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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長權談疫情》Delta 流感化，青少年打 BNT 是當務之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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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國內 #疫情 的兩大重點，分別是入侵 #幼兒園 的 #Delta 病毒看似獲得控制，以及疫苗保護力將往下覆蓋 #國高中 族群。我們能期待更高的青少年疫苗覆蓋率，有效防堵來勢洶洶的 Delta 病毒嗎？有話邀請台大公衛學院教授 #詹長權，談疫苗對疫情的真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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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公衛學院教授 詹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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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死亡不防感染，是對疫苗的正確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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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們要回歸疫苗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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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這幾支疫苗在這麼短的時間開發成功，很重要的成效是避免 #重症、避免 #死亡，「降低感染」並不是它最主要的指標。所以想讓疫苗發揮最大功效，就是要去保護那些感染後會重症、住院、甚至死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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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疫苗打得比較多的國家，用幾百萬人的經驗和數據告訴我們：疫苗對避免重症、住院和死亡仍是很有效的。到了 Delta 以後，則是需要 #兩劑，才會比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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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台灣從打疫苗開始，一直給大家的印象是 #用疫苗減少傳染。#北農事件，趕快篩檢完就通通打疫苗，給民眾一個錯誤的觀念，好像這樣打完就能減少傳染。但是疫苗是打完 14 天才有效、打完兩劑才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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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再、再而三產生這種錯誤見解，讓我們一看到幼兒園確診 Delta 就緊張了。大家忘了，幼兒重症、死亡的案例 #非常少，我看到的周邊幾個國家也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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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就要討論：當疫苗有限時，怎麼讓整體社會減少重症、死亡？當然是要 #把老年人打好打滿。你去看所有疫苗打得快的國家，它的進程都是把 50 歲以上打到一個程度，才會去想青少年──不是青少年不重要，而是青少年疫苗的核准確實較慢，這也表示要完全了解它的 #安全性 和 #效果 比較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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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一個後進的施打國家，我們可以跟著其他國家按照年齡的打法。更何況我們是一個疫苗不足、供需失衡的國家。雖然現在只有 #BNT 可以給年輕人用，但不代表年輕人就是第一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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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成高齡者打滿兩劑，給社會更多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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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打疫苗有 #機會成本。現在究竟是動員大量醫護，到校園去施打學生重要？還是將高齡者的第一劑、第二劑給鋪蓋好？國家就必須做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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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Delta 來看，我們就是要把老年人保護好。 #澳洲 的例子告訴我們，對 Delta 來說，一劑是無效的。大約在我們發生 #屏東枋山 個案的時候，剛好也是 #雪梨 開始面對 Delta，當時澳洲兩劑的覆蓋率相當低，整個擋不住，直到今天單日確診還是一千多人，死亡數也還在攀升。這是澳洲加快施打第二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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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有 #將近三成 高齡者連第一劑都不願意打，這是非常難克服的問題，但一定要去克服。像新加坡逐年齡層一歲一歲檢視，組成 #居家接種隊，即便只為了一個老人，他們也要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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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這些問題，社會才能更有韌性、走向 #新常態──當整個社會高齡族群的疫苗覆蓋到達一定程度以後，我們比較能承受年輕人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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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認為，我們的目標是以 #年底 為期限，讓八成的 60 歲以上人口都 #打滿兩劑。然後，以此為基礎，回推現在疫苗進了多少、能不能混打、該怎麼搭配等細節問題，而不是有疫苗就這個打、給那個打，給年輕人打了一劑，就不夠給老年人打第二劑，常常捉襟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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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想：現在給青少年打第一劑 BNT，那他們的第二劑什麼時候打？國際上青少年的 #施打間隔 不像成年人可以延長，多是隔個 3 到 4 週就馬上打第二劑，這樣將會用掉很大量的疫苗。現在，打過 #莫德納 的高齡族群，已經等了快 12 週還找不到第二劑，很少國家會再延下去。原因在於沒有明確的抗體檢測，很難知道隔了這麼久效果剩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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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清零迷思到流感化，學習與病毒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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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付 Delta，我們只能 #不斷篩檢，鼓勵所有自認為有可能症狀的人，都出來篩檢；同時也進行對環境的篩檢，例如 #紐西蘭 和 #澳洲，就對 #社區廢水 持續做核酸的監測。持續一段時間之後，才能達到所謂的「控制住」──但我並不這麼樂觀。我覺得，現在仍很像只是一個疫情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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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英國、#新加坡，到現在完全解除防疫限制的 #丹麥，他們的策略是讓疫情 #流感化。所謂流感化，就是讓族群中最需要保護的人打滿九成，其他人則要將近八成。這是他們的目標。在此之後，就是允許感染，但不允許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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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現在新加坡單日確診破 500，但他們不害怕，因為死亡很少，每天頂多 1 例。這是走上新常態社會、讓疫情流感化的必經之路。種種的理由都讓我覺得，在分配這麼重要的 mRNA 疫苗時，是有機會再想一下的。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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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同意台灣在其首都開設「台灣代表處」，這是台灣第一個設立「台灣」為名代表處所在的國家，特別是，是在與中國建交的邦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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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消息對於台灣人來說，應該是一個震撼彈，在代表過往「兩個中國」的框架被突破，也代表台灣從「漢賊不兩立」的外交衝突中跳脫，有你就沒有我，然後儘管有任何外交突破，也必須冠以「中華」、「ＲＯＣ」相關的東西，仍然不脫中國的掌握，過往，中國像切香腸一樣的以斷台灣邦交國的手法，作為懲戒，形塑國內政治壓力，而台灣只有單方面被壓迫的份，除了被壓迫，本土政權還必須被國內的華腦責備，馬英九時期我們的邦交國有多少等等，或者國內的知識份子，強調國家少了邦交國有多麼危險與孤立等等，這都使得我們某種程度必須陷入強暴者的邏輯當中－強者為所欲為，弱者只能承受，華腦人所奉行的「修昔底德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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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趣了，是台灣鬆動了中國的邦交國，台灣何德何能，哪來的金錢，拿來的拳頭比人大？無，價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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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聽過一種說法，我有點忘了，大致上是，當台灣進行民主選舉的時候，中國把台灣的許多邦交國代表，都召入北京，當台灣選出本土派政權的時候，就準備斷交，給台灣難看，最後，親中派贏得了選舉，北京很滿意，於是叫這些台灣邦交國們，可以回去了，不管真實與否，這不難想像，台灣悲哀的國際處境，似乎無論是朋友或者敵人，都掌握在對方手中，形成了一種思維缺陷，兩邊都被掐死，怎麼走，也走不出去，我們依靠一些小島國們，為我們發聲，我們不能沒有他們，另一方面，我們的政府又被民間勢力責難，說撒錢給這些國家是浪費錢，每一次交流都要被審視是不是有秘密經費，挹注給這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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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這些小國與台灣建交，背後是美國暗助，但顯然，相較於中國的銀彈攻勢而言，美國也無法完全提供台灣本身無法與中國競逐邦交國的「保護費」，這不代表那些熱血沸騰為台灣發聲的小國無關緊要，而確實是有巴拿馬這樣的例子，儘管是親美，但是礙於中國企業將投資建造巴拿馬運河第四條大橋，以及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經濟利益，仍然屈從於金錢外交，選擇和台灣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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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建交，就必須和中華斷交」，這是典型的「中華（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框架，蔡英文２０１６年才訪問過巴拿馬，２０１８年就被斷交，更顯現出台灣被中華代理的不可靠性，在這個中華框架裡，蔡英文簽下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ＲＯＣ），就被獎萬安以及國民黨一夥人，與中國環球時報同聲一氣譴責，說是搞「法理台獨」，蔣萬安稱蔡英文署名非常不洽當，應該要使用台灣的正式國名中華民國（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ａｉｗａｎ放後面，不可以顛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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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斷交的時候，這一群華腦不譴責中國，反而繼續譴責台灣總統無能，搞台獨，這顯示，台灣靠著台灣的影響力，站上國際舞台，仍然必須被中華代理，而台灣只能是個地名，低等的存在，當台灣被霸凌以後，再由一群中華人攻擊，成功的時候，你只能像個小媳婦，榮耀由灰姑娘的姊妹們享有，失敗的時候，你像個奴僕，被後母和後母姊妹們痛罵，怎麼不把王子找回來給我們，而明明，從頭到尾，貢獻心力，無論是掃地還是準備好舞鞋，華衣，尋找機會，都是由灰姑娘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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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外交困境是，我們被兩個中華所霸凌者，一個在內，扼住你的咽喉，一個在外，直接施與鞭子，兩個人藉由剝削台灣，滿足自身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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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當年能做的反應是，召回與台灣斷交國的大使，而那時，也正是美中貿易戰開始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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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趣的是，要召回大使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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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立陶宛同意台灣設立「台灣代表處」，立陶宛表示「決心與台灣發展互惠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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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華腦人這麼說著，「立陶宛要好人做到底，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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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立陶宛用「台灣」，不夠好，要用「中華」才是為台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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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灰姑娘陷阱，神父猶不能接受的是，這些華腦，在台灣試圖爭取外交關係的同時，不斷的進行意識形態檢查，不出一分力，在後頭扯後腿，還要像個家長一樣規定你應該叫什麼，不能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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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被打壓的時候，華腦人不幫忙就算了，偕同加害者一同霸凌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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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得到好處，又搶在台灣前頭，說應該要叫「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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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群蠹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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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將立陶宛挺台的舉動，比喻為一種戀愛關係，在神父來看，比較是一種前輩對晚輩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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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認同是至高無上的，神父很遺憾，似乎很少人對立陶宛有更多的認識，提到他們「獨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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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知道立陶宛「獨立」的歷史，你會知道，這個伸出援手的人，是多麼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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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是波羅的海三小國，第一個發表獨立宣言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宣布更改國歌、國旗，最早脫離榔頭與鐮刀旗幟的國度（反觀台灣ㄎㄎ），而這個過程也是非常戲劇性的，當愛沙尼亞宣告主權以後，立陶宛並沒有跟進，為了安撫民眾，他們於是改國歌和國旗，但也因此這樣導致了兩面不是人，新的國旗讓境內俄羅斯人不滿，而沒有宣告主權，則導致了立陶宛人不滿，所以，立陶宛來個更直接的，宣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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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的獨立過程也發生了名實之辯，他們首先將最高蘇維埃會議改名為「最高會議」，接著，選出薩由季斯團體作為主席，然後開始宣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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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由季斯是一個特殊的團體，說實在，你看他的倡議很容易想到台灣，他是一個提倡反核、保護環境的左派團體，也是主張恢復母語、實行轉型正義，揭發史達林時期的真相、公開德蘇密約，取得對共和國經濟權更多控制的右派團體，你可以從中可以看出與台灣的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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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如此，立陶宛甚至是全世界最早實施女性投票權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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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獨立後，立陶宛遭到了蘇聯的報復，不只斷水、斷電，更斷石油，還實施經濟制裁，這導致立陶宛的工廠因缺乏原料和動力被迫停工，照理說，這時應該有一群華國人跳出來喊拚經濟、顧肚子，發大財，然後反台獨－但立陶宛人的意志十分堅決，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聰明的腦袋，以及極高的合作意識，他們不會為這些被境外勢力煽動的話語所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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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大搞反封鎖基金，然後從其他國家偷偷進口能源，沒有俄羅斯，還有烏克蘭，更諷刺的是，立陶宛乾脆就跟蘇聯在立陶宛的駐軍購買，蘇聯制裁了立陶宛卻彷彿在制裁自己，正如神父所說，經濟貿易絕非單方面的贈與或影響，那只適用在跪中的華國人身上，正常的經濟模型，你制裁與你經濟往來密切的國家，自身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蘇聯對立陶宛實施經濟封鎖，結果自身依賴立陶宛的部分也斷絕，造成龐大損失，這使得制裁立陶宛的舉措變得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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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蘇聯的坦克開進了立陶宛，立陶宛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蘇聯認為，可以靠立陶宛的內奸發起兵變，還有經濟不佳，一舉推發他們獨立的政府，所以他們先叫一群在立陶宛的俄羅斯人進攻國會，沒想到，立陶宛的人們組成了人盾，全境的國民自發自發聚集，守衛最高會議大樓、廣播電台、電視塔、主要電話局，多達５萬人，現在的立陶宛人口數也不過２９２萬而已，這就如同一個台北市號召５萬人上去擋坦克，蘇聯軍對民眾開炮，有趣的是，竟有一部分蘇聯軍隊倒戈反而對蘇聯軍隊開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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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蘇聯軍有一名軍官要求部下不要出去，他說，我們是要捍衛國家安全，不是與平民作戰，蘇聯也認知到，這些駐軍在立陶宛的軍人，根本不能相信，他們與立陶宛人已經產生了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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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人開始在黑夜裡唱歌，這就是著名的「歌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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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中國有一名坦克人，喚起了大家對中國民主化的希望，或者，當作中國人曾經追求自由民主的證明，立陶宛有１４個坦克人，而且都被坦克輾過去－當蘇聯開著坦克，想要攻佔電視塔，在沒有網路的時代，那就是抗爭者的生命線，一群人高舉雙手，揮舞著立陶宛國旗，擋在坦克前面，然後有１４個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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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成功地守住電視塔，讓立陶宛的聲音傳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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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世界各國都震怒了，就連與立陶宛是世仇的波蘭也看不下去，紛紛譴責蘇聯的行為，因為他們看見了電視塔播出去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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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奇異的景象，蘇聯控制了立陶宛大街小巷，但是立陶宛獨立政府仍然持續運作，他們佔領，卻彷彿是想離開的人，因為周遭國家的人民開始聲援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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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甚至還舉行了獨立公投，在坦克的環伺與蘇聯軍隊的瞪視下，９３.２４％的投票者贊成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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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先宣布獨立，然後舉行獨立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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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蘇聯發生８１９事件，被迫撤兵，有人說，俄羅斯在立陶宛做的種種舉措，是壓垮帝國，使之解體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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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獨立史，可以說是近代獨派的教科書，那發生在什麼時候？不過１９９１年的事，那時，台灣正在搞野百合學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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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被坦克輾過的１４人，最後成為了立陶宛街道的名字，相反，台灣至今仍然一堆中正／中山／中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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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就連在學校裡師生投票命名南榕廣場，都被校方以具政治意涵／不中立，加以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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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鄭南榕是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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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立陶宛那１４人也是恐怖份子了，因為，當初蘇聯就是這麼說的，他們說，因為立陶宛人不聽勸告，跑到坦克前面，攻佔塔台，所以他們是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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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台灣的民主路上少了什麼，我會說，是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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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此時的中華民國台灣，欠缺了什麼，我會說，是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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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欠缺正義，所以才導致加害者與被害者顛倒，因為少了獨立，所以才讓一些害怕強暴的人，轉而手指著獨立自主的人是激進的，要為自己受的傷害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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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服膺強暴者，歸謬幫助者的自私－這是一種遷怒，你們為何不體諒我消失自己與他人的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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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避罰服從取向－我不是台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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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對自己說謊的人實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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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什麼，美國不支持獨立，是因為台灣獨立後會倒向中共，這樣子自欺欺人的謊言，因為不想而不願，所以扭曲，因為災難性的想像，所以把自己的害怕解釋成是勇敢而且睿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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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們不會解釋香港，會因為反送中後而倒向中國，所以不應該反送中－應該要贊成送中條例，把香港人都送到中國去，或解釋香港存在著一群藍絲，或者支持中國，害怕破壞社會的和諧的人，就說，因為這群人存在，所以香港反送中後會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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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們解釋野百合運動，如同馬英九說的，他反對總統直選，在台灣地區選舉，要怎麼彰顯中華民國主權呢？怎麼精神上代表中華民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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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可思議吧，當年，為了維持中華民國，為了中國地區的代表性，為了這麼一個空虛的殖民者情結，我們必須被迫放棄自己的民主，「因為台灣人選的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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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麼說嗎？廢除萬年國大，總統直選後，台灣會倒向中共！選出親共的人怎麼辦？那就不要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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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總統以後中共戰機會來！會引起戰爭！事實上，１９９６年台海危機的確如此，為了阻止李登輝連任，中共的確要射出飛彈，但是，台灣人還是投下神聖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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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關乎於，我們到底要為了多少「不正常」，放棄「正常」，將正常解釋成不正常，然後把不正常合理化成為一種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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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們不會把已經發生的事，正在發生的事，歸咎於都是未來發生的事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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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回歸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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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反直選的人，直選上了總統，親中親共的人，當了八年，台灣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靠近中國與中共的光譜－馬習會，爆發了太陽花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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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在現在的中華民國體制之下，誕生出韓國瑜這樣的親中領袖，他喊著「守護中華民國！」，擔任直轄市的市長，不僅如此，還直接總統選票上的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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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並不會倒向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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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中華民國才會，並且不斷的，重複的發生，他們恰巧是反對台獨的一群人，由支持獨立的一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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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遙遠而不可知的未來來說，這個信念，這個未來，他亦守護住了現在的「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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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賴清德所說的，他面對陳之漢的問題「民進黨主政，為何不台獨？」回答，「現在捍衛中華民國的，不是主張統一的人，反而是主張台灣獨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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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並不可怕，未來守護著現在，而沉浸在過去的人，他們一直為現在的所有人，帶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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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緬懷過去，恐懼未來的人，是不可能守住當下的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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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會讓你失去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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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終究必須問問自己的靈魂，想要脫離台獨的成分，是不是大過於脫離中國？如此，硬要解釋成我只是想要脫離中國，就是自欺欺人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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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也曾經凍結自己的獨立宣言，在宣布獨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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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以６９票對３５票，否定了自己發下的諾言，與莫斯科談判，蘇聯也馬上取消了經濟制裁，供應石油和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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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這時，工廠裏頭有煤礦了，家裏頭有暖氣了，他們冬天，卻異常的寒冷，鞭子後的糖果，使他們填飽了肚子，但喪失了味覺，怎麼吃，都覺得不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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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喝著火爐上烘好的暖呼呼的茶，心中的某個東西，卻徹底結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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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必須使他們融化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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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也飽嘗了「國際現實」這東西，也充分體會到了米國的「戰略模糊」，布希聲稱，蘇聯併吞波羅的海三小國，美國就沒有承認，所以也就排除了承認立陶宛獨立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宣稱蘇聯當局應該尊重立陶宛的獨立宣言，雙方要避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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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不會被解釋為米國害怕立陶宛獨立後會倒向蘇聯，所以拒絕承認獨立，因為，獨立正是因為反對蘇聯併吞而起，獨立後，又怎麼會倒向併吞自己的人呢？而蘇聯正是和美國打冷戰的人，他們和立陶宛有共同的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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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歌聲響起後，冰塊融化了，冰島，承認了立陶宛獨立，然後，米國，承認立陶宛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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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果認為立陶宛這部教科書，付出的代價太龐大，還有別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他們都是第二本，第三本教科書，他們更加迂迴，也更加避開危險，雖然晚了點，但他們的歌唱革命，依然接續在立陶宛的後面，繼續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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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的海三小國，曾經手牽手，串起了人鏈，三個國家，２００萬人，從立陶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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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黑絲帶日」，他們為什麼而串起，為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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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納粹德國和蘇聯的秘密協約，默認波羅的海三小國是蘇聯的勢力範疇，蘇聯堅稱三小國是自願加入的，這個條約證明了三國是被非法佔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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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必再遵從蘇聯的憲法，因為波羅的海國家從來沒有在法律上屬於蘇聯，三國在二戰期間原為獨立國家，也可以合法恢復原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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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將自己的國家做成棺材，然後在納粹和蘇共的旗幟之下，象徵著自己的國家被吞併，要找回自己的主權，值得一提的是，納粹也是反共的，史達林也反法西斯，這兩個敵對的國家，他們為己群的利益犧牲三個小國的人權和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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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曾經也有二二八牽手護台灣的活動，牽起百萬人的人鏈，台灣，也曾經被號稱反共的法西斯政權給殖民統治過，如今，他們的遺緒不斷的和中共交換利益，出賣台灣人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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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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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波羅的海的小國－立陶宛，怎麼就這麼挺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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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突然的一樣，沒有理由，有人說，一定是美國在背後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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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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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懂立陶宛，那你也會懂立陶宛怎麼會愛上台灣－那就像是東方自己的一塊分靈體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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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追求獨立自主的靈魂，被自己國家內俄羅斯人和共產黨偕同外敵侵犯的過往，那條人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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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總是走在最前面，也是最勇敢的那一個，當他開始喊台灣的時候，就跟他當初喊獨立那樣，就跟他是踏上磁磚上，組成人鏈的第一個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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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開始，事情就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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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將會跟隨他的腳步，一路「台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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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像是吹笛人，也像是山羊座的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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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種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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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不是你想不想的問題，願不願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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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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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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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的問題，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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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段內容文稿：

你小時候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當你的爸爸或媽媽，怒氣沖沖、以雷霆萬鈞之勢壓到你的面前，然後呢，指責你的鼻子或揪著你的領子，捏住你的肩膀，用很大聲、很嚴厲的語氣問你：「說！蛋糕是不是你吃的？」或者是：「說！錢是不是你拿的？」

當你遇到這種情境的時候，這樣的恐懼、這樣的壓力底下，無論蛋糕是不是你吃的，無論錢是不是你拿的，你的反應會是什麼？

是不是幾乎你的反應，一定就是馬上否認，馬上說：「不是！沒有！」

當你靜下心來想一想，在這樣的狀況裡，是不是爸爸媽媽他們的問話方法，已經決定了你的答案？而不是因為你的真實，來決定你的答案。

沒有錯！我們來假設幾個狀況喔，第一個蛋糕不是你吃的、錢也不是你拿的；這個時候你的否認，可以是很明確、很堅定的。

可是今天換做你是爸爸媽媽，如果你已經用這樣的方式，來質問你的孩子的時候，就算你的孩子否認，你心中是不是仍然會有懷疑？

也就是說你的孩子，他其實沒有吃蛋糕、他沒有拿錢，可是你的「問話」在本質上，無論他回答什麼，已經破壞了信任關係。

而且這樣的對話，本質上就是一種困境，因為如果他承認了你，你肯定暴打他一頓；可是如果他否認，你也不相信他說的就是事實。

好！那第二種狀況是什麼？第二種狀況是孩子真的吃了蛋糕，或者是拿了錢。但是呢，因為你的憤怒、因為你那駭人的情緒，讓他乾脆先否認。

為什麼？姑且先不要去說「他說謊」的這個問題，這個是一種在人性裡面的「自我保護」的機制啊！

其實你我回想一下，我們的成長經驗，是不是當我們面對權威者、師長，用這種方式問我們的時候，不管他問的內容是如何，我們乾脆先否認、先保護自己算了！

所以在第二種狀況裡，究竟是孩子說謊很不應該，還是我們的問話方式，已經決定了，孩子無論真實為如何，他的答案就一定是先「否認」？

再來，第三種狀況，第三種狀況是可能孩子真的沒有吃蛋糕、真的沒有拿錢。但是他知道誰吃了蛋糕、他知道誰拿了錢；或者是他有一些有價值、關鍵的線索，可以提供給你。

可是問題來了，當你問話的方式是這樣子，就像剛剛說的，人在自我保護的狀況底下，他乾脆先否認算了、他乾脆先逃避你算了！

正因為這樣的情緒作用，所以他就算有關鍵的線索、有關鍵的情報，可以提供給你，他也不會說；因為他可能也不敢說，看你那橫眉豎目的樣子，誰敢說啊？

其實在我自己教學的經驗裡，特別是【高難度對話的望聞問切】這一門課。我就常常用這樣的生活案例，來引導大家去思考；究竟是對方真的很愛說謊，還是我們問話的方式，已經決定了對方的答案？

如果在我們的真實生活裡，你問話的方式已經決定了答案，那麼你就永遠不可能知道真正的真相。

因為如果對方很誠實，你可能還是會懷疑他，那如果他本身真的是那個犯錯的人，也因為你的情緒，他乾脆先保護自己。

再不然就是，他可能沒有做這件事；他有重要的情報，然而你問話的方式，讓他根本不想要告訴你額外的情報。因為他不知道你會不會怪罪於他，或者是他不知道會要承擔什麼樣的風險。

其實回到我們真實的生活，或工作裡面，比如說假設你是個主管，你在檢核一個作業流程的疏失；當你要問你的部屬，問他們說：「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

你可以想想看一件事哦，正常的狀況底下，你的部屬乾脆先否認、保護自己；這是不是跟我們的父母親，扯著我們的衣領，問我們：「蛋糕是不是你吃的？」；或者是：「錢是不是你拿的？」在本質上是一模一樣的。

那如果你不想要陷入這樣的困境，叫做不管怎麼樣，都得不到真正的答案；那麼問話的技巧、問話的方式就很重要了！

如果你的問句或問話方式，對方會有很高的機率，乾脆先用「否認」來保護自己。

除了我們可以很確定，這是一個無效的問句之外；其實我們這樣的問話方式，也會讓一個原本想要說謊的人，他用這樣的回答方式，更堅定了他內在要說謊的動機、意圖，還有確定感。

說白話文就是喔，說謊言會越說越逼真，一直到最後你根本無法分辨，他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你可能聽出來了，我們應該調整的是自己的「問話方式」，而不是一昧的，把我們手指頭去「指向別人」，說他說謊、不應該！

那麼你聽到這邊，你可能就會想：「我應該要怎麼問呢？我應該要用什麼方式，去澄清事實呢？」

在這裡我就舉幾個例子喔，如果你問你的部屬，問他說：「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這個問句在本質上，就很容易讓你的部屬，乾脆直接說：「不是！」

那或許你可以聽聽看這樣的問法，比如說：「你覺得誰會做這件事？，或者是「假設這件事是你做的，那別人會有什麼反應？」、「有沒有可能，有人看見你做這件事呢？」…

你可以仔細想想，這樣的問句可以讓對方，他不會直接的說「不是」，而且他還有可能去吐露出更多的訊息。

再舉個例子喔，假設你問你的合作夥伴，說：「你知不知道這件事？」那對方可能為了保護自己，他就會說：「我不知道！」

這個時候，你可以換什麼樣的問句呢？比如說：「你最後看到這件事發生，是在什麼時候？」或者是「你上次做這件事情的情況是什麼？」

你會發現喔，這樣的問句就可以避免，對方乾脆用「否認」的方式來自我保護。而也因為這樣的問句，你可以蒐集到更多的情報，去判斷他給你的訊息，到底是否為真？到底可信度有多高？

所以我常常說喔，我們出來行走江湖，一定就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人，其中有好人、願意跟你配合的人；同時也會有更多數不清的牛鬼蛇神。

那你如何去判斷，誰可信、誰不可？這個是我們在進入成人階段，都必修的一個課題。

而且啊，除了去判斷對方的可信度之外，你有沒有懂得運用適當的問句，去引導出必要的共識，或者是蒐集到一些必要的資訊？

就像今天的內容開頭所說的，如果你是父母親，你很想要瞭解你的孩子，有沒有偷吃蛋糕、有沒有偷拿錢？

其實基本上你的「問法」，已經決定了對方的「答案」，那你就永遠問不出真正的狀況。

談到這裡如果你很有感的話，而且你也很希望，在你的真實生活裡，不管是在工作的領域，還是私人的領域，跟你在乎的人達成必要的共識。

並且能夠去判斷出對方說的話，是不是有一些保留跟懷疑；那麼我就很鼓勵你，可以把握我在今年2019年10月15號，開課的【高難度對話的望聞問切】這一門課。

在我錄音的這個時候，這一門課的名額也在倒數當中；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10月15號開課的【高難度對話】課程，是我在2019年的最後一期。

所以如果你錯過的話，下一期就要等到2020年的3、4月之後了，我很期盼你能夠把握這難得的機會。

當然了，最後還是要回到你身上，無論你會不會進我的教室，我都很期盼，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一些你想知道的真實。

那麼在你開口說話之前，是否覺察一下，換成是你自己，當你被這個問題，或這樣的方式問的時候，你會有什麼樣的答案？

如果你赫然發現，換別人用你習慣的方式，來問你的時候，你的答案也會乾脆先否認算了；那麼你可能就要先停下自己的腳步，不要再讓自己的習慣，去說出那些無用、甚至於會傷害關係的話。

因為啊，最得不償失的，就是一方面你又問不到真實，二方面你又讓對方覺得你在懷疑他，那是不是得不償失呢？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夠帶給你一些啟發與幫助，我是凱宇。

如果你喜歡我製作的內容，請在影片裡按個喜歡，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別忘了訂閱旁邊的小鈴鐺，按下去；這樣子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所製作的內容。

然而如果你對於啟點文化的商品，或課程有興趣的話，就如同今天內容談到的，10月15號開課的【高難度對話】課程。

詳細的課程資訊，在我們的影片說明裡都有，很期盼你能夠把握今年的最後一期【高難度對話】課程。希望我能夠在10月15號的教室裡見到你，謝謝你的收聽，我們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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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曉得你在生活中，有沒有一種經驗，就是你控制不住自己的腦袋，會一直往負面的方向想去，明明知道這樣想會讓自己心情很不好，可是你就是停不下來。
可能早上在會議裡，老闆多念了你兩句，你就開始擔心自己的飯碗會不保，下一波裁員會輪到你。
或是情人晚一點回家，也沒接到你打去的電話，你就開始焦慮他是不是愛上別人，不愛你了，
更有可能這次聚會你的朋友，表情比較嚴肅，笑容比較少，你就開始自責是不是自己不小心說話錯，讓朋友不開心等等，很多很小的事情，你都可以無限放大。
來，先別自責，你要知道這其實是代表你的腦袋有在進化。
因為我們人類的大腦，有一個地方是比一般動物還要發達的，叫「新皮質區」，因為有了這一塊，我們才有洞察力，可以看見表面事物底下的含義，語言發展，可以跟人溝通互動，閱讀書本，消化反芻成自己的知識等等，使我們擁有智力和反省能力，甚至是想像能力。
但有一得必有一失，在獲得抽象運作的同時，這個新皮質也讓我們學會的擔憂、變得容易絕望、固著。
這裡的固著，就是你的壞習慣為什麼那麼難改掉的原因，他有點像是電腦程式，一定被寫入，就很困難被刪除。
但動物沒有這一塊，所以你會發現一隻羚羊剛剛被一隻獅子追，千鈞一髮，躲過危險後，下一秒他可能就躲在草叢呼呼大睡，可是如果換成是人，恐怕就沒這麼快放鬆，我們可能會拼命抓住另一個人，跟他說：「你知道剛剛有多危險嗎？我被“一群”獅子追，差點死掉ㄟ！」
我們會在腦中重複播放這個可怕的畫面，然後開始擔心下一次如果獅子來怎麼辦？要怎麼逃脫？會不會傷害到我們其他的家人，可能想著想著就失眠了。
演化的需要，讓我們人類比較容易專注在負面想法，而不是正面想法，目的是活下來，而不是活得好。
可是即使我們已經不在草原上生活，生活也相對安全，你知道走在路上不會有獅子跑出來傷害你，你的平均壽命可以高達八十歲，但我們還是控制不住基因裡的本能，很容易鑽牛角尖，自己嚇自己。
這該怎麼辦？難道在等三百年嗎？等大腦在長出另一個「新新皮質區」，來抑制這樣的衝動發生嗎？
當然不是，其實有更簡單的做法。
既然你已經知道這是刻在骨子裡的本能，一昧的壓抑和阻止是無效的，你只會賦予他更大的吸引力，讓壞念頭越長越大。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承認並允許自己這麼想。
蛤！不是不要想，反而要想個夠？
對，你沒聽錯。舉個例子，很多人有分手的經驗，如果有人跟你說，天涯何處無芳草，走，我們去喝酒，喝完你就不會想那個人了，你覺得有用嗎？
答案絕對是沒用了，很可能喝完一個人回家，隔天宿醉沒人照顧，你覺得更孤單，然後哭更慘。
那該怎麼辦？
請你拿一支筆一張紙，用力的把你腦袋中的想法全都寫下來，把那些抽象的、片段的、破碎的記錄下來，變具體的過程，你就在滿足大腦新皮質的需要，讓他覺得你有在做事，保護自己。
因為在創作的過程中，你需要寫字或打字，就彷彿你重新經驗那個可怕場景，但不一樣的是，這一次是你自己主動送入虎口。
不是啦！是你主動啟動事件，所以你可以控制危險的大小，你可以隨時按下暫停，讓自己跳離開，想想下一次可以怎麼逃脫。所謂的體悟或是啟發，其實就是大腦編織的一套行動策略，要你下一次不要重蹈覆徹。
這個效果，我確實在我帶領的寫作課學員身上有見證，有些學員他可能跟家人的關係有些糾纏，但他也說不出來自己卡住的地方是什麼，但透過寫下來，然後放個幾天，他重新發現原來這件事情還可以怎麼想？是對彼此都好的。
或是，有些學員並不知道生命中的某個經驗對他有很大的影響，他只記得某個畫面很重要，於是他花了一點時間，重新回憶，寫下來，啟動了新皮質區的運作，寫著寫著，他就懂了為何他會這麼在乎什麼事情？或是個性變得體貼？或是能言善道，那些都是在好多年前種下的種子。
所以寫作，並不是附庸風雅，只有那些喜歡咬文嚼字的文青才會想做的事情，不，他反而是一個最簡單、容易入手的方法，幫助我們冷靜下來，啟動新皮質區，開始反思、策劃。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想法很容易原地踏步、糾結，或是你希望訓練自己的反思能力，每一次啟動的速度可以快一點，就像好的跑車0-100公里只有三秒鐘，那麼寫作會是一個很好的幫手，訓練你的抽象和邏輯能力，讓你更懂自己，同時也加大對自己想法的掌握度。
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夠帶給你一些啓發與幫助，我是嘉玲。
如果你對於啟點文化的商品，或課程有興趣的話，如同今天分享到的「寫作小學堂」課程，下一期是在7月21號開課。是由我和另一名資深的編劇一起開立的課程，不只有教學，還會親自一份份給每個學員寫來的文章，給回饋，因為很量身定做，所以名額非常有限，很期待你能夠把握這難得的機會，期盼在教室能夠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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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的收聽，我們再會。

我在11月2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動議，要求政府正視市民對領展的不滿，最終獲得通過。領展以「賺到盡」模式經營，完全不顧其社會責任，除了拆售停車場，把部分街市管理服務外判，造成承包商壟斷經營的情況外，還大幅增加旗下商鋪租金，逼走小商戶，引入大量連鎖店，令物價大幅飆升，罔顧升斗市民的生活需要和負擔能力。我要求競爭事務委員會調查領展是否違反《競爭條例》，並考慮在各區合適的地點設立臨時墟市和增建綜合市政大樓，令基層市民有更多選擇。政府亦應該全面檢視現有的地區發展模式，改善地區設施的供求和管理。政府表示會積極與區議會合作於合適地點設立墟市，並在情況許可下加強公眾街市設施，包括興建新街市。
我並不贊成回購領展，這樣必然會推高領展股價，變相令納稅人的金錢落入領展及其股東的口袋中。即使回購成功，政府亦會面對長遠的管理問題，回購並不是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
以下為我的發言：
近年，社會各界對領展的營商手法感到極其不滿，不少人批評領展純粹以商業模式管理轄下街市和商場，包括大幅增加街市商舖租金，扼殺小商戶的生存空間、拆售停車場、將月租車位改為浮動車位，以及將管理服務外判等，完全是要「賺到盡」，只顧賺取最大的利潤回報，向股東交代，卻忽略基層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和負擔能力，令市民生活百上加斤，完全忘記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作為議員提出首個議案，我希望就我在選舉期間，親耳聽到的意見、親眼見到問題，帶入議會，表達我的關注。
主席，新民黨過去一直關注，並積極跟進領展的問題。我同新民黨都認為，領展問題表面上是涉及市政、民生的問題，但市政服務的提供及管理，直接受地區行政影響，所以市民對領展的不滿，其實同地區行政管理出現問題有關，政府有必要一併處理。
今日我提出“力促市場健康競爭，制衡領展獨大局面”的議案，希望可以爭取各位議員的支持，促請競爭事務委員會就領展的經營或個別市政服務的提供展開研究，甚至全面調查領展有否違反《競爭條例》，同時希望政府正視各區社區設施和服務不足、商品和零售店舖選擇不多，影響居民日常生活的問題，透過推出短期措施，包括設立臨時墟市，為居民提供領展街市和商場以外的選擇，以及推出以地區為本的先導計劃，在有需要地區興建公營街市，並邀請社企參與營運；長遠則應研究在各區興建新型綜合市政大樓，以及改善和提升現有市政大廈的設施，為居民提供更全面、更切合居民需要的社區設施；同時希望政府全面檢視現有的地區行政模式，以提升行政效率和市民的生活水平。
主席，領展擁有獨特的背景和使命，服務逾70萬戶公屋居民，在不少市民眼中，領展並非一般的商業機構。現時領展的問題，主要是政府政策出現了問題。房委會在2005年以具極爭議的條件把其大量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予當時的領匯，即現在的領展，但出售契約不夠嚴謹，房委會和領匯的買賣契約附設限制性契諾。一般而言，商場鋪位和停車場設施不得分拆出售。不過，如房委會在有關屋邨或屋苑已沒有持有任何物業權益，商場鋪位不可分拆出售的規定無效；如房委會在有關屋邨或屋苑已賣出任何住宅單位，停車場不可分拆出售的規定則無效，即是容許領展將整棟物業出售，停車場則可「拆骨」出售，根本未能有效約束領展承擔和履行其社會責任。由於現時不少公共屋邨只有領展旗下的街市商舖，缺乏競爭，所以領展大幅加租的情況令人非常關注。以將軍澳厚德街市為例，在大半年前，有超過10間商舖相繼結業，據了解，主要因為領展大幅加租，最高達30%，令到不少商戶無法繼續經營，亦令區內居民在無選擇的情況下被迫「挨貴餸」。
此外，領展將街市商場的管理服務外判，亦製造了不少問題。今年2月，青衣長發街市商戶因反對領展將街市外判予承辦商建華，決定罷市7日，而建華在3月接管街市後，曾經參與罷市的商戶則全體不獲續租。外判商以垂直整合方式經營，讓旗下街市商舖營運更具經濟效益，原本是無可厚非，但不少人批評，領展與外判商之間的角色重疊，對於外判商旗下商舖無牌經營視若無睹，更縱容外判商藉加租及操縱街市零售價格等手段，迫走小商戶。我必須強調，「外判管理」不代表「外判責任」，領展在這方面是責無旁貸，希望領展加強對外判商的監管，保障市民的合理權益。
領展上市至今已多次出售資產，涉及多個商場和停車場，有居民表示，有拆售車位的售價高達90萬元，相信拆售車位為領展帶來非常可觀的利潤。不過我想問領展，在出售資產的同時，有否顧及居民和小商戶的權益和需要呢？今年4月，領展將大埔運頭塘商場出售，新業主接手後隨即發律師信要求商場內6間小店要在半年後離場。據報道，運頭塘商場租戶與領展及新業主簽訂的租約，其中一項條款列明，只要業主決定出售、重建、翻新物業等，只需給予租客不少於6個月通知，便可終止合約。合約條款如此不平等，難怪連保安局局長黎棟國都要企出來，伸張正義，簽名支持運頭塘商場的小商戶。
主席，近年不少商舖不敵領展大幅加租而結業。根據政府和領展在今年年中公布的數據，港島、九龍和新界區私人零售業樓宇的平均租金都有明顯跌幅，其中九龍區的跌幅最大，高達30%，但領展旗下物業租金卻不跌反升，部分物業租金升幅更超過10%。不少人質疑，領展仍然可以在逆市中大幅加租，是否因為領展壟斷了街市商舖的供應？所以，我同不少市民都希望，競爭事務委員會能夠就領展的商舖營運進行研究，尤其是街市方面，探討如何可以促進競爭，並向領展提出相關建議，讓市民能夠享有更佳的價格、更優質的產品，以及更多樣的選擇；有需要時，應主動調查領展有否違反《競爭條例》中的「第二行為守則」，即《條例》第21條指，擁有相當程度市場權勢的企業，不得濫用有關權勢損害競爭。
就市民對領展和社區設施的不滿，我在今年4月和5月，聯同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和公民力量區議員先後約見了領展的管理層，以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反映市民的不滿，並且向司長遞交建議書，希望政府盡快規劃並落實興建新型綜合市政大樓。
我剛才已經講過，領展問題的核心，涉及深層次的地區行政管理問題。在香港回歸以前，各區的食物衛生、清潔街道、文康設施、熟食中心等市政服務的管理，分別由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負責。隨著兩局解散，地區行政模式出現變化，相關地區服務的管理工作，分別改由民政事務總署和區議會負責。區議會只是諮詢機構，缺乏實權，社區設施的規劃，要依賴長期在「象牙塔」內的官員制訂，試問他們又如何可以切實理解地區的需要？市民的訴求？今日的議案已清楚指出，領展問題是地區行政的一部分，但民政事務局局長居然沒有出席，回應今日的議案和議員的發言，我在此表示遺憾。
從前由兩局負責提供市政服務的模式，體現了「地區自主」的精神，決策當然更貼近民情民意。事實上，社會上有不少聲音批評現有地區行政模式欠缺彈性和效率，未能切實、有效回應各社區的不同訴求。所以，政府有必要考慮是否需要檢討現時的地區行政模式，例如在規劃及管理新型綜合市政大樓方面，可以增強區議員的參與，確保規劃及各項服務的提供能夠更貼近區內居民的需要。
主席，完善社區規劃、改善市政服務，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是政府的基本責任。然而，政府現時用作釐訂地區市政和文康服務供應的規劃標準，與不少地區居民的實際情況和需要都有明顯落差，大圍就是其中一個例子。新民黨和公民力量近年多次向政府反映，大圍區內的社區設施老舊不足，加上區內人口持續增加，現有設施根本不足應付大圍居民的需要，街市、圖書館、託兒服務、幼兒園、長者服務中心，以至泊車位通通不足夠，對居民日常生活帶來很多不便，希望政府能夠回應居民的訴求，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
我在上星期三的立法會上提出了有關的口頭質詢，不過好可惜，發展局局長的答覆已清楚表明：「政府現時未有計劃在大圍興建新的綜合服務大樓。」我和新民黨及公量力量，以及很多大圍居民都感到非常失望，有居民更希望我同局長講：「大圍居民憤怒了。」希望政府能夠從善如流，認真考慮並早日落實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
主席，領展今年獲國際購物中心協會頒發兩個獎項，包括領展「愛•匯聚計劃」奪得大會基金所頒發的「Albert Sussman國際社區支援獎」，以及天盛街市獲頒「亞太地區購物中心大獎 – 翻新及擴建」組別銀獎，對於受影響的市民而言，實在是相當諷刺。平情而論，領展接手管理房委會部分街市商場後，一定程度上為部分街市商場帶來新景象，例如不少街市加裝了冷氣，環境比以前更加乾淨、整齊，但同時卻因領展的營商手法產生不少問題，包括大幅租、月租車位變浮動車位、管理服務外判等，這些都是備受爭議和批評。林鄭月娥司長曾形容領展是需要處理的「三座大山」之一，我希望領展能夠認真審視是否應該改變現行以利潤掛帥的營商模式，更加關顧居民的需要，以其定下的抱負「服務社群並提升其生活質素」為依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