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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隨緣家書🇭🇰】香港這反面教材，與全球對中國「銳實力」覺醒之路

曾幾何時，中國把「一國兩制」視為拉攏台灣的國策之一，然而看見香港的「成功案例」，今天台灣絕大多數民意堅決抗拒「一國兩制」，甚至連韓國瑜，也說實行「一國兩制」要「over my dead body」。香港「一國兩制」不可能走回「井水不犯河水」，原因之一，正是中國早已放棄軟實力，改行「銳實力」。

「銳實力」一詞出自2017年，《Foreign Affairs》、《The Economist》等雜誌紛紛以專題報導，以俄羅斯、中國為調查目標。美國民主基金會（NED）撰寫的報告打響第一槍，報告主要負責人Juan Pablo Cardenal曾住在香港，而NED一直被中國視為「顏色革命」推手，去年剛被中國「制裁」離港，作為對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報復。但無論北京怎樣抗拒，「銳實力」一詞還是迅速發揚光大，泛指一個國家通過「大外宣」，影響對方輿論、利誘經濟合作、統戰對方精英等手法，建立第五縱隊，從而達到全方位經濟、政治、社會效益，而不再相信單靠散發魅力吸引人的「軟實力」。

香港「一國兩制」名存實亡，見證「軟實力」到「銳實力」的過渡

香港作為中國「軟實力」過渡到「銳實力」的樣板，最有感受。昔日香港演藝界百家爭鳴，歌手萬眾一心舉辦六四晚會，即使是十年後依然高調支持民運的天后梅艷芳，也沒有被中國封殺。台灣歌后鄧麗君作為與鄧小平齊名的「小鄧」，雖然被官方批評為「黃色音樂」、「靡靡之音」，翻唱李香蘭的《何日君再來》而成為「漢奸」，但據宋楚瑜回憶，當時中共反而有胸襟邀請「小鄧」到四川向數十萬人演唱，只是蔣經國阻撓作罷。不像今天，中港合拍片出現後，演藝人不當「護旗手」、高調配合主旋律，很難有演出機會，略有異議就會被上綱上線為「港獨」，即使是影后級葉德嫻、填詞殿堂級的林夕，也難逃封殺。昔日好些老泛民一面在港高叫民主、一面在深圳河設廠投資，相安無事；但「銳實力」出現後，以經濟手段進行政治施壓成為常態，和平共存，再不可能。

對這一套，國際社會心照不宣，只是以為並不嚴重，倒不如將計就計引資。但一場香港反送中運動、加上全球疫情，國際社會若再不覺醒，未免自欺欺人。早前NBA、英超職球員聲援香港+新疆維吾爾人風波，或國際品牌把台灣列為「country」被要求下架道歉（其實在英語語境，「country」只指地方，例如蘇格蘭、關島，並不涉及主權獨立問題），還只是商業行為；到了中國抗疫大外宣觸及各國內政，觸碰了國家安全基本紅線，就回不了頭。

中國通過孔子學院進行文化外交，本來相對成功，但自從贊助各國的中國研究中心、以研究經費統戰各國學者的手段越來越明顯，也就失去了英國、法國文化協會等的subtlety。自此，孔子學院在不少西方國家被勒令關閉，「統戰」議員一類行為成為澳洲的重點反擊對象。剛發起「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的前特首董建華，年前通過其中美交流基金會對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捐獻被拒，原因就是避免中共滲透，反映中國「銳實力」不但已成為新冷戰戰場，隨著「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作為「白手套」的功能，也急速褪色。

批評中國有代價、批評美國沒代價，可長久嗎？

不少中國學者認為，利益就是一切，西方人也要發大財，誰會與人民幣過不去？紅線之前，倒是事實；在中國獨大、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的時代，也是事實。然而，目前兩者皆非，就物極必反。

國際品牌有任何態度被視為「反華」，甚至只是個別員工在社交媒體「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例如說「光復香港」），就會在中國市場被封殺；但品牌來自中國的競爭對手，本身已有知識產權、國家補貼等爭議，若高調批評特朗普、批評美國資本主義，卻不會在美國市場有任何影響。邏輯上，可能長此下去嗎？西方市場怎可能無限開放予中國企業，同時坐視自己的企業在中國被以言入罪？以往西方總是騙自己，「生意是生意、政治是政治」，但北京以國泰員工支持香港反送中為由強勢介入，最終以太古解僱眾多機組人員、高層辭職收場、「香港人公司」品牌徹底破產、還充滿後續行為，正是警號。

在自由民主國家，自然不會因為中國企業有反美言論封殺。但須知在舊冷戰，蘇聯資金通過白手套投資西方，會受到國家安全部門嚴密監控。現在中國「統戰」西方企業、媒體、評論員，在抗疫一役總動員，影響遠比蘇聯當年滲透更大。在「國進民退」的新中國，不少民企老闆都是黨員，企業內必然存在黨委書記，更不用說國企；第一代創業者在位時，還能勉強抵擋，但制度比人重要，連馬雲、馬化騰，也要離開自己的商業王國，香港地產商也開始邀請內地人進入董事會，大勢可知。西方市場對中國企業的審查，必然越來越嚴，本來這就是第二輪中美貿易戰談判的內容之一。一場疫情過後，相關「討論」只會更白熱化，這也是為什麼大量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要急速走回香港「再上市」的背景。

微信文革：理性、策略、迴旋空間，是這樣被制約的

「銳實力」主導經濟，體制內的潛台詞，就是中宣部得到影響經濟命脈的權力，倒退到毛左政治掛帥、寧左勿右的年代。創造力在重重枷鎖下，只能關注衣食住行、陽春白雪，連裏面也充滿莫名其妙的禁區；這種經濟體，依靠人口紅利的點擊率經濟，重量不重質，並取巧將國際社會成功案例「中國化」，只會繼續與世界脫軌。

即使在文革年代，最高領導層其實也有彈性，並有威信作出政策逆轉。例如香港的六七暴動，毛澤東、周恩來並沒有因為國內極左氣氛，而冒進「提前收回」香港，隨手一甩，就把「反英抗暴」青年變condom，繼續對香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至於中美建交，迎接批判了數十年的「美帝國主義頭目」尼克遜訪華，理應是最政治不正確的決定，群眾卻也不見反感。

然而在今日，微信世界充滿文革式批鬥，但比文革更微妙的是，這夾雜了「銳實力」的商業利益。一個普通港商、台商就算沒有政治表態，要到大陸做生意，競爭對手只要找幾個小粉紅抹黑為「港獨」、「台獨」，商人要麼要大張旗鼓表態、得失本地市場、變相減低品牌效應，要麼就被政治標籤。這除了限制商業彈性，也嚴重制約了中國領導人的政策選項。無論是內政、外交，本來一手軟、一手硬、忽左忽右，是現實主義國家的常態，而在正常網絡社會，多元聲音十分平常。但有了與牆外切割、自成體系的微信世界，自由主義聲音被長期邊緣化，「銳實力小粉紅體系」成了既得利益集團。最高層就是有心改變，在風險規避前提下，也無能為力。香港走向極左的覆亡之路，正是前車可鑑。

未來發展，邏輯上只有三個可能：中國改變路線；中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全球化世界斷裂為兩大陣營。選項一看不到曙光，選項二就不要說笑吧。未來大趨勢，呼之欲出。

明報，2020年5月11日

▶️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的大台綜合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qMX7UyXZRg

【#個人訪問🇬🇧】BBC的個人訪問十分長篇，也十分formal。有趣的是，同樣的內容，在《蘋果日報》訪問標題是「一國兩制是騙局」，BBC就是「一國兩制不要再退」，其實對大多數朋友而言，口號都是其次，真正需要的生活模式，甚麼時候是最好，心裏有數。

BBC開宗明義的主題，據說是希望向國際讀者，介紹「香港中間派學者的覺醒」，前文後理都用這角度為主軸；每次回看自己既訪問，都會問，「那真的是我嗎」？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好時機，反思一下每一個人的人生。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是香港少有擁有20多萬臉書粉絲的「網紅學者」，他身兼多職，是大學教授、報章專欄作家，當過商界的國際副總裁，也成立公司作諮詢、研究、交流等工作。

「反送中」風波前，他是「中間派」的代表，以年輕學者的身份，得到政治光譜左中右的認同；在這場運動中，他成為一個「和理非」、支持雙普選的學者。

他在多家報章撰文、接受國際媒體採訪，分享對香港示威的看法。他的公司以大數據方式研究示威者經常使用的「連登討論區」，曾舉辦研討會邀請不同學者分析「黃色經濟圈」。他用鋼琴彈奏被視為示威者歌曲的《願榮光歸香港》並上載到互聯網，可算是一種政治「出櫃」宣言。

「以前我挺一國兩制」

沈旭暉一直堅持以評論國際事務為主，但在「反送中」爭議中，他更常評論香港的風波，轉折點是7月21日發生元朗白衣人事件。

當天晚上，一群白衣人在地鐵站持棍傷人，但警方延後30多分鐘才到場。沈旭暉見到認識的人在現場被打， 他與一些溫和派學者，把事件稱為「恐怖襲擊」。

而他的中學「皇仁書院」師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與白衣人握手而備受批評。皇仁書院一眾校友發起登報聯署批評何君堯，很少參與聯署的沈旭暉也有留名。

「相當震撼，香港竟然變成這樣，那晚發生的事情，是我們成長的香港，常理之外發生的事情，」他說，「傳統上香港人不是很政治，都是很理智，但過去發生的事情，每個人都覺得到了一個不能回頭的點，當你情感被勾起，你會發覺對此地充滿感情，開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什麼。」

元朗白衣人襲擊途人後的這一幕引發了爭議。

「過去六個月發生的事情，都超越了我們很多人的底線，很多原本不關心政治、或比較少行動的朋友，都在這場運動以不同身份積極參與。」

他認為，一般國家面對這種群眾示威，都會透過官員下台及調查機制去疏導民怨，但港府立場強硬，令整個運動持續多時，亦讓大家看到「一國兩制」急速被蠶食，不單是「看得見的警暴」，還包括商業機構受到壓力，員工、老師、普通人言論自由受到打壓，這是一種「白色恐怖」。

他曾經撰文形容一國兩制分為1.0、2.0、3.0的階段，主權移交初期，北京比較放手的1.0階段，到後來明顯影響香港內政，加強提倡國民身份認同的2.0，發展到一國兩制3.0，警察具高度爭議性、疑有政治考量的執法、各行各業出現政治審查、甚至有疑似「黑社會」介入政治議題等等。

他說，自己身邊的人都是「離地中產」的專業人士，以往甚少參與政治，但目前香港社會出現「白色恐怖」的氣氛，市民不敢隨便就政治表態，擔心會影響工作等等。

「對比起警暴、無民主、無樓住，這嚴重一百倍，這不是下一代可以生活的地方，」他說。

他相信這場運動發展至今，很多人除了爭取「五大訴求」，也是希望「一國兩制」不要再退下去，能夠回到主權移交初期般，中國政府比較放手的階段。

「以前沒有人會知道誰是中聯辦主任，一般人不會記得他的名字，那時是挺真的一國兩制，而那時沒有人談港獨，也沒有人會說外國勢力……2008年北京奧運，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創新高，《蘋果日報》頭條是『我們嬴了』，2009年我是去中國國慶60週年的代表團團員，我當時沒有包袱，覺得很開心。」

作為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過往經常對外強調，自己是全球公民，希望擁有遊走國際的能力，也能用國際視野看待本土問題。

這場運動強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他自己也感覺到自己對這片土地的情感，「我不希望中國和香港利益有衝突，我會先盡力讓兩者利益可以走在同一線上，但如果真的有衝突，我會站在香港人那邊。」

學者與政府的關係

沈旭暉說，以往政府尊重學者的意見，在發表重大政策前會有一些閉門會議，邀請學者或專業人士去「試水溫」，但現在這個渠道已不復存在，政府聽到的意見不像以前多元。

「《逃犯條例》就是一個好例子，它有諮詢過什麼人？應該找一些懂商界、懂國際關係的人、熟悉內地的學者或是一些民意的代表，其實不難預先知道會有這麼大的反應，這反映制度有問題，學者本身是有功能，可以作出預警。」

他又舉例，香港的一名官員近期高調批評國際權威醫學期刊《刺針》有關催淚彈的文章，「這在學者眼中是不可想象的，你可以不認同該份報告，你便寫一篇同樣水平的文章反駁，但你現在是用官威去壓他。」

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希望檢討事件的來龍去脈，但示威者要求更全面、具有法定效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沈旭暉獲邀加入檢討委員會，但他拒絶加入，原因是不覺得能有所作為，「不想被人擺上台面，你想要誠實的意見，我都歡迎，但你要拿學者來消費或做政治工作，這只會適得其反。」
他指出，香港政府在「一國兩制」被蠶食的情況下，難以控制自己的政策， 有時候政府聘請學者等做研究，「適用的便採用，不合用就裝作看不見」。

「美國智庫蓬勃是因為要通過研究達成某些事，中國比較不涉及政治的議題，智庫同樣做到事情，全國會用大數據去研究農業、氣候，可以很科學化，但香港是先有結論，而不是按研究去作出決定，」他說，「港英年代沒有民主，但仍然尊重傳統精英，現在政府不再理會他們的專業，哪怕是醫護、法律，這些人不是因為專業而受到尊重，而是政治的效忠來得到信任。」

被調侃的中間派

沈旭暉母親在《大公報》英文版工作，《大公報》英文版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少數對外的英文溝通渠道。他走入國際關係研究，或多或少受母親熏陶。他的父親是立場傾向傳統民主派的香港學者沈俊明。 沈旭暉在揉合不同政治光譜的家庭下成長
他的家族跟民國時代《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淵源頗深。沈旭暉本人曾在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學士，再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政治及國際關係博士。

「有些人因為我家人《大公報》的淵源而認為我是紅底，但在大陸人眼中，我這種人好西方，先天夾在中間，」他說，「我本身家庭內，都有很多不同意見，從小到大的訓練，知道在什麼時候說什麼，不會反面，無論多對立的聲音，我也覺得可以溝通的。」

沈旭暉在2013年舉行的婚禮，是香港近年少有讓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人共聚一堂，時任特首梁振英、學運領袖黃之鋒、李嘉誠兒子李澤階等左中右人物都有出席。

「網民經常也抽水（調侃）我的婚禮，但那個時候仍然是可以聊天，」沈旭暉說，「我不主張對立，我覺得幾難頂（難溝通）的人，也會找到共通點去聊天，這是我從小到大的訓練。」

精英共識向對抗模式的演變

沈旭暉2003年回到香港後，成立了一個名為「Roundtable」的團體，目標是讓政見不同的人，能夠聚在一起交流。

他認為，香港傳統精英主導的體制，一向是「閂埋門講掂數（閉門談判就好）」，多年來，立場不同的人可以彼此溝通，在鏡頭後可以談笑風生，大家以謀求共識為最大公因數，但2012年的特首選舉，一改政治、官場生態文化，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沈旭暉說，2012年的特首選戰改變了官場文化，一度令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

這場特首選舉中，兩個主要候選人梁振英和唐英年個人和團隊，均被揭發不同類型的「黑材料」醜聞，公眾把目光投向這些「黑材料」，而不是論政。

當年，沈旭暉以學者身份，向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發表公開信，指這場選舉道德規範被打破，選舉不再是「君子之爭」，無論誰當選也很難施政。

「我當時有參加過他們的活動，聊過天，親身觀察中，以那時候來說，我算是接觸到類權力核心最年輕的一群人，但見完他們之後你很不舒服，你預測的未來就是這樣，你讀到了背後某個結構。」

他說當年也因為一些文章，而遭到直接人身威嚇。

「以前比較講道理的北京或政府的朋友，都開始被邊緣化，強硬的聲音開始出現，鬥爭模式主導，」他說，「本身的內部矛盾，以動員抹黑、篤灰（告密、告發）等很多這些手法，把人性好多負能量釋放出來，香港從一個精英共識的模式，變成對抗式模式，一開始了便回不了頭，激進的聲音取代了本身想有共識的聲音。」

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令主權移交後，香港的利益集團有所變化，一批在大陸有更大利益的人，發現香港傳統精英「不完全是自己人」，希望扭轉權力和利益分佈，打散原本的權力結構。

當年這場選舉讓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開始轉向專注建立自己的海外事業和置業，他說，這不是逃避或是擔心出事，而是預測到香港的發展方向，要凖備後備方案。

但在「反送中」爭議爆發後，他放棄了與一些大陸院校和企業的合作，希望自己可以暢所欲言下不影響他人。

香港示威者呼籲多光顧支持示威的「黃店」，希望建立「黃色經濟圈」，但做法引發爭議。

《大公報》最近點名批評沈旭暉舉行一個有關「黃色經濟圈」的研討會，形容他變成了香港「本土派」的先鋒。沈旭暉強調自己不是「黃色經濟圈」的專家，但有很多有心人希望研究這一課題，值得學術界去討論。

「你覺得很正常、很理性、很平和、沒有煽動性的東西，在一個上綱上線的時代也會有人不滿。這十年來感覺越來越多紅線，想又不行、說又不行，這樣下去就不是一個大都會……香港不應該這樣，不應該在思想、言論、行為上受到制限，大家就是喜歡這個地方有百花齊放的自由。」

他說以平常心看待被親中媒體點名，不會太過擔心，「我們不喜歡上綱上線，所以也不可以對它們太過重視，我們要加強抗壓能力，平常心 ……香港此刻要捍衛自己的核心價值，就是要好像平時般說平時能說的話，不要被白色恐怖嚇怕。家人總是擔心這樣那樣，正是多年來白色恐怖的產品，我深信，下一代絶不能夠在這樣的環境長大。我們必須改變。」

「有些激進聲音想取代爭取共識的聲音，為何社會會有激化的現象，是某個利益集團想得到一些東西，多了批評學者的聲音，是因為有些人不想有和平解決問題的路線，希望破壞他們的關係，令你們不想再聊下去。」

他說，無論立場如何南轅北轍，都可以溝通到，社會愈分裂愈要珍惜以前建立的信任，否則會正中他人下懷。

展望未來

香港示威者與警察街頭衝突這幾個月來暴力升級，黑衣人「裝修」（破壞）被指親中的企業以及「私了」（私下暴力對待）不同意見人士。

沈旭暉認為，事件發生至今，也令很多「和理非」積極參與運動。要有效解決街頭衝突，需要由處理制度暴力開始。

「一個運動能否持續不是看街頭有多少勇武、多少交通燈被破壞，還是是否再有一百萬人參與遊行，運動是可以歷時幾年、或者幾十年……香港這半年來形成了一個機制，就是政府做具爭議性的事情，人們是有機制去抵抗，這個機制已經完善建立，是一個持久戰的基礎。」

他坦言，沒有人願意看到任何形式暴力，也不相信有人為了暴力而暴力，但也希望前線示威者理解，如果衝擊和升級不合符比例，可能會引來「散水」（令人離開運動）。

他認為2022年的特首選舉，將會是一場「終極之戰（end game）」，希望有一個能夠認同「五大訴求」的人參選特首。
目前香港特首由一個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提名及投票產生。隨著民主派在剛過去的區議會獲得壓倒性勝利，預料新一屆選委會的1200人中，有約500人是親民主派。

沈旭暉指出，民主派人士擔任選委的數字會更高，有望在特首選舉中有更大的話語權，而開明商界和溫和建制派也希望有所變革，「這可能是最後希望」。

他憧憬說，只要這方陣營能夠勝出，那麼將來香港是可以透過內部立法實現「普選立法會」，亦可以不經中央通過下決定如何組成「選舉委員會」，「那時候，立法會全面直選、選委會能反映民意選出特首，就是『真‧一國兩制』的時代。」//

[#沈旭暉隨緣家書］林鄭月娥訪日賀禮之「東洋戰線」：日本也會醞釀《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嗎？

上週應日本學者谷垣真理子教授邀請，到東京大學演講分享香港最新形勢和國際地位，連同同場的倉田徹教授、阿古智子教授，都是日本的香港通，當日出乎意料的座無虛席，足見近年日本學界、政界、社會對香港的關注越來越多。期間谷垣教授派了她一位來自香港的碩士生接待我們，交談下，深感後生可畏，他研究日治香港如何影響今天的香港身份認同，正正填補了當下理解的空白，顛覆可期。眾所週知的是我一直不鼓勵朋友讀博士，但總有個案例外，他是很適合讀博士的特例，目前的研究方向，也十分切合香港的需要，因為此時此刻的亂世，正是香港涉外關係研究開花結果之時。須知在眾議院已通過的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草案，最新版本有這樣一條：美國應鼓勵一眾盟國訂立類似保護香港的法案，其中一個被點名的盟友，正是日本。談及日本會否走向這一步，不少認識的日本學者都覺得不太可能、也研究不多，唯獨來自香港的錢君早著先機，認為無事不可能。當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也是在他的同齡人大力游說下才成氣候，「日本戰線」如何開打，自然應該多了解屬於新時代的視角。

美國鼓勵各國盟友訂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其實日本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非無中生有，也不是美國最新版本的草案出現後才有人回應，而是早就有團體提出。該日版法案是由Youth Democracy Promotion Agency、Pnika、Code for Japan的代表理事共同提出的，三個組織的成員都相當年輕，當中以YDPA規模最大，以八、九十後的青年議員、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為骨幹，標榜跨黨派、政治中立，以網絡原住民身分，關注政治議題和人材培養；至於Pnika、Code for Japan，則較關心地方自治體議題。」

坦白說，這些團體，即使是日本人當中，除了關心政治的一群，大概也留意不多，但在政壇當中，他們對香港的關注，原來已掀起不少迴響：「6月13日，YDPA已發起聯署，要求日本外相表態反對香港的逃犯條例、及警察對群眾的暴力鎮壓；8月中，三個組織的代表理事共同發起聯署，要求國會議員就『日本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展開討論。直到9月2日，共有62名現職地方議員、7名前地方議員、10名知識份子及團體代表簽署，他們提到港日間也有《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或許能仿效美國，訂立日版的人權民主法案，雖然聲音還未正式到達國會，但『地方包圍城市』，正是日本政壇的常見操作。」

那具體而言，他們提議的日版法案是怎樣操作的？「這些團體其實未有詳細說明，因為在現階段，重點是令日本領袖更關注香港，比起具體執行，輿論效果和姿態似乎來得重要。但當然，他們為港人拋出議題，我們也應努力想想。首先，我想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是框架性法案，配合現在的人權民主法案，令操作變得靈活，但仍是以取消政策法為殺手鐧；但日本沒有相關的對港框架性法案，只有航空、投資、刑事共助、租稅等協定，以及給予特區護照優待等零散的雙邊協議。透過日本政府的研判、該些協定和日常行政運作，香港才得到實然區別。假設制訂日版人權民主法案，而終極手段是取消各種協定，放棄對港實然區別，即使沒有框架性法案，也是可以的。但實際上，美國才是國際社會龍頭，她不承認香港，諸國跟隨，對方扣血；日本貿然行動，卻不見得各國會附和，對手無恙，反而自己扣血。」這觀察，正是上月我在這裏分析美國法案為何重要的佐證：一旦美國立法，其他盟友才有了仿效的框架，日本政府屆時無論是否願意、對自身利益有何影響，起碼也不得不回應。

「另一個日本立法的考慮是歷史包袱。假如日本國會高調討論、甚或通過法案，中國大陸恐重掀反日浪潮，按近期中日關係走向，和越來越對華低姿態的安倍晉三，日本是不會冒險的。不過從另一角度看，『香港牌』在日本，可以成為繼釣魚台、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後，一張右翼政客有力製造嫌中情緒的功能卡，而且對日本及國際社會而言，『香港牌』本身沒沾上歷史的血腥和硝煙味，純是法治、民主、自由、現代合約精神的象徵。假設日本有謀士在選舉或想進一步修憲的情況下，以保障僑民、日資、自由、法治等名義打出『香港牌』，刺激中國反日情緒，製造國內一時嫌中的效果，政治家吃『人血饅頭』，那麼『香港牌』便確有其用處。」只是此法凶險，危及中國大陸的日僑和日資的安全，以此刻日本政客的老化和保守化，大概不會、也不應輕易鼓吹。背負歷史包袱的日本如要立法，還得先看美國，並須各國同時制定類似法案，以作掩護。

日本也是香港重要持份者

既然美國做才有效，日本跟隨又有風險，日本還有何動機考慮立法？「中共是何種性質的政權，香港是不是西柏林，中共在香港的行動跟日本在東亞、東南亞，以至世界的利益有何關聯等，他們必須有了研判，才能決定是否在可行範圍內幫香港，還是坐視不理。另一點是金融及企業據點的存活：雖然日本在香港的直接投資額僅佔其亞洲投資的4%，但日資銀行在香港的數量，差不多等於中韓台加起來的，在港日資企業數自2013年大概都排第一。這還未談檯底交易，像近年的《信用詐欺師JP：香港浪漫篇》、《馬賽克日本》等影視作品中，還是經常出現借香港『週轉』的想像，某程度上仍反映現實。假如日本朝野覺醒，明白到香港的真正功能，還是大有可為。」

然而不少對日本官員有第一手了解的朋友，都發現他們對香港的情況不太了解，知華派近年也是親北京專才主導，期待他們改變，會否緣木求魚？「微觀而言，官員及國會議員在公式場合發言拘謹是可以理解的。安倍在G20的關心大家都知，之後如公明黨眾議員遠山清彥，在北京見到中共中宣部副部長黃坤明，都只能說香港議題希望盡快和平解決之類的說話。不過在非正式場合，用一下香港議題，卻會有利部份政治人物增加人氣。像自民黨的眾議院議員長尾敬，其實已在網台節目討論香港情勢，雖然看來他未有掌握足夠資訊，但他在節目中得知元朗白衫人的存在後，已即時說要把這類電視台不大敢播的資訊擴散開去，亦表示想支持香港抗爭。有趣的是，他本身支持參拜靖國神社，還會親自去釣魚台海域視察的。還有幸福實現黨，他們在國會沒有議席，是小政黨，但早於六月已遊行聲援香港。而他們的宗教背景也是耐人尋味的。當然不只是右翼，連左翼的日共也很關注香港，他們亦有搞聲援運動。地方級別方面，像神戶市會議員，自民黨的上畠寛弘，曾在Twitter批評中國駐日大使館的『香港暴力』影片，『香港』一詞都不用提，就足夠旺場了。若遇上日本選舉，而香港抗爭仍未止息，日版法案的討論，或概括的撐港言行，都有機會令少數候選人加分的。」

日本打「香港牌」的四點建議

假設日本真的有你所說的動機去推動法案，那麼法案具體應如何操作？「我認為即使有日版法案，操作都會跟美版差很遠。首先談雙邊協定，譬如那條《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香港的對日直接投資餘額是世界第八位，日資在香港又有大量業務，林鄭說美版法案損人損己，很易反駁；但如果說日版是損人損己，則不無道理。該《投資協定》是97年6月簽的，日本在1989年亦跟中國簽署同類協定，比較之下，日本跟香港的條約寫明雙方享有知識產權保障，還有仲裁方面，兩份協議都說如一方先授權本地司法機關處理，便不能交予國際仲裁。但明顯若遇爭端，香港司法比大陸的可靠得多。免簽待遇亦然，按2019年6月數據，香港訪日旅客數，除中韓台外，比任何國家都多。貿易懲罰方面，即使港日2018年簽訂AEO（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制度相互承認協議，方便部份出入口貨物通關。但取消這類協議，在對港維持貿易順差的情況下，恐怕日本損己多於損人，而且港府夠膽的話也可以耍小手段。2004至17年間，香港是日本農林水產物的最大出口地，港府可用行政命令，重新禁止茨城、栃木、群馬、千葉的農產品進口，相反又可解禁福島農產品。還是那句，玩雙邊協定的話，龍頭美國損己可以大大損人，日本損己則不會有相同效果，很不划算。凍結資產方面，日本不是英美澳加，效果不大，但此項具針對性，仍有象徵意義。接著是取消對港輸出敏感技術。按日本政府分類，香港與中國同屬group C，並非『白名單』26國之一，故未見香港之特殊地位。假如執行上對香港的規管較寬鬆，有實然區別的話，那政府內部當然可以調整。」

如果分析正確，那日版法案即使能通過、又要無損自身利益，只能隔靴搔癢，那麼日本還能做什麼？「日本如果想保存香港，或在國內外打『香港牌』取利，現時應化整為零，不拘泥於一條法案：
第一， 民間團體及地方議員要持續討論法案。展示討論姿態也是行動一種。由民間智庫做研究報告，找出可行方案，再向國會議員游說。國會議員可按時機設立超黨派聯盟和研究會，甚至提上國會。除姿態外，亦須實際地預備當各國跟隨美國立法，日本不會落後於人，不跟隨是一回事，但想跟卻缺乏準備的話則未免狼狽。
第二， 禁止違反人權的香港公務人員入境，其親屬於留學、工作等長期在留，以及申請移民時，須跟一般人分開審核。此措施不牽涉整體經濟，針對性強，『香港少數公務人員不能去日本浸溫泉』這點，也難以刺激大陸民眾反日吧，而且「不去日本」本身就非常愛國了。即使日本不敢處罰，領事館及情報組應搜集和整理相關人物資料及其違反人權的證據，建立自己的情報庫。
第三， 向香港長期發出旅遊警示。日本人去不了香港，只會有點『殘念』，卻可刺激國內消費，振興地方觀光產業。
第四， 在留卡『國藉・地域』一欄，在『中國』（特區護照情況）或『英國』（BNO情況）後加括弧『（香港）』或直接改成『香港』，這是支持一國兩制的表現。外務省網頁在『港日關係的基本考量』中寫明，香港須要保持高度自治，貫徹法治精神，港日關係才有望繼續發展。故以『地域』去描述『香港』，政治正確，又彰顯日本對一國兩制的支持。而且據說97後初期，一直有寫『香港』的，卻不知何時被刪走了，你懂的。」

那些年的日港關係

比起游散的平民組織及其偶發聲援，除了發起聯署要求討論日版法案外，他們的具體行動，則要更宏觀的視野。「假設一般團體、公益財團，或大型企業研判，完整履行一國兩制有利自身長遠利益，他們須跟港人同步甚至要有超前的視野。坦白一點，就是萬一本土抗爭失敗，香港失去原有功能後的考量。所謂視野，也包含對香港內涵的理解，則支撐著制度的文化和現代倫理，如果他們明白這些內涵的移植和傳續對日本有利，那也是香港求存的其中一條小出路。初步可以增加專為港人學生而設的獎學金，吸引中層及基層人材來日。長遠應考慮設立港人國際學校。以朗誦背記教習中文的嶺南傳統、粵語跟漢文的言文分途、因粵語公用化、實然標準化而產生的，貼近書面語的雅正口語，都是漢字文化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是擁有深厚漢學傳統的日本所能珍惜的。香港傳統英文學校的現代性格，也能吸引一定的國際系或本地日本人。最後，那天我們在東大的講座，有學者建議以日本為中介平台，供各方對話。如果做到，當然樂觀其成。但親北京的愛國人士願意放下面子，接受日本這外國勢力的介入嗎？香港青年又是否會在明知跟對家講多無謂的情況下上大台呢？感覺在日本建立東亞的香港支援基地，反而貼合近代中日淵源。」

作為新生代學者，就整體的「日本戰線」，他百感交集。「我無疑是傾向同情及支持抗爭的，明白日本內閣官僚只能說些門面話，國會議員不敢多言，但地方議員可較自由表達，學術界盡可能把真實一面呈現和紀錄。日本民間有遊行、捐款、座談會，也有活動家上東京都廳展望層演奏《願榮光》，右翼的櫻花頻道也播出重編後的日語女聲版《願榮光》。無論如何，今次是重新令日本人了解香港的機會。一般平民無意識中感覺中港是有點不同的，但可以說他們對香港毫無認知。牙醫姑娘可以天真地問我香港不是國家嗎，很多人則無故問我台灣的事，因為你講自己是香港人，下一秒會被記錯成台灣人。東大精英也可以覺得港日關係研究好有趣，因為他覺得城市怎麼會直接跟國家比較呢。最普遍的，是直接當你是中國大陸公民。駐港日本領事明知很多港人不喜歡『被說普通話』，但我們每次入境，都被普通話同簡體字招呼，一般商戶更不用說。日本政府各部門有溝通嗎？企業有做市場調查嗎？還是入境旅客排第四的香港仍不足以獲得注意？以待客之道見稱的日本而言實在奇怪，當然跟日本接洽的香港部門也難辭其咎。日本政府應培養更多香港問題專家，遇上像今年的大事，總不能期待單憑中國問題專家，就能提供什麼真知灼見，畢竟香港是另一次元的問題。我想其他國家其實也是相差無幾的，只是我對日本抱有期望，總覺得他們是有能力和優勢，成為東亞中最了解香港的國家。」

後記

曾幾何時，登陸日本是香港、台灣各界的夢想，陳美齡、鄧麗君、翁倩玉在紅白演出，彷如今日GEM走上春晚，但隨著香港回歸、中國經濟崛起、韓劇也取代日劇，日本熱似乎早已淡卻。據說日本駐港領事館本來對林鄭政府頗有好感，乃至幾乎支持《逃犯條例》，幸好有一群新興日本「香港通」出現，才能令官員沒有那麼離地。「我們雙方都沒甚麼邪門的動機，日本需要高質素、具潛力，又擁抱文明價值的年輕人材，香港也需要能保存『香港人血脈』的地方。中國人材很多都能融入文明的日本，善良守法，但部份人有其心中的『國情』，政治人口學而言，畢竟仍拖著中共的長影。香港卻是台灣以外，最能符合日本知識型人材要求的地域：懂漢文善英語，學日文快，價值觀近，學歷及專業資格認受性高。在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升學，要具12年正規教育學歷，香港轉三三四學制後，來日升學銜接更為方便。日本如能趁機開發人材供應源，現在對香港抗爭的各種善意表態，都能成為精神上的賣點。假如香港立法會全面直選，日本是否能透過支持某些黨派或議員，使自己在中國掌握下的領土中唯一一個普選議會有話語權，現在便是關鍵時刻。牌面上，當然說是為了兩萬多個僑民和千幾間日資的利益，但實際上，也要考慮一下作為東亞民主大國的戰略定位吧。」說來，我也曾在日本的大學短暫交流工作，一直相信日本也是香港身份認同的同路人，漫漫長路，裝備自己，學好日文，也是其時，香港に栄光あれ。

答：錢俊華，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修士二年，正研究港日關係中的戰爭記憶問題及表象文化。

星期日明報 2019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