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和831之後，黃店是殘忍的 | 盧斯達 on Patreon】
香港有火鍋店黃店開幕，裡面用到的裝修和繪畫，夾雜不少抗爭死傷者的身影。有人覺得這樣是消費死難者；而且事功而言，黃絲食客對著爆眼少女大多應該是不能盡興，也不是個好點子。
久不久就有這些黃圈小爭議。極端地想下去，究竟我們僅僅是繼續生存，又是否一種對革命的消極消費。因他人之死傷，而得一夕安寧。怎樣才對得起革命，大家內心都會想。不知為何令自己想到「奥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個心頭禪。
奧斯維辛即納粹知名集中營之一。大災難發生之後，繼續文藝創作和消費，卻是對奧斯維辛的殘忍。大屠殺是野蠻的，而是文藝本身是秩序的。二戰之後的一些文化批判者，想到德國為何能夠將種族屠殺的系統化和理性化，執行到人類歷史未有過的高度？他們批判德國的浪漫主義文化，批評「文化工業」本身。即使殺完人，但回到文化的消費之中，電視、小說、雜誌、文學創作，社會和心靈秩序就始終穩定，一個國家就可以繼續有「底氣」執行計劃式種族滅絕。
那麼，奧斯維辛被揭發和清算之後，是否繼續繼續寫詩？寫詩只是象徵了一切的文化創作。因為我們明明知道，文化總是被視為陶冶性情，對人好的，能安定人的心神；但正是已經心神安定，就能對鄰人的苦難、政治的殘酷，得到鎮定而不觸動的特權。
林夕寫給那個年代的謝安琪，有幾段這樣說：
//你失去耐性失落 飲飽吃醉是容易極的快樂
牽手看偶像連續劇哭哭笑笑
輕輕鬆鬆 將恩怨情慾變娛樂
愛思索便會福薄 砂吹進眼內從來未覺便不必發覺
吹熄了那火花 煙花會圍住了這恩愛王國//
裡面使用的「電視劇」、「連續劇」，也是詩，即充滿維穩可能的「文化工業」。提出「奧斯維辛與詩」命題的是德國戰後學者阿多諾，屬於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據說是他創造的概念。
我沒研究過法蘭克福學派，不過直覺上覺得「詩」不是真的說「詩」。經歷群體創傷和大殘酷之後，這是一個暫時幸存者的心理命題，我怎樣才能對得起自己經歷的歷史，不負如來不負卿？奥斯維辛之後，當然還會有詩，但殘忍的詩，對奥斯維辛越不殘忍。我們的文藝作品要更進入過去的黑暗脈諾。詩本來會令我們移情，而黑暗詩歌，或許是個機會，利用文化去克制文化的麻痺功能。所以最終人還是會寫詩，開餐廳，然而這些行為具體上有沒有一種顛覆性，去令人張眼思考、令人直面痛苦、也許「對奥斯維辛的溫柔」亦未必不可能。這是個倫理問題多於文藝理論問題。
完全脫離脈絡地超譯，南宋人辛棄疾一生都想抗金，也殺過賊，以50人攻打數十萬人的賊營捉拿賊首，之後就被朝廷投閒置散。金人一天還在、故土還未光復，寫詞 (加上平常的吃喝撒睡拉)是否殘忍？也可能同理，所以辛殺賊的時候就殺賊，殺到不能再殺，官場失敗，才開始多寫詞。然而他的詞，全是講與外族抗爭，在此意義下，他沒有寫殘忍的「詩」。「詩」的惡性，終於被他的詞所中和。
說到這裡，似乎批判是指向「純美」、「浪漫」。我們還應寫詩，但不能沉溺唯美、浪漫主義，這也是德國最終曾經「進入」為法西斯的原因。每個人類內心，都會響往宏大、齊一、激情、純審美的異世界。只要保持理性、戒懼、一點點而不能過多的罪感，相信任何黃店都有潛能不成為「對香港那座奥斯維辛殘忍的黃店」。
再拆開看，奥斯維辛存在，也許亦是不寫「詩」的理由。因為「愛國詩人」不是最想寫詩，而是想殺賊，寫詩行為只是殺賊的志向流溢出來的次等物。今晚跟同是以前讀浸大的朋友聚餐，不知為何談到奥斯維辛，談起我小時候很愛好文藝，大學那時也想過讀中文系。小時候會看小仲馬的《茶花女》，感動到黯然神殤；看《咆哮山莊》，為那絕愛而毀滅的一對的命運，震撼嘆息不已；看村上春樹，中二病就提早來臨；看Anne Rice的《夜訪吸血鬼》，我開始自學寫作，想著若有一天能寫出像這樣強大的作品，多厲害多受用；但我小時候就預感奥斯維辛一定來臨，所以我想要用更硬更實的學問和心志裝備自己，最後就讀了歷史系，所謂的社會科學，我想更了解真實世界和殘忍的事物。
我也不是不想寫「殘忍的詩」，殘忍的詩，自有美，只是奥斯維辛的陰影越來越大，最終轉變了我。「JOJO﹗我不做文藝青年了﹗」殘忍或美的詩，最終都沒有我的份，我將自己驅逐出伊甸園，對於很多美好的事情，漸漸感覺無力消受，因為覺得今日快樂，是對未來殘酷。原來我的內心世界恐怖和自虐如此；但我有西西佛斯，我得到不用非常快樂、不用魚獲，就能繼續存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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