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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帝每一位都有部愛情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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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盛京關捷

封建皇帝，大多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很少談得上愛情的。但研究清史，會發現從太祖到溥儀，十二個皇帝幾乎每一位都有熱烈的愛情故事。清朝是個多情的王朝，或許這也是納蘭詞與《紅樓夢》產生的背景。恰逢今天是2月14情人節，我們來看看清朝的愛情故事。請看——
　　
努爾哈赤最愛阿巴亥。
　　
孝烈武皇后(1590年—1626年)，烏喇那拉氏，名阿巴亥，烏拉部滿泰貝勒女，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四任大妃，清太宗皇太極繼母。孝慈高皇后去世後被立為大妃，為努爾哈赤生下三子，即第十二子阿濟格、第十四子多爾袞、第十五子多鐸。

皇太極最愛海蘭珠。
　　
海蘭珠(1609年11月11日-1641年)，博爾濟吉特氏，清太宗皇太極之妃，孝端文皇后的侄女，孝莊文皇后的姐姐。為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弟哈撒爾19世孫女。天聰八年(1634年)，時年二十六歲海蘭珠入宮。而早在天命十年(1625年)，她年僅十三歲的妹妹布木布泰(即孝莊文皇后)就已嫁給了皇太極。海蘭珠在此之前是否婚配，前夫何人，無考。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極冊封五大福晉時，封為關雎宮宸妃，為四妃之首，僅次於姑母哲哲。皇太極將海蘭珠居住的東宮賜名為「關雎宮」。「關雎」一詞取之於《詩經‧國風‧周南‧關雎篇》，詩序注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詩中以水鳥和鳴比喻配偶，表現男女之間的真摯愛情。和其他四宮的宮名相比，關雎宮這個名字含義更深。海蘭珠的封號和她所居宮室的名稱，充分表達了皇太極對海蘭珠的由衷讚頌。宸妃深受皇太極寵愛，兩人感情極深。崇德二年七月初八日(1637年8月27日)，宸妃生下皇太極第八子。皇太極為此大赦，這是立太子時才會有的舉措。他們母子最受皇太極寵愛。但此子未命名，就於崇德三年正月廿八日(1638年3月13日)逝世，不滿週歲。崇德六年，宸妃逝世，年三十三。謚號敏惠恭和元妃。
　　
順治最愛董鄂氏。
　　
孝獻皇后(1639年-1660年9月23日)，董鄂氏，世稱董鄂妃，真實名不詳。滿洲正白旗人，內大臣鄂碩之女，費揚古大將軍之姊，順治帝貞妃族姐。順治十三年(1656年)，董鄂氏入宮，深受順治帝寵愛。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封為賢妃。僅一月有餘，順治以「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為理由，晉封她為皇貴妃。陞遷速度之快，中國歷史少見。
　　
順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董鄂氏在承乾宮病逝，年僅22歲。董鄂氏是順治帝一生最鍾愛的女子，死後追封為皇后，合葬清孝陵。謚號為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
　　
康熙最愛赫舍裡氏。
　　
孝誠仁皇后(1654年02月03日-1674年06月06日)赫舍裡氏，康熙帝原配妻子，滿洲正黃旗人，輔政大臣索尼孫女，領待衛內大臣噶布喇之女，索額圖侄女，妹平妃。入宮後賢良淑德，統領六宮，輔助康熙皇帝治內，受孝莊太皇太后喜愛。康熙八年生嫡子承祜，康熙十一年二月承祜夭折，四歲未序齒。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誕育胤礽時因難產崩逝，得年僅有二十一歲。由於她與康熙帝感情深厚，康熙帝非常思念她，加上太皇太后的恩准，立皇二子胤礽為皇太子(滿洲祖宗家法生前不立太子)。康熙在她去世後賜謚號仁孝皇后。後因原謚號與聖祖謚號出現重字，於雍正元年改謚，及後乾隆、嘉慶年間累加謚，曰孝誠恭肅正惠安和淑懿恪敏儷天襄聖仁皇后。
　　
雍正最愛年氏。
　　
年貴妃，即敦肅皇貴妃(1690年-1725年)年氏[1]，雍正帝妃，湖廣巡撫、後加太傅、一等公年遐齡之女，妃長兄：廣東巡撫，工部右侍郎，內務府總管年希堯；妃次兄：原授一等公、撫遠大將軍、川陝總督年羹堯。侍世宗藩邸為側福晉，康熙五十四年，生皇四女。五十九年，生皇子福宜。六十年，生皇子贈懷親王福慧。雍正元年五月，生皇子福沛。雍正元年十二月，冊封貴妃。雍正三年十一月，年氏病重，晉封為皇貴妃。十一月二十三日薨，謚號為敦肅皇貴妃。
　　
乾隆最愛富察氏。
　　
孝賢皇后富察氏(1712年3月28日-1748年3月11日)乾隆帝第一任皇后，鑲黃旗人，察哈爾總管李榮保女，郡王傅恆姊。

史載：皇后恭儉，平居冠通草絨花，不御珠玉。乾隆對其「每加敬服，鍾愛異常」。乾隆十三年，隨帝東巡，行舟於德州崩，乾隆深為哀慟，作《述悲賦》悼之。
　　
嘉慶最愛喜塔拉氏。
　　
孝淑睿皇后(1760年10月02日—1797年3月5日)，喜塔臘氏，滿洲正白旗人，總管內務府大臣、副都統、承恩公和爾敬額之女，嘉慶帝的第一任皇后。乾隆三十九年，賜冊為皇子永琰嫡福晉，年十五歲。乾隆四十五年，生永琰第二女。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生永琰第二子綿寧(即道光帝)。乾隆四十九年，生永琰第四女(即莊靜固倫公主)。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禪位永琰。永琰改名顒琰，是為嘉慶帝。嘉慶元年正月，冊立喜塔臘氏為皇后。二月甲辰，其父和爾經額追封三等承恩公。嘉慶二年二月初七，病逝，得年三十六歲。嘉慶二年五月，謚孝淑皇后。嘉慶八年十月，入葬清西陵之昌陵地宮。道光、咸豐累加謚「孝淑端和仁莊慈懿敦裕昭肅光天祐聖睿皇后」。
　　
道光最愛鈕祜祿氏
　　
孝全成皇后(1808年3月24日-1840年2月13日)，鈕祜祿氏，名不詳，曾祖父為乾隆朝駐藏將軍成德，祖父為穆克登布，父親為清朝蘇州駐防將軍、乾清門二等侍衛、世襲二等男爵、贈一等承恩侯、晉贈三等承恩公頤齡，滿洲鑲黃旗人。她是清宣宗道光皇帝旻寧的第三位嫡妻、即位後所立的第二位皇后(1834年起在位)，清文宗咸豐帝的生母。
　　
鈕祜祿氏不管生前死後都極受道光帝的寵愛及重視，從全貴人開始(實際冊封時未冊為全貴人而直接進位全嬪)、3個月後升全妃、一年後以17歲稚齡超越所有老資格嬪妃成為僅次於孝慎成皇后的全貴妃、而後皇貴妃，直至母儀天下的皇后。她於盛年暴崩，死因不明，至今眾說紛紜，成為清宮疑案之一。她生前完全不用憑藉子嗣的晉封速度堪稱清宮罕見，當皇后後鐵腕治後宮也說明了道光帝對其非比尋常的愛重支持，她死後其子奕詝(後來的咸豐帝)能順利擊敗其他皇子最終繼承大統，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道光對她愛屋及烏。也因為孝全成皇后與道光帝感情極深，自她去世後道光便未曾再立皇后。
　　
咸豐最愛慈禧。
　　
孝欽顯皇后(1835年—1908年)，葉赫那拉·杏貞，清朝皇太后，咸豐帝妃嬪，同治帝生母。她以聖母皇太后的身份垂簾聽政或臨朝稱制，為自1861年至1908年間大清帝國的實際統治者，中國帝制時期少數長期當政的女性。
　　
同治最愛阿魯特氏。
　　
孝哲毅皇后(1854年7月25日-1875年3月27日)，阿魯特氏，蒙古正藍旗人，修撰、翰林院侍講、封三等承恩公、累部官戶尚書崇綺之女，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冊為皇后。孝哲幼承父教。亦工書，能左手作大字。光緒元年乙亥二月二十(1875年3月27日)寅刻崩，時距穆宗崩才七十餘日，五月上謚曰孝哲嘉順淑慎賢明憲天彰聖毅皇后。九月，暫安梓宮於隆福寺。五年三月二十六(1879年4月17日)，合葬惠陵，升祔太廟。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宣統帝入嗣穆宗，於宣統元年(1909)四月加上尊謚恭端，全謚：孝哲嘉順淑慎賢明恭端憲天彰聖毅皇后。
　　
光緒最愛珍妃
　　
恪順皇貴妃(1876年—1900年)，即珍妃，他他拉氏，禮部左侍郎長敘之女，鑲紅旗人，光緒帝妃嬪，也是最為受寵的妃子。
　　
光緒十五年(1889年)與姐姐(瑾妃)被入選宮中，封為珍嬪，後因慈禧太后六旬萬壽加恩得晉珍妃，光緒二十年因忤太后，降為珍貴人；次年復升為珍妃。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因慈禧太后出逃不想帶著珍妃而被投井殺害，享年二十四歲，被慈禧太后表面上追封為恪順皇貴妃，草草下葬在別處，後來她姐姐瑾妃做了太妃，統領後宮，才把她葬回她原本就該葬的地方——崇陵妃園寢。她容貌出眾，性格中有那麼些傲氣，即使是在自己被慈禧推下的那一刻。這一切，不過是封建王朝那悲情故夢罷了，她死後文面上殊榮再大，這女子終究是將魂送給了已經冰冷的紫禁城。
　　
溥儀最愛譚玉齡
　　
譚玉齡(1920年—1942年8月14日)，溥儀的祥貴人，貴族出身，原姓他他拉氏，辛亥革命以後，改姓譚。
　　
1937年，溥儀對婉容不滿並打入冷宮，為了有一個必不可少的擺設和玩物，由親屬介紹當時正在北京中學讀書的譚玉齡來到長春與溥儀結婚，住在緝熙樓樓下西側。溥儀封她為祥貴人，當時溥儀32歲，譚玉齡17歲。譚玉齡入宮後與溥儀的關係很好，深受寵愛，溥儀經常叫侄媳等女客陪她散心。譚玉齡聰明能幹，溫順賢惠，待人接物十分穩妥。但與溥儀過了5年如漆似膠的日子後，22歲的譚玉齡卻一命嗚呼。關於譚玉齡的死，至今還是個謎。
　　

這其中努爾哈赤與阿巴亥、皇太極與海蘭珠、順治與董鄂氏、光緒與珍妃的愛情故事一唱三歎，常常是文學藝術家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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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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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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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安　◎ #驚雷
　
和她赤腳走一次
走一次她最後的一段路
那處的燈塔，有她昨夜絕望的身影
她釋出曾經呼吸的空氣
海面冒出幾個大小不一的氣泡
今夜，海上又撈起幾具無名的屍體
海水再度降溫 在吸盡它們的餘溫之後
　
校門外的磚塊
在大馬路蹲立，築起堤防
有些人在日常的街道被截查、盤問、毆打
有些人捍衛吃快餐的權利
換來一濯傾倒在地上的腦漿
行人仍猶豫在微雨之時是否舉傘
遮蔽雙目和潰退的黃昏
　
某些孤傲的槍彈不規則地
植入街道兩旁的窗戶
又固執地擊落火鳥
和屋內的麵包黴燒成共同的焦炭
海水依次湧進每條橫街窄巷
沒有被搧惑和號召。
而我只有一個卑微的願望：
平安回家、吻妳熟睡的額頭
跟妳說晚安
　
裝睡的人別再裝睡
在多霧的早晨
看不清被多次延誤的日出
　
2019.11.18
注：沉痛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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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驚雷，生於香港。九十後，熱愛文學創作。作品散見於《聲韻詩刊》、《香港文學》、《自由副刊》、《乾坤詩刊》、《大頭菜文藝月刊》等。夢想出版個人電子詩集《行走的姿態》。
　
◎寫在前頭：
　
《80後十位香港女詩人：詩性家園》(2011)、《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2013)、《香港新詩80後22家》(2017) 與《聲韻詩刊》第34-35期「香港青年詩人」專輯(2017)，香港八十後詩人似乎被齊齊點名各占其位，進入學院的研究視域。除了行之有年透過香港青年文學獎的機制曝光外，過去十年來 #水煮魚文化 的《 #字花 》（2006-）、#石磬文化 的《 聲韻詩刊 Voice & Verse Poetry Magazine 》（2011-）與藝發局支持的《 #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香港小學生文藝月刊》及《 大頭菜文藝月刊 》（2015-）儼然成爲香港新生代詩人發表作品的園地，近兩年催生出了線上文藝傳媒平臺《 虛詞．無形》、《 Sample 樣本》與「 書寫力量 The Power of Words」的文學計劃。蟄伏在香港電台五夜講場節目的臉書社團「 五夜講場吹水處」許久，總會看到有人談論香港的閱讀人口不足、二樓書店的式微、推廣文藝的難處，若香港文學仍舊在其困境中展現其活力，那我們得問那現在二十多歲的九十後詩人們呢？
　
趙曉彤在《聲韻詩刊》第 24 期〈90後，詩天空──女詩人〉點名了 #黃潤宇、#沈行舟、#梁莉姿、#李嘉儀，而在我們四月的香港新生代詩選也點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詩人 #盧真瑜、#嚴瀚欽、#韓祺疇、#梁匡哲、黃潤宇，同時我們四月進行香港詩選的主題時，RTHK香港電臺 CIBS節目也推出了由九十後的梁莉姿、#李昭駿 與 #李顥謙 主持《 #香港文學十三邀 》( Diversity of Literature Organisations in Hong Kong，粵語發音) 來介紹香港文學團體，其中第十三集中也從90後的角度談論在台港兩地投稿的現況和屬於這個世代文學參與。如果《每天爲你讀一首詩》的期許是為台灣讀者發掘更多不同的詩人與作品的話，在來篇不乏許多斬獲各大文學獎與出書的詩人投稿的三百多首作品中，如果可以再推薦一位九十後的新生代詩人，那是―― 驚雷，而這也是我選擇這首詩的原因之一。
　
◎小編一尾賞析
　
由詩去銘刻歷史、記憶事件是這類社會詩的功用之一，在反送中運動初期許多詩人亦紛紛發表對於此一運動關懷的詩作，九十後詩人與反送中的相關詩作則較少人關注，不過在《聲韻詩刊》第四十八期的「#引渡」專題則有許多九十後的詩人針對反送中的母題書寫。我們得注意的是，為何是詩來承載這個事件，不是小說和散文等能夠更鉅細靡遺書寫紀錄的文類，除了篇幅較小能夠即時書寫傳播外，詩可以做到什麼和小說、散文不一樣的事，可以接著來看這首詩。
　
運動發生後，維港海濱時常會發現前幾日失蹤女子浮屍，而警方都以「#死因無可疑」結案，第一段詩人透過詩中敘事者模仿女子死前可能會遇到的情景，但又不指名身份，因而詩作對於身份的模糊則成為隱喻，當所有人面對這樣的情景時，在黑警的施虐下抗爭者最終都可能成為維港浮屍，敘事者經過女子生前的路途想像絕望的身影。
　
詩的場景從海濱移轉到街邊，理大、浸會、港大、中大無不在抗爭中槍林彈雨，面對布袋彈的學生也僅有磚頭得以反擊，詩人以「吃快餐」的譬喻來強調抗爭所爭取的僅是那如此日常簡單能夠讓市民「#免於恐懼的自由」，而換來只是使人肝腦塗地的鎮壓。舉傘的猶疑，也象徵著在這場運動中，仍有許多人猶豫是否齊同加入抗爭的行列。警民衝突也波及了街坊的生計、槍彈掃射也破壞了市容，不過抗議群眾如黑潮般不斷襲來，無人被蠱惑，群眾是為自由而感召而來。

詩作在在前三段的敘事時間都在晚上，而詩中不同的空間在同一個時間裡被凝縮，讀者於詩作所察覺到的敘事成為一種「共時」的場景，確切時間刻度在詩中的消除，使得讀者在解讀詩作詩可以認為詩句提到的事件可以發生在同一個時間，也可以是在分別的不同的時間，進而時間在詩中產生的歧異性為詩作本身構築詩意，這也是在時間調度上詩的技藝如何與散文、小說不同的原因。接著，第三段最後三句的敘事轉向，將場景拉回抗爭者的日常，抗爭者真正想要的只是：「而我只有一個卑微的願望：/平安回家、吻妳熟睡的額頭/跟妳說晚安」。
　
最後一段則突來一記當頭棒喝，猶移舉傘之人、夜裡熟睡的人，如同未覺醒之人，敘事者言道：「裝睡的人別再裝睡」，於覺醒之人每夜皆是難熬，「延誤的日出」在真正的自由到來之前，或許皆是永夜。聽日係何日？但係咁講，終有一日俾香港人盼到。
　
要為這首詩寫賞析，本質是極為矛盾的。其一是這首詩需要賞析嗎？詩人要說的不就在詩裡了嗎？我們還不夠明白香港這一年來在困境裡為自由付出的代價嗎？另則是，刊登寫這首詩賞析的同時，我是不是也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三十八條，刊登詩作會不會陷投稿者於不義，甚至正在看這篇賞析的你或許也觸犯了國安法。但也是如此，我們更應記住這首「沉痛之詩」，詩之所以沈痛，乃是因「#我哋真係好撚鍾意香港！#我哋真係好撚鍾意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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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編輯：@arteditor053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驚雷 #九十後 #香港 #反送中 #國安法 #死因無可疑 #我哋真係好撚鍾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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