總編被抓時走嗎？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堅定說，要跟《蘋果》走到最後。」5月初，阿凱在越洋電話那頭說。

當時他的工作已比過去艱難得多。官方活動這兩年已很少邀請《蘋果》記者，《國安法》實施後，他的受訪者紛紛拒訪，「大學教授以前很樂意回覆採訪，現在敢說話的很少，『刊登在蘋果』會不會被視為支持《蘋果》？」報導紅線在哪？哪些是「敏感詞」？「現在很流行說勾結外國勢力，像採訪外交新聞、流亡人士，都要小心，不然就會被認為是宣傳港獨思維，我們要引用比較多官方內容，盡量平衡報導，也是保護自己。」

據悉，去年中《國安法》落地，港蘋記者從此幾乎不在報導中使用真名。今年4月，《蘋果》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這是很重要的改變，像黑警這樣的詞改掉，我覺得OK，但武漢肺炎並沒有情緒化，只是形容某個疾病從哪裡發生，感覺公司更保守了。我們不應該禁止、不能用哪個字眼，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編採做法變了，」6月底，當阿凱再次接受我們的採訪，他無奈提及那場會議。

蔡元貴也證實，港聞靜態組近期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涉及國外制裁的內容也都盡量避免報導。

幾乎每位受訪的港聞記者，都提到「武漢肺炎」一詞用法的轉換。不少人也提及，《國安法》去年通過後，稿頭幾乎不再放記者名字，有些記者對此安心，卻有人對公司做法感到憤怒。雙方妥協後的做法是：若記者堅持要掛名才掛名，其他報導一律隱去記者真名。

6月24日清早，香港書報攤湧現購買最後一期《蘋果日報》的排隊人潮。（達志影像）
這一年之中，阿婷曾訪談香港本土青年組織與其他敏感題目，類似稿件，她都堅持在稿頭掛上本名。「我主管再三問我：『真的要掛嗎？妳確定喔？』我說：『確定。』」為什麼如此堅持？「我想…表現一種：『我就不怕』的態度吧…」

港聞記者駱嘉輝（化名）說得直接：「光榮和安全，我不用思考，安全第一。」這整年，他做的重要報導都不具名。港聞記者阿海（化名）說：「可是，自己的獨家或重要故事，還是會想給自己credit啊。」阿海又說：「雖然我不知道自己何時會出事，但受訪者是具名受訪，我們不下byline（記者署名），對受訪者也不公平。」記者阿強（化名）曾經質疑公司的做法：「我為什麼不要具名？我覺得這樣好像是我們認輸了。有同事問公司，為何要後退一步？為何讓人家覺得你怕《國安法》呢？」我們問阿強，此刻回頭來看，如何看待公司1年前不讓你們掛名的決定呢？「我不知道…」他沉默了一會兒，答道：「也許他們（主管）的危機意識很高吧。」

雖然阿強的立場是「不向《國安法》低頭」，但他仍不諱言，這一年中，經歷過前所未有的自我審查。例如在報導裡，「港獨」字眼是萬萬不可出現了；就連報導《國安法》後街頭的零星民主行動，有人高舉或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到最後他連受訪者說的原句都不敢寫，自動替受訪者隱去「那8個字」，轉而改寫成隱晦的「光時」2字。駱嘉輝更曾在挑照片時，和同事討論半天：照片裡的人手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字樣，那8字是否該打上馬賽克？

　

身陷恐懼中　憂被警抓走
「《蘋果》死掉，只是反映了整個行業快要死掉的問題。每個人的『最後』是不一樣的，我不一定能承受那種恐怖（挑戰底線），在香港，沒有記者認為自己是在做非法的事情，以前在香港做記者是挺好的，但現在要想，為了做對的事情，要付出什麼代價？讚美政府的文章沒有新聞價值啊，要批評它，找出問題才是我們的工作。」但恐懼不時鑽進阿凱腦中，「我有時候會想像這個畫面，早上6點鐘，警察上我家的門要抓我。我是不是該跟家人討論、做好心理準備？不能當沒有這一回事，但這很難跟家人討論，他們一定會叫你不要做啦。我心裡也一直有一個人在呼喊，『走啊！走啊！不可以留下來！』」

阿凱終究留到最後一天。6月17日，羅偉光等人被抓那天，他在外頭採訪，他用訊息告知我們，「我問了採訪主任，他說如常採訪，我就繼續做已約好的訪問。有同事說：『做好今日，才有明日。』」

同樣留到最後一天的港聞組記者S則說，早有心理準備了，只是沒料到會有500港警上門搜公司，她見長官被港警押出《蘋果》大樓，「那種感覺很差，不是害怕，而是憤怒。」6月17日，她回到公司時見電腦被抄走，抽屜被亂翻，唯一慶幸是，她把重要資料都處理掉了，「其他所有文件都被翻過了，去年公司被搜之後，我就只在抽屜放食物、零食。」但她顯然還是不甘心：「我們之前覺得，《蘋果》能熬過六四，是不是能熬過七一呢？」答案很明顯了，話筒那頭沉默許久，傳來一聲慘笑。

凶險超乎預期。6月17日中午，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記者會上稱，《蘋果日報》有數十篇文章呼籲外國制裁，危害國家安全。他並稱：「行動是針對利用新聞工作為工具，做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一般新聞工作者與他們不一樣，不要和他們扯上關係，要和他們保持距離。」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甚至形容《蘋果》大樓是「犯罪現場」，媒體追問，一般人轉發《蘋果》文章、市民購買或訂閱《蘋果日報》是否違法？李桂華竟稱：「要視乎其企圖。」

6月19日，羅偉光等人出庭那天，李家聰去了法庭旁聽，「我在公眾席上一直在想，他們到底做了什麼的大錯事？現在要面對牢獄之苦？我不禁想，如果今天坐在裡面的是我呢？」那天羅偉光對來支持他的同事們比了個握緊拳頭的手勢，示意「要加油」，卻讓旁聽的同事們哭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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