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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歷史決議》40週年,堅守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
1981年6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週年之際,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全文於1981年7月1日正式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作為對建黨一甲子的嚴肅而誠懇的獻禮。
《歷史決議》通篇3.8萬字,大氣磅礴、一氣呵成,徹底否定了“文革”,科學辯證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表達了要反思錯誤、改革政治經濟不合理制度的決心,是黨的百年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決議之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一同構成了改革開放的思想基石。四十年後的今天,極“左”思潮仍然不時衝撞社會底線,回顧決議的製訂歷程,重溫其彰顯的精神價值,依然有現實意義。
1980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接受了“凡是派”領導人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和陳錫聯辭職的申請,選舉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次會議還決定,要仿照中共“七大”那樣,制訂一份歷史決議,給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來一個“蓋棺論定”,以消除人們的思想混亂,達到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起草工作從當年3月開始,由鄧小平和胡耀邦親自主持,參與起草的有胡喬木、於光遠、吳江、廖蓋隆、龔育之、鄭必堅、鄭惠等20多位資深理論家。當時中央對這個決議起草是異常重視的,整個過程九易其稿,先後經過了一年多的廣泛討論,範圍最廣的一次是眾所周知的“四千人大討論”。這次討論持續了一個多月,參加人員包括中直機關、地方、軍隊中高級幹部近4500餘人,此外,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00多名學員也參加了討論,實際人數近6000。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17次約談負責起草文件的中央領導同志,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後來其中9次談話被收錄到《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胡耀邦也是一直全程參與,多次主持書記處會議認真審閱歷次文稿。可以說,《歷史決議》是共產黨百年曆史上,打磨最嚴謹、傾注心血最多、討論最充分的一份文件,各個觀點都經過反复推敲和廣泛吸收各方意見,這也是雖然經歷時代的變遷,但是結論依然經得住考驗,持續散發跨越時代生命力的原因。
該如何評價這個決議的政治作用和歷史意義呢?從80年代改革之初的情形來看,《歷史決議》對建國三十二年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功過是非,做出了系統的、較為有說服力的結論,統一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達到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對凝聚全國人心、集中搞經濟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說》,歷史決議將標誌著“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
決議的核心結論,以及份量最重的內容就是徹底“否定”文革,這也是黨內唯一一份專門討論“文革”、並作出結論的文件。從長遠歷史意義來講,可以說是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一枚“定海神針”,沒有徹底否定“文革”這個結論和政治底線,就不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成果,也就不會有我們今天歡天喜地慶祝黨的百年華誕的自豪感。總結1978年以來中國崛起的幾個基本經驗,那就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對外虛心學習和開放,給予人們充分的生產自由,建設一個包容和法治的社會,而“文革”所宣揚的價值無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歷史決議》可以說是徹底打碎了“四人幫”給黨製造的意識形態枷鎖,如果沒有歷史決議明確向全世界廣而告之徹底否定“文革”,我們的改革開放隨時可能觸碰意識形態底線,不可能這麼縱深地推行下去。
同時,《歷史決議》不僅是鄧胡老一代革命家留給我們的政治文本,還是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精神遺產,其中所蘊含的很多精氣神都值得今天好好挖掘、發揚學習。
第一,《歷史決議》所體現的理論勇氣、歷史責任感值得學習。對於當時而言,如何評價毛澤東,如何評價建國後一些列重大決策,是非常棘手的事情。這個文件充分體現了當時鄧葉胡等諸位決策者的強烈責任感和擔當精神,而不是得過且過或迴避問題,留給後人再做。
第二,《歷史決議》彰顯的敢於大膽承認錯誤的精神值得欽佩和繼承。 《決議》通篇對於共產黨執政32年所犯的錯誤都沒有迴避,並且對犯錯誤的原因進行了嚴肅的剖析,鄧小平、陳雲、李維漢等當事人在討論決議的時候也坦誠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比如李維漢勇敢的檢討了他和統戰部在1957年“反右”中的錯誤,他自己要為“反右”擴大化承擔責任。這種執政黨敢於認錯的坦蕩胸懷和巨大勇氣在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
第三,制訂《歷史決議》的民主精神值得發揚。這個決議可以說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份經過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形成的文件。最後定稿前,還邀請130多位民主黨派高級領導人參加討論。在討論中,大家暢所欲言,彭真、李維漢、陸定一、譚震林、夏衍、張愛萍、周揚、方毅、王光美等都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意見。雖然,鄧小平、陳雲等出於維護政治穩定的考慮,最終沒有採納這些意見,但這仍是一場發揚民主、振奮人心的盛會,僅討論簡報就出了1000多份,被譽為是“黨內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說:“我1937年入黨以來,只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把多年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四,《歷史決議》通篇展現的反思和改革基本製度的價值取向值得學習。決議的結論部分,系統指出了各項製度的改革方向,尤其是重點強調要“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包括:確保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有權威的權力機關,在基層政權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樹立憲法權威,保證國家司法機關和各種群眾全體獨立自主形式權利、開展工作。這些制度建設的設想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重要初心,也是黨的歷史上永遠閃耀光華的思想財富。
《歷史決議》透露著我們黨在那個年代的血氣、朝氣、民主、寬容、智慧和生機,這種精氣神也是80年代改革開放能夠打開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們今天又面臨新的改革開放難題,更應該學習和發揚好它。
由於過去對“文革”的反思和揭露不徹底,隨著親身經歷“文革”的那些“反思派”逐漸老去,近些年,整個社會對“文革”批判聲音逐漸式微。而另一方面,各種形形色色的力量,不斷衝擊中央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還有人試圖為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主犯翻案。
現在整個社會對“文革”的認識呈現虛無化、浪漫化和美化的傾向。人們有意識的忽略”文革“中的腐敗、特權、極度不平等,把它想像成為一個公平、沒有貪污的社會;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暴力血腥,美化所謂的“大民主”;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道德淪喪,把它描述成道德純真的年代;更有很多知名的清華北大教授,從經濟學、政治學專業角度,為建國後蓋棺定論的一些錯誤路線做粉飾,非得說成是被誤解的“正確戰略選擇”。中央現在強調要反對形形色色的“歷史虛無主義”,這對於矯正社會試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各種美化極“左”錯誤的言論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值得反思和警惕。
尤其是90後、00後的年輕一代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對“文革”的認知發生很大的改變。 70後、80後一代,尚能對否定“文革”形成較為普遍的共識。然而,在知乎這些高學歷二十來歲年輕人聚集的新媒體上,徹底否定”文革“已經快成為”政治不正確”。對於“文革”對錯與否,這個不應該有爭議的問題,竟然總能引起激烈的討論。
所以,影響未來中國命運的不僅有國際外部風險,以及人口低出生率、經濟增速放緩等經濟挑戰,更有“文革”思維在中國社會捲土重來的思想性危險。這個危險的內核不是唱懷舊老歌、跳廣場舞這種表象的東西,而是:崇拜極權,抗拒民主;推崇用暴力,抗拒法治和協商精神;崇尚國家主義,藐視個人的權利;崇拜權威,反智、反理性主義;盲目自大,排斥一切外來文明,閉關自守。
《歷史決議》是改革開放的”護法神“、“緊箍咒”,只有不放鬆這個緊箍咒,中國才有向更現代、開放、有秩序的社會轉型的可能,否則有可能葬送所擁有的的一切改革成果——正像鄧小平同誌所說的那樣: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原文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dVkp3iWwACqd7ID5nJf9yA?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cene=1&clicktime=1624843105&enterid=162484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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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將改變一切!」
DeepMind AI解決生物學50年來重大挑戰,破解蛋白質分子折疊問題。
本週振奮全球AI界的消息:Google旗下人工智能企業DeepMind發布了最新 AlphaFold成果,這是全球AI界無比振奮的重大科研突破。蛋白質存在於我們世界中的所有有機物體及奧妙人體中,全新的AlphaFold 算法揭秘了生物學界50年來試圖破解蛋白質分子折疊的難題,這項AI帶來的重大突破,將幫助科學家弄清某些困擾人們的疾病機制、加速找出新型流行病的具體原因(比如今年的全球新冠大流行),促進新藥設計、幫助農業增產、解析可有效降解廢棄物的嶄新成分、甚至探索為大氣減碳的全新解決方案。
我特別期待 AlphaFold 能為人類健康、環境生活推向更寬廣的可能性。在魔幻2020 最後一個月,這真是一個讓人懷抱希望的全新技術可能性,期待 AlphaFold之後締造更多 AI for Good 落地應用。
以下文章詳盡解釋了這項突破,內容經《機器之心》微信公眾號授權轉載。
▎生物學界最大的謎團之一,蛋白質折疊問題被 AI 破解了。
11 月 30 日,一條重磅消息引發了科技界所有人的關注:谷歌旗下人工智能技術公司 DeepMind 提出的深度學習算法「Alphafold」破解了出現五十年之久的蛋白質分子折疊問題。
最新一代算法 Alphafold 2,現在已經擁有了預測蛋白質 3D 折疊形狀的能力,這一複雜的過程對於人們理解生命形成的機制至關重要。
DeepMind 重大科研突破的消息一出即被《Nature》、《Science》等科學雜誌爭相報導,新成果也立刻獲得了桑達爾 · 皮查伊、伊隆 · 馬斯克等人的祝賀。
科學家們表示,Alphafold 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將幫助科研人員弄清引發某些疾病的機制,並為設計藥物、農作物增產,以及可降解塑料的「超級酶」研發鋪平道路。
「這是該研究領域激動人心的一刻,」DeepMind 創始人、首席執行官德米斯 · 哈薩比斯說道。 「這些算法今天已經足夠成熟強大,足以被應用於真正具有挑戰性的科學問題上了。」
蛋白質對於生命至關重要,它們是由氨基酸鏈組成的大型複雜分子,其作用取決於自身獨特的 3D 結構。弄清蛋白質折疊成何種形狀被稱為「蛋白質折疊問題」。在過去 50 年裡,蛋白質折疊一直是生物學領域的重大挑戰。
DeepMind 的 AlphaFold 讓人類在這一問題上取得了重要突破。在今年的國際蛋白質結構預測競賽 CASP 中,DeepMind 開發的 AlphaFold 最新版本擊敗了其他選手,在準確性方面比肩人類實驗結果,被認為是蛋白質折疊問題的解決方案。這一突破證明了 AI 對於科學發現,尤其是基礎科學研究的影響。
在兩年一次的 CASP 競賽中,各組爭先預測蛋白質的 3D 結構。今年,AlphaFold 擊敗了所有其他小組,並在準確性方面與實驗結果相匹配。
對於不熟悉生物領域的人來說,CASP 的大名可能有些陌生——CASP 全稱 The Critical Assessment of protein Structure Prediction,旨在對蛋白質結構預測進行評估,被譽為蛋白質結構預測的奧林匹克競賽。 CASP 從 1994 年開始舉辦,每兩年一屆,目前正在進行的一屆是 11 月 30 日開始的 CASP14。
而 DeepMind 這一突破有什麼影響?
用哥倫比亞大學計算生物學家Mohammed AlQuraishi 在Nature 文章中的話來說,「可以說這將對蛋白質結構預測領域造成極大影響。我懷疑許多人會離開該領域,因為核心問題已經解決。這是一流的科學突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科學成果之一。」
▎蛋白質折疊問題
蛋白質的形狀與它的功能密切相關,而預測蛋白質結構對於理解其功能和工作原理至關重要。很多困擾全人類的重大問題(如尋找分解工業廢料的酶)基本上都與蛋白質及其扮演的角色有關。
多年以來,蛋白質結構一直是熱門的研究話題,研究者使用核磁共振、X 射線、冷凍電鏡等一系列實驗技術來檢測和確定蛋白質結構。但這些方法往往依賴大量試錯和昂貴的設備,每種結構的研究都要花數年時間。
1972 年,美國科學家 Christian Anfinsen 因「對核糖核酸酶的研究,特別是對其氨基酸序列與生物活性構象之間聯繫的研究」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在頒獎禮上,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假設:從理論上來說,蛋白質的氨基酸序列應該可以完全決定其結構。這一假設引發了長達五十年的探索,即僅僅基於蛋白質的一維氨基酸序列計算出其三維結構。
但這一思路的挑戰在於,在形成三維結構之前,蛋白質的理論折疊方式是一個天文數字。 1969 年,Cyrus Levinthal 指出,如果使用蠻力計算的方式來枚舉一種蛋白質可能存在的構象,要花費的時間甚至比宇宙的年齡還要長。 Levinthal 估計,一種蛋白質大約存在 10^300 種可能構象。但在自然界中,蛋白質會自發折疊,有些只需幾毫秒,這被稱為 Levinthal 悖論。
CASP 14 比賽最新結果:AlphaFold 中位 GDT 高達 92.4
CASP 競賽由 John Moult 和 Krzysztof Fidelis 兩位教授於 1994 年創立,每兩年進行一次盲審,以促進蛋白質結構預測方面的新 SOTA 研究。
一直以來,CASP 選擇近期才經過實驗確定的蛋白質結構,作為參賽團隊測試其蛋白質結構預測方法的目標(有些結構即使在評估時仍然處於待確定狀態)。這些蛋白質結構不會事先公佈,參賽者也必須對其結構進行盲測,最後將預測結果與實驗數據進行對比。正是基於這種嚴苛的評估原則,CASP 一直被稱為預測技術評估方面的「黃金標準」。
CASP 衡量預測準確率的主要指標是 GDT(Global Distance Test),範圍從 0 到 100,可以理解為預測的氨基酸殘基在正確位置閾值距離內的百分比。 John Moult 教授表示,GDT 分數在 90 分左右,即可視為對人類實驗方法具備競爭力。
在剛剛公佈的第14 屆CASP 評估結果中,DeepMind 的最新AlphaFold 系統在所有預測目標中的中位GDT 達到92.4,意味其平均誤差大概為1.6 埃(Angstrom),相當於一個原子的寬度(或0.1納米)。即使在難度最高的自由建模類別中,AlphaFold 的中位 GDT 也達到了 87.0。
歷屆 CASP 競賽自由建模類別中預測準確率中位數的提升情況,度量指標為 BEST-OF-5 GDT。
CASP 競賽自由建模類別中的兩個目標蛋白質示例。 AlphaFold 能夠預測出高度準確的蛋白質結構。
這些令人振奮的結果開啟了生物學家使用計算結構預測作為科研主要工具的時代。 DeepMind 提出的方法對於某些重要的蛋白質類別尤其有用,例如膜蛋白(membrane protein)。膜蛋白很難結晶,因此很難通過實驗方法來確定其結構。
該計算工作代表了在蛋白質折疊這一具備 50 年曆史的生物學問題上的驚人進展,比該領域人士成功預測蛋白質折疊結構早了幾十年。我們將很興奮,它能從多個方面對生物學研究帶來基礎性改變。 ——Venki Ramakrishnan 教授(諾貝爾獎得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
▎DeepMind 這樣解決蛋白質折疊問題
2018 年,DeepMind 團隊使用初始版 AlphaFold 參加 CASP13 比賽,取得了最高的準確率。之後,DeepMind 將 CASP13 方法和相關代碼一併發表在 Nature 上。而現在,DeepMind 團隊開發出新的深度學習架構,並使用該架構參加 CASP14 比賽,達到了空前的準確率水平。這些方法從生物學、物理學、機器學習,以及過去半個世紀眾多科學家在蛋白質折疊領域的工作中汲取靈感。
我們可以把蛋白質折疊看作一個「空間圖」,節點表示殘基(residue),邊則將殘基緊密連接起來。這個空間圖對於理解蛋白質內部的物理交互及其演化史至關重要。對於在 CASP14 比賽中使用的最新版 AlphaFold,DeepMind 團隊創建了一個基於注意力的神經網絡系統,並用端到端的方式進行訓練,以理解圖結構,同時基於其構建的隱式圖執行推理。該方法使用進化相關序列、多序列比對(MSA)和氨基酸殘基對的表示來細化該圖。
通過迭代這一過程,該系統能夠較強地預測蛋白質的底層物理結構,並在幾天內確定高度準確的結構。此外,AlphaFold 還能使用內部置信度度量指標判斷預測的每個蛋白質結構中哪一部分比較可靠。
DeepMind 團隊在公開數據上訓練這一系統,這些數據來自蛋白質結構數據庫(PDB)和包含未知結構蛋白質序列的大型數據庫,共包括約 170,000 個蛋白質結構。該系統使用約 128 個 TPUv3 內核(相當於 100-200 個 GPU)運行數週,與現今機器學習領域出現的大型 SOTA 模型相比,該系統所用算力相對較少。
此外,DeepMind 團隊透露,他們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將這一 AlphaFold 新系統相關論文提交至同行評審期刊。
AlphaFold 主要神經網絡模型架構概覽。該模型基於進化相關的蛋白質序列和氨基酸殘基對運行,迭代地在二者的表示之間傳遞信息,從而生成蛋白質結構。
▎對現實世界的潛在影響
「讓 AI 突破幫助人們進一步理解基礎科學問題」,經過 4 年的研究攻關,現在 AlphaFold 正在逐步實現 DeepMind 初創時的願景,在藥物設計和環境可持續性等領域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馬克斯· 普朗克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所長,CASP 評估員Andrei Lupas 教授表示:「AlphaFold 的精確模型讓我們解決了近十年來被困擾的蛋白質結構,重新啟動關於信號如何跨細胞膜傳輸的研究。 」
DeepMind 表示願與其他研究者合作,以進一步了解 AlphaFold 在未來幾年的潛力。除了作用於經過同行評審的論文以外,DeepMind 還在探索如何以最佳的可擴展方式為系統提供更廣泛的訪問可能。
同時,DeepMind 的研究者還研究了蛋白質結構預測如何幫助人們理解一些特殊的疾病。例如,通過幫助識別存在故障的蛋白質,並推斷其相互作用的方式,來理解一些疾病的原理。這些信息能夠讓藥物開發更加精確,從而補充現有的實驗方法,並更快找到更有希望的治療方法。
AlphaFold 是十分卓越的,它在預測結構蛋白質的速度和精度上有著驚人的表現。這一飛躍證明了計算方法對於生物學中的轉換研究,加速藥物研發過程都具有廣闊的前景。
同時許多證據也表明,蛋白質結構預測在未來的大流行應對上是有用的。今年早些時候,DeepMind 使用 AlphaFold 預測了包括 ORF3a 在內的幾種未知新冠病毒蛋白質結構。在 CASP14 中,AlphaFold 預測了另一種冠狀病毒蛋白質 ORF8 的結構。目前,實驗人員已經證實了 ORF3a 和 ORF8 的結構。儘管具有挑戰性,並且相關序列很少,但與實驗確定的結構相比,AlphaFold 在兩種預測上都獲得了較高的準確率。
除了加速對已知疾病的了解,AlphaFold 還具備很多令人興奮的技術潛力:探索數億個目前還沒有模型的數億蛋白質,以及未知生物的廣闊領域。由於 DNA 指定了構成蛋白質結構的氨基酸序列,基因組學革命使大規模閱讀自然界的蛋白質序列成為可能——在通用蛋白質數據庫(UniProt)中有 1.8 億個蛋白質序列。相比之下,考慮到從序列到結構所需的實驗工作,蛋白質數據庫(PDB)中只有大約 170000 個蛋白質結構。在未確定的蛋白質中可能有一些新的和未確定的功能——就像望遠鏡幫助人類更深入的觀察未知宇宙一樣,像 AlphaFold 這樣的技術可以幫助找到未確定的蛋白質結構。
▎開創新的可能
AlphaFold 是 DeepMind 迄今為止取得的最重要進展之一,但隨著後續科學研究的開展,依然有很多問題尚待解決。 DeepMind 預測的結構並非全部都是完美的。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包括多蛋白如何形成複合體,如何與 DNA、RNA 或者小分子交互,以及如何確定所有氨基酸側鏈的精確位置。此外,在與他方合作的過程中,還需要學習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將這些科學發現應用在新藥開發以及環境管理方式等諸多方面。
對於所有致力於科學領域中計算和機器學習方法的人而言,像 AlphaFold 這樣的系統彰顯了 AI 作為基礎探索輔助工具的驚人潛力。正如 50 年前 Anfinsen 提出的遠超當時科研能力所及的挑戰一樣,這個世界依然有諸多未知的方面。
DeepMind 取得的這一進展令人們更加堅信,AI 將成為人類擴展科學知識邊界的最有用工具之一,同時也期待未來多年的艱苦工作能夠帶來更偉大的發現。
影片及原文,參考 DeepMind官方部落客 https://deepmind.com/blog/article/alphafold-a-solution-to-a-50-year-old-grand-challenge-in-biology
林智堅論文原文 在 方志恒 Brian Fong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以小制大 莊敬自強
【#香港革新論文章】❝未來,香港人會否鞏固其主體意識,克服來自中國的分化打擊?香港人會否將抗爭更聚焦於中國及其代理人網絡,直接打擊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香港人又會否強化其全球民間外交網絡,鞏固自由世界國家對香港的支持?所有這些變數,都會影響未來香港自治運動之動員能力,繼而決定香港人能否在中美新冷戰中發揮「弱者槓桿」(leverages of the weak)。❞
/方志恒 《香港革新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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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恒:「反送中」是一場香港自治運動
(原文刊於2019年10月31日《蘋果日報》即時新聞)
中國和自由世界將如何應對流水革命?香港人這一場「流水革命」,繼續牽引著全球目光。全世界人都在看,想知道香港人為何能團結抗爭5個月,依然堅定不移。
要理解今天的香港,我們應該從這個前提說起:香港人是尋求自治的「無國家共同體」(Hongkongers are a stateless nation struggling for autonomy)。只有認識到這個前提,我們才能理解「流水革命」作為香港自治運動最新篇章之時代意義,進而思考中國和自由世界將如何應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
香港人團結爭自治
按大師Michael Keating在《Nations Against the State》的經典理論,「國家」(state)和「共同體」(nation)是兩個不同概念。前者指建基於主權的政治行動機器,後者指按照共同血緣(common ethnicity)或共同價值(common values)建構而成並尋求自治的政治社群。概念上,共同體不一定有自己的國家。當共同體和國家完全(或大致)重叠,這就是我們一般理解的單一民族國家(nation-state),例如日本;當共同體沒有自己的國家,就會尋求在現有國家內實現自治,甚或爭取獨立建國,例如加泰人、魁北克人、蘇格蘭人。
歷史上,香港共同體之形成,始於1949年中港邊境管制確立後,改變了香港開埠百年來華人自由進出之情況,令香港得以逐步發展出獨特的身份認同。與此同時,戰後香港經歷了「非正式的權力下放」(informal devolution),倫敦逐步允許港府建立起各種自治權,鞏固了香港共同體之制度基礎 —— 這些自治權更在1984年由《中英聯合聲明》以國際法確認(de jure recognized)、然後在1990年由中國人大頒布之《基本法》以國內法予以成文化(codified)。到了1997年7月1日,英國人除了將香港主權移交予中國,實際上也移交了一個初生的政治共同體 —— 這個共同體的名字叫「香港人」。
不幸地,香港人和中國從一開始,就對一國兩制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香港人追求的,是在一國之下永續兩制;中國卻視兩制為過渡,最終走向中央集權之一國。此一根本差異,決定了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人時刻需要捍衛自治,不斷抵抗中國之干預和吸納 —— 由2003年反廿三條運動、2010年反高鐵運動,到2012年反國教運動和2014年雨傘運動。諷剌地,中國越加強吸納香港,香港主體意識卻在反抗之中壯大。
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就能理解到,「流水革命」實乃香港自治運動之最新篇章。對大多數香港人來說,《逃犯條例》代表著中國蠶蝕香港自治之新嘗試,旨在拆除中港之間的法制防火牆。要不是大批香港人在6月12日包圍立法會、以及美國跨黨派議員在6月13日重提《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中港政府才在本地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壓力下,在6月15日暫緩《逃犯條例》。
但整場《逃犯條例》風波,已引發香港人對失去自治的深層恐懼,促使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克服長期以來和勇之間的路線分歧,攜手合作 —— 由前線勇武抗爭,到和理非後勤支援。換言之,「流水革命」發韌於反送中,卻快速發展為新一波的香港自治運動。對不少香港人來說,除非能夠建立全面代表港人之自治政府和議會,《逃犯條例》以至任何對香港自治之蠶蝕,隨時會捲土重來。
中國推進霸凌模式
香港人之自治訴求,已經在「流水革命」中清晰表達。但香港之政治未來,始終受制於中國的對港政策。
多年來,中國面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立場一貫清晰,就是加強集權專制操控(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controls)。廣泛而言,中國對香港施行之集權專制主義,乃延伸自中共黨國對中國邊陲地區(包括新疆、西藏、滿蒙)之同化吸納政策;而此一政策,則源自中共對1991年蘇聯解體所汲取的教訓。2012年,習近平政權開始在香港力推集權專制主義,此趨勢跟中國對西藏人和維吾爾人之強力同化政策同步。
但中國的對港政策,並非只是直接施行集權專制主義那樣簡單。到目前為止,中國管治香港的模式,仍不同於西藏和新疆(中共黨國仍未直接管治香港);香港人所面對的同化壓力,仍比西藏人和維吾爾人來得溫和(香港人仍未被關進再教育營或受社會信用系統監控)。當中原因顯而易見,卻常常被忽略,就是維持一國兩制下某種形式的香港自治,非常符合中國本身的戰略和經濟利益。
中港權貴總是吹噓「香港依靠中國才能生存」,但事實上卻是「中國經濟依靠香港金融才能生存」—— 香港是中國最主要的境外投資來源地(2018年香港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金額為961億美元,佔中國 FDI 總數74.7%)、最主要的境外上巿集資地(2018年中國企業在香港的IPO金額高達35萬億美元,佔中國企業境外集資總額79.6%)、最主要的境外銀行貸款來源地(2018 年香港各銀行對中國大陸銀行和非銀行客戶的淨債權總額高達 910億元美元)、最主要的境外債券融資平台(2018年中國企業在香港發行的美元債券總額高達723 億美元,佔中資企業境外發債總額的64.2%)、最主要的境外人民幣交易中心(2018 年香港佔全球人民幣境外交易量的79%)和最主要的境外私人財富安全港(2018年香港各金融機構管理的資產總額達3.1萬億美元,估計大部分為中國權貴的資產)。而香港對中國的巨大金融價值,只有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才能發揮,特別是當中的普通法制度、與美元掛勾的港元、資金自由流通等等。
香港實乃中國經濟賴以呼吸的「金融肺」,其金融角色對中國來說難以取代。其他中國城巿例如上海和深圳,由於缺乏香港廣為國際認可的自由巿場和法治,至今仍無法取代香港 —— 上海自貿區之失敗,未能做到當初信誓旦旦的貨幣和資金自由流動,不過再次證明中國始終找不到方法,去減低它對香港金融之依賴。
中國既要在香港推進專制集權主義、但又非常依賴香港金融,遂促使習近平政權自2012年起,採取了「我全部都要」的「霸凌模式」(take-all approach)—— 即一方面要換掉香港自治的內涵,施加更強力的專制集權操控;另一方面則保留一國兩制的軀殼,以更充分利用香港為其服務。這些年來,中國在香港推進「霸凌模式」,其實一直頗為順利,包括成功取消大批反對運動領袖的參選資格和議席、在銅鑼灣事件和肖建華事件上跨境執法、取締香港民族黨、在西九高鐵站實行中國法律等等。儘管香港本地和國際社會,都曾強烈反對這些決定,但始終無力阻止中國上下其手,一方面逐步淘空香港自治、另一方面利用一國兩制軀殼為其政權利益服務。
由此路進,我們當能明白「流水革命」成功阻擋了《逃犯條例》,實在意義非凡。因為這是中國自2012年推進「霸凌模式」以來,首次遭逢挫敗。在本地抗爭和國際施壓下,中國先被迫暫緩《逃犯條例》,其後再被迫正式撤回草案;其「霸凌模式」最終撞上牆壁,不但無法再推進,更加暴露了中國在香港的潛在限制。
首先,「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國難以在香港動用解放軍(包括武警)。由於中國嚴重依賴香港金融,加上顧忌自由世界特別是美國的可能反應,動用解放軍血腥鎮壓香港示威,對中國來說成本實在太高;有趣地,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後來在一個場合的發言,更權威地證實了中國的顧慮。換言之,全憑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不致成為天安門、烏魯木齊和拉薩。
第二,「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國賴以控制香港的代理人網絡(local collaborator network),無法壓服團結一致的香港民眾。由於動用解放軍(包括武警)的成本太高,中國只能依賴其代理人網絡,特別是香港警察,去平息「流水革命」。自6月以來,香港政府就採用了「準軍事警察政府模式」(paramilitary police-state mode),試圖以無差別濫打、濫捕和濫告示威者,來阻嚇巿民繼續參與示威;同時動員親中商會、政黨、社團高調撐警,並組織各種反示威行動。這種多管齊下的分化打擊策略,目標是要分化勇武派及和理非,然後再將之逐一收拾,基本上就是5年前應對雨傘運動策略。
但這次勇武派及和理非汲取了雨傘運動失敗的教訓,一直堅持「不分化不割蓆」的原則,團結一致對抗政權。到目前為止,儘管政府已濫捕了超過2000名巿民、濫告了200名示威者暴動罪,整個運動仍能保持韌力。相反,警察鎮壓已引發強烈的民眾反彈,正在摧毀中國在港整個代理人網絡的認受性 —— 中文大學在10月中進行的民調顯示,52%和49%的受訪者在信任度上,分別給予警察和香港政府「零分」。除非「流水革命」的支持基礎出現戲劇性變化,中國要單靠代理人網絡平息示威浪潮,恐怕是緣木求魚。
當「解放軍牌」(威脅血腥鎮壓)已失去威懾力、「代理人牌」(準軍事警察政府模式)又在自我毀滅之中,中國手上的牌其實所剩無幾,正面臨越來越大的讓步壓力。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就能理解為何在9月時,中國會答應五大訴求其中之一,正式撤回了《逃犯條例》,以至在近期放出撤換林鄭月娥的風聲。
本地和國際社會要求中港政府答應其他四個訴求(包括獨立調查警暴、收回暴動定性、撤銷示威者控罪和落實雙普選)的壓力正不斷增加,但中國的困局在於若然答應這些訴求,不但等同放棄其操控香港的霸凌模式,更會衝擊習近平的個人聲望。既無法平息示威浪潮、又不願意再作讓步,中國已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局。
自由世界重返香港
「流水革命」的其中一個重要影響,是重現(re-surfaced)自由世界作為香港自治的持份者角色,呈現了香港作為「國際自治政體」(internationalized autonomy)的複雜性。
基於兩大原因,自由世界國家在香港自治問題上,正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第一,中國對香港的集權專制操控,已嚴重破壞香港長久以來的自由法治傳統,迫使自由世界國家必須站起來,自行捍衛其在港利益。2016年的銅鑼灣書局事件和2017年的肖建華事件,已警示自由世界國家,香港的獨立管轄區地位已出現裂痕。直至本年初更爆發了《逃犯條例》風波,一直保障本地和外地人的中港法制防火牆面臨被拆走,終於引發在港外國商會(包括國際商會、香港美國商會、北歐商會)和自由世界國家領袖(美國政府和國會、歐盟28個國家、英國和加拿大政府、七大工業國集團領袖)的全面反彈。
明顯地,《逃犯條例》風波對自由世界國家的最大教訓,是不能再指望香港政府會保障其在港的利益,而必須自行站出來。
第二,由中國影響力擴張,所引發的地緣政治變化,正促使自由世界國家改變其對香港自治的立場。近年,中國透過經濟投資和境外統戰工程,積極對外擴張影響力,令自由世界國家必須回應。在這個地緣政治脈絡下,香港由原來連結中國和自由世界的地緣政治中立地帶,轉變為抵抗中國影響力擴張的最前線。美國對港政策在過去數月急速改變,就是最佳的說明。
今年初,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高調宣示,香港自治對美國的自由開放印太戰略非常重要;隨著反送中升溫,美國政府和國會領袖全面支持香港的「流水革命」,包括白宮高層多次接見香港民主運動領袖、將香港納入中美貿易談判議程、眾議院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等。隨著中美新冷戰在貿易、科技、安全等多方面全面開打,香港自治也成為中美攤牌的新戰場。
總而言之,香港自治不止是國內問題,也是國際問題。過去幾個月,《逃犯條例》風波已充分證明,香港自治的未來,不單取決於中央地方互動(central-local dynamics),也受制於全球地緣政治(global geopolitics)。自由世界國家,特別是作為全球領袖的美國,將如何應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必將影響香港之未來。
如何發揮弱者槓桿
香港自治之未來,取決於香港人、中國和自由世界的三方複雜互動,而每一方又受制於一系列相互關連的變數,因而充滿不確定性。
中國對香港自治之應對,始終取決於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當中涉及了一系列的變數:經濟債務危機和資本外逃,會否衝擊中共黨國之穩定性?中國能否有效維持和掌控在香港的代理人網絡?中國又能否應對多個中國邊陲地區,包括新疆、西藏、香港和台灣,同時出現不穩?這些變數互相影響,將決定中國能否集結足夠實力和資源,去繼續推進(抑或被迫調整)其對香港自治的「霸凌模式」。
自由世界對香港自治之應對,則取決於各國對支持香港自治之意願和力度,當中尤其涉及美國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地緣政治戰略:美國將採用何種戰略,去遏制中國影響力擴張,而香港在這個地緣政治棋盤上又有何角色?美國會否積極地運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下的工具,包括每年認證機制和官員制裁,去介入香港自治運作?美國又會否聯合其他自由世界國家,例如七大工業國集團,在香港自治問題上聯手向中國施壓?我們需留意所有這些變數,以評估自由世界國家對支持香港自治之意願和力度。
香港是地緣政治上的共同邊陲(overlapping periphery),其自治狀況始終受制於大國政治,特別是中美兩國。但香港人作為細小的共同體,如果能團結地、也有智慧地爭取,則仍然有能力影響地緣政治格局 —— 香港人在過去幾個月,就成功做到這一點。
未來,香港人會否鞏固其主體意識,克服來自中國的分化打擊?香港人會否將抗爭更聚焦於中國及其代理人網絡,直接打擊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香港人又會否強化其全球民間外交網絡,鞏固自由世界國家對香港的支持?所有這些變數,都會影響未來香港自治運動之動員能力,繼而決定香港人能否在中美新冷戰中發揮「弱者槓桿」(leverages of the weak)。
對無國家共同體來說,自治之路必然是崎嶇漫長,過程總是數以十年甚至百年計。但若然香港人決心尋求自治,就必須昂首迎接這個沉重挑戰。《想像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曾寄語,「我走不下去了,但我會走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這應該是香港人在未來漫漫長路上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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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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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方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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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香港革新論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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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香港革新論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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