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晚期──女子學校學生|
◆戰爭中的美感追求
「你有想過當戰爭來時要穿什麼衣服嗎?」
在1940年代初時,對中產階級以上的女孩們是假議題。戰爭在遙遠的南方發生,平常的生活大多沒什麼差別──除了警察開始在街頭巡邏,把你長衫上那充滿中式風情的盤扣剪掉;而學校多了一門課,教導你怎麼穿著和服與製作浴衣。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開打,日本也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不只要求學生們穿著更加統一,也希望能夠在台灣人的服裝上進行更「日本化」的改革。
「水手服」與「モンぺ」成為這個年代對學生的印象之一。充滿「支那味」(中國風)的台灣衫當然是不能再穿了,於是學校制定了統一的制服;不便戰爭勞動的裙子該被改良,但是一樣屬於前朝的「本島褲」(清制服裝「大襠褲」),更不該出現在為帝國效力的學生們身上,於是來自北海道的「モンぺ」被引入了。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些年輕的男孩女孩還在抱怨服裝醜陋與麻煩,然而,年輕的他們還不知道自己,與這個「國家」,未來會往哪裡走去。
◆水手服與燈籠褲
這裡參考的圖片資料為「基隆高等女學校」(基隆女中)在1940年代冬季女學生制服。
最初在水手服引入台灣時,不管冬季夏季,水手服下身都搭配百褶裙,直到1940年代左右,為了因應戰爭可能有的勞動,才開始有了褲裝的搭配,因此日本推行的「モンぺ」,變成規定的服裝之一。
[#雙馬尾]
日治時期的女學生並沒有髮禁,因此在髮型上頗多元多樣,但仍有幾種較為流行。
比如「編髮辮」,也就是編辮子,比較常見在中等學校裡,將將頭髮結成長辮子或雙辮垂於背後;或是將頭髮剪短至齊耳,也被稱為「河童頭」,在公學校的女學生身上比較常見。
再來就是我們畫的俗稱的「雙馬尾」了,日治中期以後,女學生流行將長髮剪短至齊肩或稍長,再紮成馬尾、兩束短辮或自然梳理等,可以說是永不退流行呢!
[#水手服+#札幌襟]
水手服一開始是因為日治中期的「日臺共學」政策而存在,為了解決台灣衫與和服同時出現在校園裡,看起來凌亂繁雜,而希望學生們都能穿起西式的制服。
在水手服細節的繪製上,我們參考的是「臺灣學事法規」在1939年頒布的「全臺統一女子中等學校制服」。通常水手服夏季裝為白色,冬天為紺色,並在袖口與領子繡上三條線與洋裝做出區別。
另外,日本的水手服有四種常見的襟口:札幌襟、關東襟、關西襟和名古屋襟,目前最為常見的應該是關東襟,但不知為何在日治時期台灣女子學校的照片中,最常見的便為俗稱「北海道襟」的札幌襟。
[#校徽]
根據「臺灣學事法規」規定,右胸的口袋上必須別上各校的徽章,由於其中一個小編的母校是基隆女中,因此我們就參考基女的校徽了。當時的基女是高等學校,照理來說並不需要在胸口別上校徽,但我們就是這麼任性,基女校友站粗乃R!!!!
[#燈籠褲(モンぺ)]
「モンぺ」台灣大多翻譯為燈籠褲,一開始是北海道婦女農作時的穿著,因為會將上身的和服紮入褲中,以至於臀部刻意作的寬鬆,看起來圓鼓,才會形成「燈籠褲」的印象。
但台灣的上身並不會搭配和服,大多是搭配洋服,因此裁製時更偏向西褲的方式,1940年代制服照片中的モンぺ為了因應戰爭,所以大多是黑色或是「國防色」(類似卡其色)為主。但在早期一些的宿舍照片中,則可看見花布或是色彩鮮豔的モンぺ。
[#娃娃鞋]
當時女學生流行的鞋款是現在俗稱的「娃娃鞋」,但大多是在都市的學校裡,一般及貧苦家庭的女學生幾乎都是赤足上學。直到戰爭後期因物資缺乏,才開始有一些木屐、布鞋等等出現。
◆穿_ _的,才是笨蛋吧?
燈籠褲的引入台灣時曾掀起一陣論戰,一些婦女團體規定參與的台灣人必須要穿著「モンぺ」,但許多日本的美容專家卻反對這樣的制度:
『本島婦人傳統以來就有類似男子長褲的服裝……如果想拿モンぺ作為皇民練成之用,恐怕是有些勉強……モンぺ根本談不上是日本精神的精粹,雖說是來自日本國內,也不過限於部分地區。』
然而,當美容專家對學生大讚本島褲的優點時,卻被女同學們一笑置之。
對於家庭經濟大多有一定水準,從小慣穿洋裝與西服的她們來說,台灣衫褲幾乎代表了窮人或是農村婦女,因此要她們上穿上大襠褲,她們更寧願選擇有點臃腫的モンぺ。
也因此在進入空襲時期之前,台灣的モンぺ可以說是五花八門,完全沒有面臨戰爭的感覺。有用和服的高貴質料改裝的花花綠綠的モンぺ,也有西式剪裁幾乎和西裝褲沒兩樣的モンぺ,大家訂做完後還會合照一張,紀念這種非常時期裡的「戰爭時尚」。
直到二戰末期,台灣也開始被烽火波及,這種現象才逐漸消失,大家也不再穿著娃娃鞋,服裝變成便於躲藏的國防色或灰黑色。
在這個時代裡,美麗開始變的艱難,國族認同的問題尚未解開,你的裝束就先受到束縛。幾乎所有人都指著你要你穿上某種衣物,你的身體,你的穿著,都是屬於國家政策的一部份。
我們無法得知這種像是叛逆的苦中作樂,是屬於反抗國家意識的一環,或只是青春期少女們的小稜角而已。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這樣的大時代裡,追尋自身的美麗,是少數可以握在手心的事了。
委託繪師:顏文字
參考資料:洪郁如〈旗袍•洋裝•モンぺ(燈籠褲):戰爭時期台灣女性的服裝〉、彭威翔〈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制服之研究〉、基隆女中網站「學校簡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灣女人」
日治時期警察階級 在 台灣服飾誌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日中期──高等學校男生|
◆蔽衣破帽
大家進大學的時候,有遇過什麼新生禮嗎?小編的大學有迎新茶會,朋友的大學則有「扣門禮」:新鮮人穿著學士袍站在門的一端,敲響門,而師長穿著博士袍在門的另一頭迎接,象徵學生入學後開始尋求智慧的旅程。
當然除了學校舉辦的新生禮以外,還有學生們之間傳承的新生禮,〈三個傻瓜〉裡就有演過學長把學弟叫出來進行新生禮的橋段,雖然一不小心可能就會變成了集體霸凌事件,失去原本的意義。
日本時代台灣的大學,便有一些從日本傳來的,不成文的「新生禮」。
中一中畢業後進入臺北高校的楊基銓說:「在中學校唸書時尚被認為是小孩,一旦進入高校,突然受成人一樣的款待,學生可以留髮,不必剃光頭。」,在這樣的基礎上,便發展出了一套名為「敝衣破帽」的儀式。
台語研究學者王育德曾回憶道,剛入學時,同住的三年級學長一邊把玩著他剛買的全新黑絨制帽,臉上慢慢浮現神秘的笑容,一邊說如果沒有經過頂上局部「開封」這一關,就稱不上「獨立自主的高校生」。
接著學長便和同伴使勁的撕破帽頂,之後特意用白線縫上。戴著破帽,把頭髮拉出帽外,腰纏長巾,腳踩木屐,「弊衣破帽」的行頭才算完成。
◆立領學生服
大家時常在日劇裡面,看見的這種立領的學生服,一般被稱為「詰襟」,但在日本時代大多是高等學校生(相當於如今的大學)在穿著。
雖然中學校(高中)一開始也是詰襟再加上綁腿,但因為之後太平洋戰爭的開打,中學校制服逐漸變成卡其色的制服,因此在繪製上,我們仍是以大學生的穿著參考。
[#角帽+#校徽]
搭配「詰襟」的,還有帽子、西裝褲、皮鞋等等,而帽子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配件之一。學生服的分為「正帽」和「略帽」,略帽是草桿帽,是夏天的帽子;正帽則是冬天戴的,通常是黑色的角帽或是海軍帽,正中央鑲飾每個學校的校徽。
除了圖中全黑的角帽,幾所學校如台北高等學校、台北醫學大學,在帽緣有縫製有白線,因此大學生戴的帽子也被稱為「白線帽」,是一種知識份子的象徵,當大家看見「白線帽」時,很容易會對你產生敬佩(或是獲得女孩子的芳心XD)。
[#詰襟(つめえり)]
詰襟是一種立領的黑色西裝,現在也可以在許多日劇的男高中生身上看到。詰襟原先是在歐洲被作為軍人和公務員的制服,在明治時代時被引入日本,被作為軍人、官員、警察等制服使用,1880年代陸續被日本普及成中學、大學的制服,而後引入台灣。
詰襟的衣領是立起的,通常會是一個前低後高的狀態,後面的衣襟高度標準在4±0.2公分。
另外在學校教育中要求必須「襟を正す」(端正衣領),也有著「端正個人品格」、「遵從社會秩序」等意義。另外,詰襟下擺的扣子則通常需要扣起來,若敞開會被認為不禮貌。
[#鈕扣]
詰襟上的鈕扣也是很引人注目的一部份,不只金光閃閃的引人注目,如今也有「第二顆鈕扣是最靠近心臟的地方,把它送給喜歡的人代表自己的心意」這樣的象徵。
詰襟上的鈕扣大多是金色的,材質多為金銅,也有一部份是鋁製的,有些鈕扣上還會有校徽。除此之外,袖扣是用一種「あきみせ」的方法鑲在袖口的,あきみせ是指袖口的鈕扣是為裝飾用,並非真的可以扣起。
[#西裝褲+#皮鞋]
搭配詰襟的是西服的西裝褲,有些人會露出腳踝,或在一些崇尚「蔽衣破帽」的校園裡,會將褲管捲起搭配木屐,已表示大學生有獨立思想不受體制束縛的象徵。
◆日本時代的學生運動
日本時代的台灣學運,有一個極大的特色便是「由外而內」,在日本留學的台灣人受到當時大正民主的風氣啟發,進而帶領台灣本島的社運與政治發展。而蔣渭水等人成立的「文化協會」,便是將這種風氣擴展到校園的重要推手之一。
「文化協會」的一千名會員中,大部分皆為仕紳,但仕紳因為年紀與身份的關係,比較沒有時間放在活動與倡議上。這時裡面約佔兩百七十人的學生們,就是一股很重要的能量了。
參與學生運動的學生,又以師範學校(國語學校)的人數最多。學者們認為,除了醫學校以外,國語學校便是最高的學歷,幾乎可以算是台灣的菁英;另一方面,會去唸師範學校者,有不少人是因為家境清寒,無法留學或讀醫,而較為清寒的學生,對於階級問題也比較看重,更有民族意識。
雖然查閱當時的衝突事件,導火線常常會讓現在的大學生感到匪夷所思(比如:畢業旅行地點分歧、學校靠左靠右行走規定不合),但之後往往因為校園裡的警察拔刀威脅,或是台灣學生必須要向日本學生敬禮等長年歧視原因,而演變成大規模的學生抗爭。許多學生在抗爭活動中,遭到退學處分或是面臨刑罰,而文化協會也曾因為報紙攻擊,而使得退出者高達四百多人。
「自由這種事情,沒有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就是一直種就對了,因為永遠有人想要剝奪你的自由。」
這句話來自朋友的大學教授,一如這個百年後的今天,雖然已經不用面對日本殖民台灣那種「二等公民」的悲哀了。但社會上不公的事情仍是層出不窮,校園裡仍有許多事情需要發聲。
那時候所付出的努力,也是我們這一代人所需要面對的,願所有公民皆能擁有自我的意識,願所有學生都保有初心。
參考資料:邱威翔〈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制服之研究〉、藍博洲《日據時期台灣學生之運動》、鄭麗玲《躍動的青春:日治臺灣的學生生活》、鄭麗玲《阮ê青春夢──日治時期的摩登新女性》
日治時期警察階級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盧斯達:死亡彌漫的香港 也是生命回歸的香港 -- 上報 / 評論】
中國定性香港一切是美國在香港策動的顏色革命,為了阻止美國的大反中遊戲,特區政府和操盤的深圳當局,有極大的空間去做任何事。雖然不少香港示威者寄望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能夠制裁賣港官員,從而發揮圍魏救趙的效果,但在現階段,遠水不能救近火的現實還是十分嚴酷。黑社會、狂徒公然打人而無從追究,香港人被迫在思想上轉為信奉民間武力自救;大量的離奇死亡令香港變成一個比中國更嚴重的無真相社會。
官方不斷表示,831地鐵站的警察襲擊市民事件並無死人,大家就更相信當中一定有重大黑幕;而本地的各大靈異節目也開始有不同網民表示,看到死者亡靈從而證明官方有隱瞞真相。近日鬧得滿城風雨的15歲死者陳彥霖,一個游泳健將卻離奇變成浮屍,已經奇怪;警方初時列為謀殺案,之後改列「屍體發現案」,之後火速火化,更令人無法釋然。陳生前就讀的學校,在釋出陳最後離校前的閉路電視時,態度閃縮,之後釋出片段中的陳女,身型樣貌都明顯是另一個人,令人懷疑學校是否參與隱瞞陳的真正死因。
中共不會在香港出動天安門式的大鎮壓,因為中共進化了,要面子了,正如林鄭月娥對商界所說:中國很著重外國對它的評論。於是中共採取單人打擊的分割式行刑打擊——行刑的重點不是暴力和死亡,而是在於被觀看。警察殺人埋屍的說法滿天飛,而香港的「都市傳說化」,政權也許並不排斥。畢竟濃霧般的前路、如臨深淵的氣氛,具有比剎間殺戮更延長的威懾力。
這種社會解體、秩序全面破滅的情境,是絕大多數香港人都未曾經歷。例如警察近月專拉青少年和婦孺,有很多都只有十幾歲。一些老人痛斥,日治時期的皇軍也比不上今日的香港警察。這種心理壓力,是北京殺到香況的心理野戰隊,那是北京令香港抗爭熄滅的希望之一。
然而外面的巨大暴力,也令香港人變得更加勇敢,他們解鎖了之前三十年都封禁的武力反擊選項;北京則為香港民族製造了革命烈士,也令整個香港的人被捲建立政治共同體的宏大敘事之中。死亡和創傷的副產品,是群體的哀慟和羈絆。人變得重要了,至少在革命現場,人回歸到自己應有的位置。
林鄭月娥也許能夠代表上一個世代香港式的物神崇拜,在這個高度發展的地方,人被他自己所創造的經濟成果壓倒,物的身影變得比人更大。在9月初一輪激烈街頭衝突之後,她沒有探望傷者,哪怕是她依靠的警隊,而是去了中環港鐵站視察被示威者損毁的設施,她的官員斥責「暴徒」破壞設施,6月以來大量受傷被捕的香港人,也比不上這些損毀的死物。
現在林鄭會不會探望示威者呢?恐怕不會。
正如7月1號,一批示威者進攻立法會,很多人都驚慌那塊玻璃以及立法會損毀要賠多少錢,似乎大家的第一個反應都是關心物,而不是人。香港以經濟發展定義自身,比起物,人是多麼微不足道。也許就是這種長期的惡意忽視,號召了一場跨階級跨年紀的抵抗。
而社會中進步自由的那一翼,慢慢能夠接受或者容忍物暴力,也許是因為他們知道警察和政權更加殘暴,也可能是他們重新認識到人比起死物重要,香港人的「愛國衝動」,比起他們破壞了的物來得珍貴。香港是怎樣走到這一步的呢?就是始自中老年人開始懂得維護下一代在絕望中拼發出來的生氣。他們聯合了,銀髮和青年、激進派和溫和派,而香港人之間既增加了愛港和親中之分,也長出了同路人之間的互相支持。包括錢、物資、接送、提供藏身處、一起犯法(卻非犯罪)、心理支援……之類的Brotherhood。
中共在中港之間巨大的價值分歧面前,仍然只強調「經濟發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那反而證成了革命的合理性。因為無論如何香港都不能在中國的議程中得到自己認為理所當然的人權,於是分道揚鑣,只是歷史物理的必然。這個矛盾也許是消耗了大量資源才得以拖到今日才爆發,但今年之後已經無法再拖。
這場革命帶來的是實際的宵禁、經濟的重整、中國遊客的減少、都市傳說的橫行……有很多人在不斷的發展之中停下來,發現現實千瘡百孔,將自己重新定位,他們認為政府應該停下來,想想香港要如何重整和改變,而官方則不承認問題是結構性和價值性的,仍然將香港的未來訴諸不斷的發展論,以發展巨輪輾平分歧。這個服膺於中國崛起要發展至上路線的香港,比起口號上的「發大財」,只是形式上來得精緻一點,但本質上還是一樣。香港人已經老熟,看透了這一切虛空了。香港人是香港的香港,政治事務由被管治者決定——這個觀念將日漸普及,但不會馬上帶來民主,甚至會引來更多鎮壓,但這是維護尊嚴和權利的唯一窄路。
整個世界都要面對中國,而香港示範了服從的結局和事後反抗的艱苦,香港人為了自己而抵抗,也希望世界看到一切。香港是1930年代的蘇台德區,在被吞併的時候,很多人仍然覺得明天會更好,一如我的那些相信「回歸中國」是最好選擇的上一代。在30年代,整個世界也在法西斯模式和古典自由模式之間搖擺,當時很多人都低估德國,也同情德國,這與今日非中國人對中國的情結,幾近一樣。比香港更巨大的危機已經擺在世界眼前,在還可以選擇的時候,選擇吧,就像我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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