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劇,與我家將近十年的無解題。
看完「我們與惡的距離」舞台劇版,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改編,在呂蒔媛原著的精神上,創造另一個嶄新敘事,同時又能賦予新的意義。(列在我心中「此生不能錯過的舞台劇」)
舞台劇演員的飆戲,讓人眼神一秒鐘都無法離開。
尹馨飾演女主角「宋喬安」,我覺得光是接下這個角色,她就非常勇敢。電視劇播出在前,賈靜雯也因為「我們與惡的距離」得了金鐘女主,不論尹馨怎麼詮釋,觀眾難免會有賈靜雯的既定印象。更何況,舞台劇沒有NG,對表演的要求更為全面,這麼濃重的情緒,尹馨必須每一場演出都到位,我在台下,看了十分敬佩。
謝瓊煖仍舊飾演李媽媽,在現場會直接被影后的演技震撼,每次她出現,我就開始擦眼淚(話說她在「未來媽媽」裡,也飾演其中一個角色孫立芳的母親)。
另外狄志杰飾演劉昭國,吳定謙飾演王赦,房思瑜飾演應思悅,楊迦恩飾演應思聰,這些演員都棒呆了。特別一提郭耀仁,他飾演News哥,收放自如的喜感,真討人喜歡。
這齣戲首創與台下觀眾互動,當場次觀眾的投票,會影響劇情的走向。第一次投票安排在中場休息前,全場決定李曉明不要死,中場休息後,故事就會朝李曉明沒死的方向走。整場投票下來,演員要同時記憶四種版本的故事,接錯線就完了,演員應該快瘋了吧?
另外,劇中設計新聞擂台政論性節目橋段,真正邀請立法委員、各界專家上台參與,現場觀眾可以真實提問,整個劇場就是一個論壇。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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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精神疾患污名化」,是本劇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但其實在這個主題上,我更關心的是「政府或醫療團隊如何幫助這些家庭?」劇中微量地傳達了一個概念,其實精神疾患的家人不是專業醫生,他們並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陪伴,精神疾患的家人需要支持團體,需要長期的輔導,不是拿了看病拿藥回家這麼單純。
我娘家附近就住了這樣一位太太。時不時對鄰人咆哮,半夜不睡覺開窗潑水罵人,還曾經拿雨傘戳老媽,害老媽跌倒。拿皮包從後面打叔叔。最讓人壓力大的,是我懷孕時,她總拿棍子站在公寓門口對我冷笑揮舞,每每讓我舉步維艱(後來我懷孕六、七個月決定暫時搬走),雖然大家苦不堪言,但是求助里長、警察、社工,都沒有用。
里長跟社工的回覆都是,訪視時按門鈴家人不開門,所以不能進行輔導。
警察的回覆是,除非她是現行犯(就是砍人、殺人或是把我打成流產),不然他們無法管。
我非常非常同情這位太太,因為她的家人漠視她,不讓她接受治療。她的兒子曾經約了我們一群鄰居,對我們表示歉意,然後就再也沒看過他(推測應該也搬走了)。她先生則是完全不理會、不處理、不解決。
她常高喊我媽名字,破口大罵老媽是「殺人魔、小偷」,老媽心生恐懼,長期生活在巨大恐慌下,失眠、暈眩症、帶狀皰疹反覆發作,苦不堪言,我只能不斷帶老媽跑醫院。
我不只一次想幫老媽搬家,但是住了三十年的老家,熟悉的生活習慣跟環境,她根本離不開,任我怎麼說,無用,只有繼續惡性循環的日子。
這真的是無解題。
也許她的家人覺得丟臉,所以漠視。
但她微攻擊行為造成鄰居不安,鄰居也求救無門。
社區單位無法介入,也不能強制家人帶她去看醫生、吃藥、陪伴,於是她病情更惡化,大家又更不安…..(頭幾年她真的沒這麼嚴重)
我非常認同劇中台詞,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置身事外。
整個社會必須善待跟陪伴這些精神疾患者。
但是在充滿理想的口號裡,到底該如何落實?
將近十年的折磨,我得到的理解是:
只要她家人不肯帶她去看醫生,她就無法獲得醫治。(她不可能自己去醫生)
只要她沒有把人砍傷或殺傷,警察也不能強制她去就醫。(但為什麼一定要到這一步啊?)
相關單位無能為力介入輔導,讓家人或社區知道如何應對。
想起多年前派出所員警給我的建議,讓人無言。
員警:她傷害妳了嗎?
我:沒有,可是她每天拿著棍子在我面前揮舞,我會不安,我懷孕大肚子…..
員警:她沒有傷害妳,我們不能怎樣。
我:那她如果傷害我了呢?
員警:那妳要報案,要舉證,像是錄影、錄音。
我:舉證?你是說她打我的時候,我要一邊顧著我七個月大的肚子,還能夠立即拿出手機拍?
員警:妳要告她,就要有證據啊。
我:可是我沒有想告她啊?
員警:那妳打電話來幹嘛?
以上,就是一種無力感。
我實在不懂,提告她有什麼意義?這根本不能解決問題啊!
頭幾年,我希望知道,如果她的家人不理她,身為她的鄰居,我可以為她做什麼?我很樂意提供協助,成為某種社區陪伴者。
但屢屢不得其門而入,漸漸地,我也成了冷漠的人,我在焦頭爛額的生活夾縫中,自身難保。
說實在,很長一段日子,我忿忿不平,因為官腔、推諉,十年來我全經歷過。
有天,我發現老哥竟然播放阿彌陀佛經,希望能夠幫助度化這位太太。
叔叔更佛心,直接抄寫經書回向給她,但願觀世音菩薩可以療癒她的苦厄。
希望「我們與惡的距離」能夠喚起相關單位對這件事情的重視,解救病患、病患家人、跟束手無策的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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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回來這齣舞台劇吧!
編導黃致凱把故事工廠又往上再推一個境界。
我只能說這是神作。
致凱大哥,我沒見過您,但我崇拜您!
(這裡有劇透,可略)在我看的那場次裡,把女主角的心理層次作了更多的轉折,原本是被害人的宋喬安,變成加害人,她派人跟蹤李大芝,逼她和媽媽走投無路,後來大芝燒炭自殺,急救後成為半植物人。李媽媽的兒子傷害了宋喬安的兒子,但宋喬安也傷害了李媽媽的女兒。自此,宋喬安復仇的心,夾雜了愧咎……呼應了此劇的概念:你自以為的正義,可能把另一個人推向地獄。
應思聰也有一個截然不同的結局,他…..算了,我不要多說,你自己進劇場來看吧!
最後,分享一段重要台詞。
「不管是什麼人,好人、壞人、有錢人、窮人
我們都看著同一片星空,
看到黑暗,也看得到希望。」
所有我的朋友,真心誠懇地希望你們進劇場來看這齣好戲。
你會觀賞到一個無比精湛、誠懇的演出,你會不斷破碎,不斷悸動,不斷大笑,然後有溫暖充滿在心中。
謝幕時看到二十多個演員,我鼓掌到手心發燙。
「我們與惡的距離」舞台劇2021年將會加演,台北、高雄皆有場次。
請關注故事工廠官網,不要錯過!
http://www.storyworks.com.tw/home/index.aspx
PS 看戲一定要拿本事,這本內容十分扎實,值得珍藏。
#我們與惡的距離
#舞台劇
#故事工廠第13號作品
#黃致凱你怎麼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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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謠搖滾之父——現在,他當然多了一個新的頭銜,諾貝爾文學獎得主Bob Dylan, 生涯寫了將近400首詞。
驚人的數量,直接體現在份量上,由大塊文化出版的中譯本,分為七冊,拿在手裡,就像磚頭一樣重(這不是誇飾)。
在一月號《文訊》雜誌寫了一篇書評,貼在這裡。
〈用藍調和詩歌唱醒了一個時代—10首歌讀巴布.狄倫歌詩集〉
《巴布.狄倫歌詩集》並不是一本書的名字,它的英文書名《Bob Dylan, The Lyrics: 1961—2012》簡單向讀者交代了幾個關鍵字:巴布.狄倫、歌詞選集,以及它所跨越的年份。
《巴布.狄倫歌詩集》也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套叢書的集合,繁中譯本將它劃分為七冊,每一冊在線性的時間序列中相連(這意味大歷史之河),並以不同的創作時期為分野(這代表個人的轉型與探索)。是的,想料理狄倫學(Dylanology)這門繁複的、處處鑄下謎語的學科,非得這麼大費周章不可,尤其在狄倫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
世人熟知的狄倫印象,是民謠歌手,是搖滾巨星,「作家」狄倫大抵只出過兩本書:1960年代摹仿垮世代風格,晦澀難解的小說《狼蛛》,以及發表於千禧年之初備受讚譽的回憶錄《搖滾記》。狄倫所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憑藉的仍是他的歌詞,或者說,歌詞中藏孕的詩意與想像力。
這套書集結了將近400首詞作,時間跨度從1961年狄倫發行首張專輯之前,延伸至2012年的晚近作品《暴風雨》。台灣的出版社邀集了詩人、學者與音樂人共同翻譯,期盼這七冊書能成為華人世界狄倫歌詞的最佳譯本。
要在短短數千字的規格內評論橫跨半世紀的歌詞,原先就不可能(另一個衍生問題是:我是要評論狄倫的詞本身呢?還是譯者的譯筆?),此外,在紙上「閱讀」歌詞也有其不適切性(倘若你是個從未聽過狄倫歌曲的讀者)。
比較實際的作法,是我拉出一條動線,它類似時間的廊道,有清晰的軌跡,讓人見證那個當初從明尼蘇達搭便車到紐約闖蕩的小伙子,如何穿透各種思潮的迴聲,遊走於不同的文化圈子,最終形塑出20世紀一面輝煌的心靈景觀。
這條廊道同時也收納了「時代的聲音」,即狄倫透過他自己的作品,替身處的各個時代拓印出的集體奮鬥、思索乃至於陷落。漫漫的時光中,新的聲光覆蓋上舊的,他的洞見和寓言,都在音樂休止處沖積成一片豐美的文字綠洲。
我精選了十首歌,它們是我理解狄倫的索引,也具備導讀的功能。
⚡️ 你是我繼續上路的原因(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 1963)
文學中有所謂的「行路文學」文類,音樂裡也有「行路歌謠」,以孕育狄倫的美國來說,行路歌謠可溯及山歌、草根民謠與源自南方各州的庶民音樂。〈別再多想,沒事了〉(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是歌者將踏上一條漫長孤寂的道路前(that long, lonesome road),和有緣無份的心上人別離的時刻,給自己的一次精神喊話:即使我在路的暗處,前方困頓難行,別多想,一切都會沒事的。
這首歌收錄於狄倫第二張專輯《自由不羈的巴布.狄倫》(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那時,狄倫剛抵達紐約的藝文漩渦格林威治村,與長他幾歲的女友談著戀愛,〈別再多想,沒事了〉洋溢出的樂觀,是他彼時的心境寫照。
⚡️ 如果上帝在我們這一邊(With God On Our Side, 1964)
美國總統就職宣誓的典禮上,新任總統手按《聖經》,隨著首席大法官宣讀誓詞,最後一句便是:「我祈求上帝的保佑。」(So help me God)美國以基督教立國,宗教與道德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兩大支柱,而宗教與道德,向來是狄倫詞作中探討的主題。
〈上帝在我們這一邊〉(With God On Our Side)收錄於狄倫生涯最富政治意識的一張專輯《時代正在改變》(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時值民權運動方興未艾的燃點,狄倫在詞句間來回替換上帝的位置,有時祂與敵人(西班牙人、德國納粹)站在一起,有時又回到我們這一邊。
年紀輕輕的狄倫,世故老成地向人探問:什麼是正義?以上帝之名,是否惡也可以為善?
⚡️ 每個人都在做愛,就在荒蕪街(Desolation Row, 1965)
1960年代中期,狄倫「封印」了抗議歌手的形象,他戴上墨鏡,揹起電吉他,舞台上鋒芒畢露,轉型成一名搖滾歌手。《六十一號公路重遊》(Highway 61 Revisited)便是狄倫替吉他「接上電」(go electric)的產物,專輯中塞滿咆哮呼嘯的歌曲,唯獨收尾曲《荒蕪街》(Desolation Row)延續出道時的民謠語彙。我以為,這是狄倫刻意採用的編曲手法,如此,才能把那條街的故事說得完整,講得清楚。
《荒蕪街》長十一分鐘,比制式的三分鐘流行歌更有容量收納一長串的人物和奇想:莎士比亞筆下的羅密歐和奧菲麗亞,《聖經》裡的諾亞與撒馬利亞人,扮成羅賓漢的愛因斯坦,他們交相行走於荒蕪街,在那裡活了又死,死了又活。歌詞中有一句「我必須重新排列那些臉,再一一取上別的名號」(I had to rearrange their faces, and give them all another name)。
那條幽幽的荒蕪街,兩側貼滿浮浪者的臉。
⚡️ 星星不會墜落,去找點樂子(Goin' To Acapulco, 1967)
狄倫化身搖滾巨星的那幾年,有一支五人樂隊陪著他世界巡演,那支樂隊來自加拿大,當時名為The Hawks。1966年,狄倫騎摩托車時遭遇了一場車禍,逼使他暫離公眾視野,退回烏茲塔克的屋舍隱居、療養。
狄倫於是召來The Hawks(他們即將更名為The Band),陪他在地下室閉關寫歌,眾人洋洋灑灑Jam了一百多首,灌錄為傳說中的《地下室錄音帶》(The Basement Tapes),〈去阿卡普爾科〉(Goin' To Acapulco)是這段沉潛時期的產物。
阿卡普爾科是墨西哥的一座港市,以夜生活聞名。海港會引來水手,有水手上岸處就有妓女戶。「地下室」階段的狄倫不再文以載道(以現時的說法是:放下偶包),他在〈去阿卡普爾科〉換上一副輕鬆姿態,「她喜歡去巨大的地方,安頓在那裡等我靠近」(she likes to go to big places, and just set there waiting’ for me to come),明眼人都讀得出來,狄倫在暗示什麼。
⚡️ 愛只不過是個髒字(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 1968)
狄倫初抵格林威治村,便與當時的民謠皇后(Queen Of Folk)瓊.拜亞相遇,1963年,兩人在金恩博士發起的「向華盛頓進軍」遊行中,一同上台演出,那是歷史性的一天—就在同一場遊行,金恩博士發表了震古鑠今的「我有一個夢」演說。
狄倫與拜亞的感情一如60年代的時局,起起伏伏。最早拜亞是狄倫的樂壇先進,很快地,狄倫的巨大名聲就淹沒了拜亞。1968年,拜亞錄製了一張全是狄倫作品的翻唱專輯《任何一個今日》(Any Day Now),包含一首狄倫本人未曾詮釋過的原創曲〈愛只不過是個髒字〉(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
「沒有比這更荒謬的了:愛只不過是個髒字」(there was nothing more absurd than that: 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錄音室裡,拜亞船過水無痕似地輕聲唱著。時至今日,狄倫從未在任何場合演唱過這首歌。
⚡️ 我自靈魂深處為你而寫(Tangled Up In Blue, 1975)
〈鬱結衷腸〉(Tangled Up In Blue)公認是整個70年代狄倫最好的一張專輯《血路斑斑》(Blood On The Tracks)的開場曲,也是狄倫做為一名「不可靠的敘事者」(Unreliable Narrator)集大成之作。歌裡,時間的概念消解了,昨日、今日、未來都幻化成一個浮想。
地域的限制也被打破,東岸、西岸、北方的林地、南方之城、布魯克林的蒙塔格街,美國各地處處是歌者搜索舊情人的所在。在那既被濃縮又無限拉長的時空中,狄倫安插了各種可能性,他在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之間轉換自如,也在「說的」與「唱的」之間自由擺盪(其實,你要說這是一首饒舌歌也沒有問題)。
「夜晚的咖啡館樂聲迴盪,革命在空中飄揚」(there was music in the cafés at night, and revolution in the air),狄倫如此形容地下室的同黨們。越戰結束的年代,他們藏身在那裡發出抒情的噪音。
⚡️ 魔鬼或上主,你得服事某個人(Gotta Serve Somebody, 1979)
狄倫是猶太人(另一位頗具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詩人歌手李歐納.柯恩同樣是猶太人),70年代晚期他受洗為基督徒,個人創作跟著宗教信仰而變動,帶來所謂的「宗教三部曲」,1979年的《慢行列車駛過來》(Slow Train Coming)正是第一部,專輯封面清楚出現了十字架。
雖然信的是神,狄倫比誰都知道他的歌是唱給世俗大眾聽的,他在〈你得服事某個人〉(Gotta Serve Somebody)創造了一種眾生平等(或者,眾生同樣精神匱乏)的世界觀,無論名醫或董事長、街頭太保或高官巡警、喝威士忌的或啃麵包的、打地舖的或睡彈簧床的,每個人都得服事某個人,向他告解,赦免自己的罪。
諸多人物角色中,包括用毒的性成癮搖滾樂手、叫Bobby的或叫Zimmy的,狄倫毫不避諱將自己置入這首歌的情節座標內,反正上主會保佑他的,他沒在怕。
⚡️ 活在政治掛帥的世界(Political World, 1989)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坦克車駛入天安門,冷戰告終,蘇聯即將解體。種種價值瓦解而待重新建立,狄倫彷彿大夢初醒似的,回到他擅長的政治歌曲領域,〈政治掛帥的世界〉(Political World)依他自己的說法是:「這幾乎像是〈上帝在我們這一邊〉的更新版本。」
狄倫用激烈的、帶著攻擊性的言語,拆解那政治掛帥的世界:愛沒有生存的空間、智慧被關進監獄裡、慈悲被除名流放、勇氣是很久以前的事。他這樣不留情面把現實端到世人眼前,要人好好逼視它,那股憤怒與憂心,直追出道時寫下的〈戰爭大師〉(Masters Of War)。
如今,時間又過了三十年,這世界變本加厲的,只剩政治。
⚡️ 人群很瘋狂,時代很奇怪(Things Have Changed, 2000)
〈今非昔比〉(Things Have Changed)是狄倫替電影《天才接班人》(Wonder Boys)譜寫的主題曲,電影主角是一名遇上寫作瓶頸的小說家(多麼熟悉的遭遇啊)。狄倫先到剪接室看了毛片,替歌曲準備寫作材料,後來完成的成品中,歌詞不無對電影的指射(譬如,他明白提到了好萊塢),由此我們可以理解,身為一個商業市場上的創作者,狄倫很清楚知道自己服務的對象是誰。
〈今非昔比〉發表於1997年的《遺忘的時光》(Time Out Of Mind)與2001年的《愛與盜竊》("Love And Theft")之間,正值世紀的交界,狄倫在歌中編織了一幅世紀末的圖像:「世界將會爆炸,如果聖經正確無誤。」「我站在絞刑台,隨時等待地獄大門洞開。」
整首歌的核心是這四句話:「人群很瘋狂,時代很奇怪。我曾經介意,然而今非昔比。」(People are crazy and times are strange. I used to care, but things have changed.)律動的韻腳中,狄倫冷眼旁觀著,他已經是過來人了,不會隨意掉入興奮的陷阱。
⚡️ 褪色的歌謠,沉入深藍的海底(Tempest, 2012)
2011年,狄倫在眾人千呼萬喚下首度來台演出,隔年,他發行生涯第三十五張錄音室專輯《暴風雨》(Tempest)。往後幾年,狄倫接續帶來另外三張專輯,卻都以翻唱曲目為主,因此存有一個可能性:《暴風雨》不無可能,會是狄倫最後一張以原創曲目為主的作品。
專輯同名曲〈暴風雨〉是一首長篇敘事詩,狄倫扮演一個老練的說書人,娓娓講述鐵達尼號沉船的故事(無獨有偶,《荒蕪街》也曾提到鐵達尼),狄倫在史實中融入他擅長的超現實意象:注滿淚水的酒吧、張開大門的宇宙、夢中下沉的船身。
「大船乘著海浪向前,航向一個預言中的黃金年代。」其實,狄倫自己也是一艘大船,一艘破冰的大船,打破了民謠與搖滾的疆界,粉碎通俗歌謠和嚴肅文學的界線。他用文字構築出一座座迷宮,文體自成一個江湖。
曾有人問他:「你的歌都關於什麼呢?」狄倫給了一個很狄倫式的回答:「哦!我的歌啊,有些關於四分鐘,有些關於五分鐘,還有一些,無論你相信與否,關於十一或十二分鐘。」
是啊,別忘了,狄倫文字的質地再好,負載的思想再精純,那畢竟是歌詞,與歌曲一體雙生。放在紙上閱讀,只得其一半,想完全潛入那條時間光廊,被狄倫的「聲音」醍醐灌頂,你仍得用聽的。
(註:文內歌詞中譯,取自馬世芳、陳黎、張芬齡、葉覓覓、崔舜華、蔡琳森、曾珍珍、余三奇、楊嘉的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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