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中國與現實中國 | 盧斯達 on Patreon】
政策文件雖然枯燥,但仍然可以看到很多東西。2019 年之後,香港有兩種社會已經習以為常的事情開始被改造,第一是愛國不愛黨思想,第二是香港和中華民國的複雜關係,這是構成香港以前那個社會的兩大主流支柱。
「愛國不愛黨」是政治界前輩們教養這一代的主旨。雖然不會有人手把手地教,但上一個時代的主流始終認為,這是在香港從事各種工作的定海神針,只要宣稱自己也是愛國,很多事情也有得談,可以避開很多危險。這是 Jimmy 仔在中國說出的「我也可以談,我也可以愛國」。
在早前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討論之中,有報道引述香港官員的講法:中國容許不同的政見,但紅線是絕不能允許作出損害中國共產黨帶領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因此不可能聲稱愛國,但不愛或不尊重共產黨的領導,濃縮標題為:愛國不愛黨「講唔過去」。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至少在之前很多年來,都不會有檯面人物正面給出「答案」。
愛國愛黨的問題在前十年、二十年,在香港都是刻意曖昧,充滿詮釋自由。直至香港人自己不太願意留意的中國法學家強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2014) 這樣說:
//香港雖然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祖國,可這個「一國」概念在他們心目中,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符號,缺乏實質的政治內容。所以,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 這樣的愛國曾經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愛國標準,而不能成為香港回歸後的愛國標準,否則,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的愛國有什麼分別?//
所以老一輩香港民主人士的常識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 2014 年開始被講了明白——雖然這在香港民主圈子中並不受注意。他們的確表示自己愛國,愛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愛十三億人民。 14 年以來的轉變,就是一場圍繞這個觀念的作戰:香港人整體認同作為「符號」還是「實質」的「中國」?
在保安局和支聯會鄒幸彤的書信往還之中,我們看見他們「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關於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問題。
報道中見發給支聯會的文件這樣說:「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意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暴亂……」,很多香港人對六四的定性,既有自己的意見,也可說是對「符號中國」的認同。所以 89 年之後,感情受創的香港人仍然切肉不離皮,華東水災的時候大家還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為雖然對「現實中國」失望,但仍有「符號中國」作為替代。而如果你是當年的中國,看到這樣的香港人,雖然知道思想和立場有距離,但這些來自香港的仍然是「愛國同胞」。
在某個時空容許香港人愛國不愛黨,雖然可能是一個妥協做法,但無疑也令香港人的愛國熱情沒有完全離開「中國」的範疇。2010 年代香港分裂為加速派和穩重派。加速派不知為何極為苦大仇深,穩重派也不知為何過度樂觀。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事後總結,穩重派當時不覺得有大問題,主要是創世之初,當時的安排雖然沒有香港人在檯面上參與,但明顯照顧了在香港的大多數港英遺民。
香港歷史複雜,180 年來三次易手,所以民眾的背景和思想都很複雜。而 97 年的安排,安了老外商界的心、照顧了原居民陣營、民主派可以用「愛國民主派」的立場來參與遊戲、親北京派更可以成為政府伙伴……就算是支持中華民國的人,也擁有自己的空間,因為就像愛國不愛黨,「九二一中」曾幾何時也是通關密語。支持中華民國,也是支持中國認同 (符號) 中國,政治沒有不正確。這是開局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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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慢慢改變的是「香港和中華民國」那一塊。雖然中華民國沒有實質管治過香港,但香港和民國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談到這個,有網友談到:
//「香港一兩代人是讀南來文人的書長大。本地精英泰半受教於「暴大」(中文大學)。還有市井間的老式人情味、工商創業,不就是民國政治專制、但社會散漫自由的遺緒?這些都藏在我們的肌理,與親不親國民黨、慶不慶祝雙十無關。」//
97 之後,關於中華民國和清末革命歷史的紀念活動並沒有停止。人們去孫文傳說曾開過會的「青山紅樓」紀念、紀念抗日活動、紀念雙十「國慶」都可以。以前在各大小遊行,都會見到堅定的民國派去舉青天白日旗。文化上,很多上一代是在南來文人的小說、電影劇集之中長大;知識上,新儒家在香港有她的重鎮,很多學者都奉中國為正朔。晚至 7、80年代,香港還有很多報紙甚至電視台使用耶誕與民國紀元並行。
(使用民國紀年的《工商日報》在得知香港將在 97 年回歸中國之後,於1984 年 11 月宣佈結業)
消息引述保安局長鄧炳強在《星島日報》的訪問,其表示:
//「特別關注雙十節可能出現嚴重違法,稱根據中國憲法,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任何人意圖、鼓勵或煽動他人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都屬違法,必然會果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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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7 年的開局,覺得「未盡完善」的人,其實最終都不會太不滿意,因為新制度確實為重要的人留了寬容,所以才無意中製造了 97 後的兩個階級,也就是比較滿意和比較不滿意。前者對後者的苦大仇深並不理解,後者也 get 不到前者總是老神在在,又是在怎樣的歷史經歷中養成。他們總是說,無論甚麼,一國兩制還是最重要。
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紛雜處是一個對任何國家都有利的生機。
這一兩年來,最不覺得有甚麼變動的,是在 97 年也沒有變動的那一撮人群。可能是一班來到香港但不是因為逃避政治運動的人,他們在觀念上不紛雜,所以不需要改造,也會很容易適應。至於上一波的菁英也可以移民,他們精神家園的遺跡會在香港被抹除,但可以整套 intact 地帶到其他地方。因為機緣巧合而長出的之異色花朵,究竟是要培養下去還是要將之掐死,在這裡和其他可以存留甚麼,又要用一代人甚更長的時間,用試的方式來解答。
概念法學派又稱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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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不愛黨」是政治界前輩們教養這一代的主旨。雖然不會有人手把手地教,但上一個時代的主流始終認為,這是在香港從事各種工作的定海神針,只要宣稱自己也是愛國,很多事情也有得談,可以避開很多危險。這是 Jimmy 仔在中國說出的「我也可以談,我也可以愛國」。
在早前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討論之中,有報道引述香港官員的講法:中國容許不同的政見,但紅線是絕不能允許作出損害中國共產黨帶領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因此不可能聲稱愛國,但不愛或不尊重共產黨的領導,濃縮標題為:愛國不愛黨「講唔過去」。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至少在之前很多年來,都不會有檯面人物正面給出「答案」。
愛國愛黨的問題在前十年、二十年,在香港都是刻意曖昧,充滿詮釋自由。直至香港人自己不太願意留意的中國法學家強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2014) 這樣說:
//香港雖然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祖國,可這個「一國」概念在他們心目中,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符號,缺乏實質的政治內容。所以,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 這樣的愛國曾經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愛國標準,而不能成為香港回歸後的愛國標準,否則,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的愛國有什麼分別?//
所以老一輩香港民主人士的常識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 2014 年開始被講了明白——雖然這在香港民主圈子中並不受注意。他們的確表示自己愛國,愛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愛十三億人民。 14 年以來的轉變,就是一場圍繞這個觀念的作戰:香港人整體認同作為「符號」還是「實質」的「中國」?
在保安局和支聯會鄒幸彤的書信往還之中,我們看見他們「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關於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問題。
報道中見發給支聯會的文件這樣說:「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意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暴亂……」,很多香港人對六四的定性,既有自己的意見,也可說是對「符號中國」的認同。所以 89 年之後,感情受創的香港人仍然切肉不離皮,華東水災的時候大家還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為雖然對「現實中國」失望,但仍有「符號中國」作為替代。而如果你是當年的中國,看到這樣的香港人,雖然知道思想和立場有距離,但這些來自香港的仍然是「愛國同胞」。
在某個時空容許香港人愛國不愛黨,雖然可能是一個妥協做法,但無疑也令香港人的愛國熱情沒有完全離開「中國」的範疇。2010 年代香港分裂為加速派和穩重派。加速派不知為何極為苦大仇深,穩重派也不知為何過度樂觀。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事後總結,穩重派當時不覺得有大問題,主要是創世之初,當時的安排雖然沒有香港人在檯面上參與,但明顯照顧了在香港的大多數港英遺民。
香港歷史複雜,180 年來三次易手,所以民眾的背景和思想都很複雜。而 97 年的安排,安了老外商界的心、照顧了原居民陣營、民主派可以用「愛國民主派」的立場來參與遊戲、親北京派更可以成為政府伙伴……就算是支持中華民國的人,也擁有自己的空間,因為就像愛國不愛黨,「九二一中」曾幾何時也是通關密語。支持中華民國,也是支持中國認同 (符號) 中國,政治沒有不正確。這是開局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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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慢慢改變的是「香港和中華民國」那一塊。雖然中華民國沒有實質管治過香港,但香港和民國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談到這個,有網友談到:
//「香港一兩代人是讀南來文人的書長大。本地精英泰半受教於「暴大」(中文大學)。還有市井間的老式人情味、工商創業,不就是民國政治專制、但社會散漫自由的遺緒?這些都藏在我們的肌理,與親不親國民黨、慶不慶祝雙十無關。」//
97 之後,關於中華民國和清末革命歷史的紀念活動並沒有停止。人們去孫文傳說曾開過會的「青山紅樓」紀念、紀念抗日活動、紀念雙十「國慶」都可以。以前在各大小遊行,都會見到堅定的民國派去舉青天白日旗。文化上,很多上一代是在南來文人的小說、電影劇集之中長大;知識上,新儒家在香港有她的重鎮,很多學者都奉中國為正朔。晚至 7、80年代,香港還有很多報紙甚至電視台使用耶誕與民國紀元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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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關注雙十節可能出現嚴重違法,稱根據中國憲法,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任何人意圖、鼓勵或煽動他人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都屬違法,必然會果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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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紛雜處是一個對任何國家都有利的生機。
這一兩年來,最不覺得有甚麼變動的,是在 97 年也沒有變動的那一撮人群。可能是一班來到香港但不是因為逃避政治運動的人,他們在觀念上不紛雜,所以不需要改造,也會很容易適應。至於上一波的菁英也可以移民,他們精神家園的遺跡會在香港被抹除,但可以整套 intact 地帶到其他地方。因為機緣巧合而長出的之異色花朵,究竟是要培養下去還是要將之掐死,在這裡和其他可以存留甚麼,又要用一代人甚更長的時間,用試的方式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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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中部長這段時間,是照三餐給各種明槍暗箭所伺候。搞事的人的動機,當然是想趁著疫情延燒之際,好好撈一把政治資本。但他們如此惡毒對待阿中部長,我認為有更深層的原因。
追根究柢,陳時中所代表的價值,與國民黨外來政權,與新政治勢力的投機風氣,是格格不入的。
這裡簡單側寫一下阿中部長這個人。可能寫得不好,請大家莫怪。
阿中部長的父親陳棋炎教授,任教台大法律系(輩份比翁岳生還高),是台灣民法學的權威。岳家是高雄望族苓雅寮孫家,省轄市時期曾經出過兩位市議長,一位是孫土池,另一位就是阿中部長的岳祖父孫媽諒。
阿中部長的血統出身,是不折不扣的本土菁英。台灣民族發明的歷史不久,談不上有所謂的貴族階級,但如果真的有,大概就是阿中部長這類人。阿中部長曾經寫文章紀念他的父親,說父親對時間和工作進度的觀念非常嚴格,衣著一定得體光鮮,但是疏於錢財,社交和公益場合包禮數的時候更絕不吝嗇。這種作派,確實很接近在歐洲小說裡面讀到的貴族階級。
上面好像是在鼓吹血統論。我必須強調,出身好的也有粗鄙無能的人,而出身低的也有鶴立雞群的人。但阿中部長本人,確實也稱得上是土豪凝結核性格濃厚的本土菁英。阿中部長曾說過,他的爸爸是「出世」,一輩子埋首書堆做學問教學生;但他本人是「入世」,參與各類社會運動、領導同業組織,急公好義不落人後。
擔任牙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的這個經歷,對阿中部長至關重要。因為這個位置必須對內分配利益、凝聚共識、訂定規則,對外則爭取利益、與其他有利害關係的職業團體折衝尊俎。醫界的人都知道,台灣的牙醫界團結非常,不是個好相與的對手。會有這樣的評價,阿中部長有一定的功勞。
這個位置是很考驗一個人的「政治德性」與「造法能力」的。
「政治德性」最大的考驗,在於如何說服一個共同體,去接受一個當下並不受歡迎,但有益於共同體未來發展的改變。在1994年,阿中部長率領牙醫界,率先響應「健保總額制」,就是對其政治德性的考驗。我相信這裡很多人,尤其是醫界的朋友,一聽到總額制就倒彈;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總額制,無限膨脹的全民健保早就垮台一鞠躬了。牙醫師絕非照單全收的傻瓜,而阿中部長怎麼樣對內透過利益的分配、道德的說服,對外爭取牙醫界的利益、參與健保規則的制訂,去推動總額制,這正是他的政治德性的雛形。
「造法能力」是個很抽象的概念。概略來說,就是面對不斷變動的外在環境,去發掘問題、訂定規則、推動改革、承擔風險。總之不能頭埋在沙裡裝作沒看到問題,而是要正面面對並且可長可久地解決問題。如果說有什麼例子可以說明阿中部長的「造法能力」的話,大概是他在三十年前,警覺到當時在台灣還是新問題的愛滋病;他首先推動愛滋病患者牙科門診,並以此為基礎,建立了整個台灣牙醫界的感染控制制度。在武漢肺炎肆虐的當下,牙醫師們面對滿天跑的飛沫,能夠大致避免感染風險,阿中部長過去推動的政策居功厥偉。
(我不是牙醫界裡面的人,看事情不可能比局內人更真確,只能捕風捉影而已。對於一個政治人物,每個人都可能有不同的評價。大家就看一看笑一笑吧!另外,這篇文章裡面有些terminology,跟一位非主流歷史學家的學說有關,但我也不敢說我用得很精準。『德性』和道德不完全一樣;而『造法能力』是非常抽象的一個概念,我已經盡我所能但還是詞不達意。)
都說「疾風知勁草」。臨危受命指揮武漢肺炎防疫,才是最能展現阿中部長的政治德性的場合。我們看到阿中部長背後站的那些人,有的是地位崇高的台大教授,有的是日進斗金的開業名醫,有的是年輕的天才學霸,有的是老練深沉的資深官僚,更少不了要平行指揮各縣市的百里諸侯;如果沒有足夠高的人品,是無法把這個異質性的共同體統合起來打仗的。而面對到每天照三餐惡毒問候的政治對手,如果沒有足夠高的眼界,很容易就會被情緒帶跑而陷入泥豬打架的陷阱,最後出現差錯。
但是政治德性高,絕不代表人人喜歡、人人愛戴。相反地,這樣的人,必定會像孔子所說的:「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也因此,外來政權的國民黨,與投機性格濃厚的新政治團體,勢必要仇恨阿中部長。因為阿中部長的存在本身,對他們的價值觀就是一種否定。
國民黨的一個核心價值觀,就是菁英階級一定是外來政權所獨佔的。本土族群不可以有菁英,只能有那種其實被外來政權給吃得死死的那種地方派系;更加不可以有能夠居廟堂之上、以本土立場做獨立思考、進而兼善天下的那種本土菁英。但是阿中部長就是這種本土菁英,這種人,在國民黨外來政權的眼裡,是一根欲除之而後快的釘子。如果外來政權還能再搞一次二二八,我看阿中部長這種人,恐怕要在清鄉名單中名列前茅。
而近年冒出來的那些投機性格濃厚的新政治團體,阿中部長就成了他們的對照組。他雖然入世,但對高名厚利其實總是表現得淡淡然,卻又以鐵人般的意志力、穩定而滴水不漏的性格,在衛福部長與指揮中心的位置上做出巨大貢獻、得到崇高聲望。而那些號稱「戰神」、高學歷高智商,熱衷投機短期政治利益,但是意志力與性格穩定度又不夠強韌,保不住他們得到的政治資產。兩種人相比之下,一個在天一個在地,後者當然要恨前者入骨了。
題外話,阿中部長的學歷真的不顯赫,也就北醫牙科大學部畢業,連台大都不是。而診所開業醫的職歷,更是那些學術象牙塔裡面的教授所瞧不起的(似乎走日式醫學教育體系的人,都會有這種象牙塔裡瞧不起塔外的現象。《白色巨塔》裡浪速大學醫學部的大教授們,個個都拿了財前又一的錢,但又打心底瞧不起這個滿嘴關西腔、庸俗不堪的婦產科開業醫)。再者,阿中部長是個純正的老台北,是跨世代的台北人都能夠認可的那種老台北仕紳;不是外地來到台北登龍門的打工仔。
我完全可以理解那種不平衡的心理:高學歷的社會邊緣人,瞧不起低學歷的社會賢達;象牙塔裡的知識份子,瞧不起象牙塔外的社會領袖;一直想要擺出「台北架子」的外地人,嫉妒那種天生就是台北仕紳氣質的人。
我自己就不是台北人,我也絕不認為出身外地、來台北打拼,有什麼好可恥的。我更不認為,那些真正有台北仕紳氣度的本土菁英,會有什麼地域歧視的心態。我認為,真正的台北仕紳氣度是健康的;不健康的,是那種一直想要擺出優越的「台北架子」的自卑轉自大的心態、憑著學歷文憑而非真才實學去論斷人的象牙塔心態、還有那種滿鼻子哼哼瞧不起人的破落外來政權貴族心態。
也無怪乎那位智商150以上的傢伙,要如此恨阿中部長入骨了。
(圖片來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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