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監控資本主義定義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三月主題：#平台城市主義▌#platformurbanism

數位科技進入當代社會與城市生活的討論要如何擺脫二元論的觀點？無論是擁抱 #智慧城市 發展的 #科技樂觀主義者 ，或抱持懷疑觀點發展出 #監控資本主義 ，都無法迴避在討論議題的當下，我們的生活已經與數位科技深深纏繞。既然 #來都來了 ，站在公共空間研究的觀點，本文引用丹麥建築師Jan Gehl對好的公共空間的定義：#安全性、#易達性、#連結性 以及 #展演性 為定錨 ，討論如何適當的使用數位科技，提升公共空間的品質，深化空間中人與人、人與環境間的關係。如何可能讓 #低頭滑手機 不再是公共空間殺手，以此重新檢視公共政策的價值與治理工具，停下來思考，是不是對科技盲目過頭，或因恐懼裹足不前，平衡點在哪裡？

[編按：柏林藝術大學教授韓炳哲(更正：已離任，謝謝讀者告知)於3 月23日《世界報》副刊全版發表專文，探討在這次肆虐全球的武漢肺炎中，為何亞洲國家表現的比西方優越。哲學家韓炳哲引領我們思考大數據、儒家思想、主權國家與防疫的關聯，更對人類生存的終極意義提出深刻反省。小編昨夜讀完長文，彷彿看到黑格爾與海德格再世，為我們思考這場瘟疫，因而夜不成眠，今日決定全文譯出，與讀者分享。]

【我們的理性不能任憑病毒擺佈】

冠狀病毒考驗我們的體制。亞洲的防疫遠比歐洲成功，香港、台灣、新加坡僅有非常少數的感染者，台灣通報病例108、香港193，德國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已有14481(!)人染病(3月19日)。南韓已度過最糟的狀況，就連病毒發源地中國也大致控制住傳染病。

但台灣和南韓都沒有實施禁足令，商店與餐廳也都沒有關閉，而亞洲人此際大舉逃離歐洲，中國人或韓國人想返回家鄉，因為他們在歐洲覺得不安全。機票漲了四倍，前往中國或韓國一位難求。

歐洲跌了一跤，感染人數呈指數成長，歐洲似乎無法控制住這場疫情，義大利每天有上百人死亡，年長者的呼吸器被摘除，好讓較年輕者可以得到救助。空洞的行動主義擺在眼前。關閉邊界是主權國家絕望的表現。我們感覺回到主權國家的時代，由主權者決定例外狀態，主權者關閉邊界。

但這是空洞的主權國家秀，它起不了任何作用，歐盟國家間的密切合作還比較有幫助。歐盟禁止外國人入境，這是一個完全沒有意義的舉動，因為事實上根本沒有人想來歐洲；禁止歐洲人離開歐洲其實還比較有意義，因為可以保護世界免受歐洲危害。是的，歐洲當前已成疫情的重災區。

相對歐洲，在對抗疫情上，亞洲到底有什麼體制上的優勢？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台灣或新加坡這些國家，基於儒教文化，帶有威權色彩，他們的人民比歐洲人更為服從，他們對於國家有更多信任，而且日常生活本質上受到更嚴格的組織，不只是中國，韓國和日本亦是如此。尤其是亞洲人在對抗病毒上大量運用數位監控。他們推測大數據擁有對抗傳染病的巨大潛力。

我們可以說，在亞洲不只有病毒專家或傳染病學家在與病毒作戰，資訊人員與大數據專家也參與其中。這是一場在歐洲尚未發生的典範轉移。大數據可以拯救人命，數位監控的辯護者會如此宣告。

在亞洲幾乎不存在對於數位監控的批判意識，幾乎沒有人在談論資料保護，就連日本和韓國等自由國家也是如此。沒有人起身反抗政府拼命搜集資料。中國已經引進一套歐洲人所無法想像的社會評分系統，它允許廣泛的評價人民。

每位公民的社會行為被持續評分，在中國監控時時刻刻無所不在。社會網絡中的每次點擊、每回購物、每項接觸、每個行動都受控制。闖紅燈、與批評政府者往來或在社群媒體上張貼批判言論，都會被扣分，人生可能因此變得危險。

相反的，在網路上購買健康食品或是閱讀黨報，則會被加分。擁有足夠點數的人可以取得旅遊簽證或是低利貸款。但分數低到一個程度可能會失業。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監控之所以可能，是因為網路、電信與政府之間有無限制的資訊交換。實際上不存在任何資料保護。「私人領域」不在中國人的字典裡。

在中國有2億隻監視器，一部分配有高效率臉孔辨識系統，甚至可以捕捉身上的痣。要逃脫監視器的掌握，絕無可能。這些配有人工智慧的攝影機可以觀察與評價在商店、街上、車站與機場的每個人。

數位監控的基礎建設如今證明在防疫上有高度的成效。當某人離開北京車站，他會自動被相機捕捉、量測體溫。一旦體溫異常，所有同一車廂的乘客會自通收到手機簡訊。

社群媒體上甚至有應用無人機監視隔離者的報導。如果有人私自離開隔離所，無人機會飛來要求他返回住所，說不定無人機還會列印罰單丟到違規者身上，誰知道。讓歐洲人心生恐懼的狀態，在中國顯然是無人反抗。

集體主義主宰亞洲，沒有個人主義的表現。個人主義不同於自私自利，而自私自利在亞洲當然也很猖獗。

對抗病毒，大數據比歐洲人現行毫無意義的關閉邊界更有效率，但因為資料保護，在歐洲不可能運用堪比的數位科技來對抗病毒。中國的手機與網路供應商將他們客戶的敏感資料交給安全單位與衛生機關。

國家知道我在哪裡，和誰見面，做什麼，尋找什麼，想什麼，吃的買的，要前往的地方。未來或許體溫、體重、血糖指數等等都會被控制。伴隨數位心理政策的數位生物政策主動操控人類。

武漢有數千個數位調查團隊追蹤潛在感染者，光是藉由大數據分析，他們就可以找出潛在的感染者，誰必須被持續觀察、最終被隔離。未來被握在數位化手裡，流行病亦然。鑑於傳染病，我們或許該重新定義主權。主權者是握有資料的人。當歐洲還在公告例外狀態或關閉邊界，它仍依附在老舊的主權模式。

不只是中國，其他亞洲國家也運用數位監控來防疫，台灣政府同時傳送手機簡訊給所有人民，以調查接觸人士、或是通知人民感染者曾去過哪些地方或建築物。台灣很早就結合各種不同的資料，借助旅遊史來調查潛在的感染者。

韓國人在接近一棟感染者待過的建築物時，Corona-App會發出警訊。這個App記錄所有感染者待過的地點。在韓國，每一棟建築物、每一層樓、每一間辦公室或商店都裝有監視攝影機。要在公共場所移動而不被攝影機拍攝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事。

結合手機資料與錄像可以重建完整的移動資料，感染者的行經路線會被公開，當然也可能包括偷情的地點。韓國的衛生單位有所謂的「追蹤者」，他們日夜觀看錄影，還原感染者的移動軌跡與追蹤接觸者。

一項亞洲與歐洲之間的顯著差異是口罩，在韓國街上沒有人不戴可過濾病毒的口罩。這裡指的不是一般的外科口罩，而是特殊附有濾器、醫生也帶的口罩。過去幾週，提供人民口罩是韓國的首要議題。

藥局前大排長龍，政治人物以如何有效提供人民口罩而被評價。製造口罩的機器被極速建造。目前似乎口罩夠用。已有App通知附近哪裡還有口罩可買。我認為，提供所有人口罩，在亞洲對於抑制疫情擴散有關鍵性貢獻。

韓國人連在工作場所也戴口罩，政治人出席公開場合也戴口罩，韓國總統開記者會時也展示性地戴上口罩。在韓國，如果不戴口罩會被咒罵，在德國，我們聽到的卻完全相反，德國人說口罩沒有多大的幫助，這真是弱智．那為什麼醫生還需要戴口罩？

口罩必須要時常更換，如果潮濕了，就失去過濾效果。但韓國人已發展出附有奈米濾器、甚至可以洗的「Corona-Maske」，它可以保護人免於病毒感染長達一個月，只要還沒有疫苗或治療藥物，這其實是很好的解決方案。

相反的，在德國醫生必須親自飛往俄羅斯獲取口罩。馬克宏扣押口罩，以分配給醫護人員，但他們拿到的卻是一般沒有濾器的口罩，說明寫著可用來防護冠狀病毒，這完全是個謊言。歐洲絆了一跤。如果人們還是得繼續在尖峰時間擠上地鐵或巴士，那叫商家和餐廳關門有什麼用？

在大眾交通工具裡要人如何保持距離？在超市也幾乎是不可能。在這些地方，口罩真的可以拯救人命。兩個階級的社會或許因而誕生，自己有車的人，就少遭受危險。既使是一般的口罩也會很有幫助，感染者如果戴口罩，就不會把病毒噴濺到外面。

在德國幾乎沒有人戴口罩，雖然或許有零星戴口罩的人，但這些都是亞洲人。這是文化差異所造成的影響。德國盛行個人主義，包括不遮住臉孔，只有罪犯才戴口罩。我因為太習慣看韓國人戴口罩的照片，以至於柏林人不戴口罩的面孔對我來說近乎猥褻。我也很想帶口罩，但我在這裡買不到。

德國在過去把生產口罩的工廠遷到中國，所以歐洲不再生產口罩，只要人們繼續不戴口罩出門上班擠上公車或地鐵，那麼禁足令不會對疫情帶來多大改變。這次疫情所帶來的其中一項教訓是特定物品的生產，例如口罩、醫療與藥品必須再遷回歐洲。

儘管新冠病毒有不可輕忽的危險，但對此的恐懼還是不成比例。既使是致死率高出甚多的西班牙流感也沒有對經濟帶來這麼嚴重的後果。為什麼世界對這個病毒的恐懼如此巨大？

法國總統馬克宏甚至論及戰爭與我們必須擊敗的「看不見的敵人」。我們的敵人又回來了嗎？西班牙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爆發，當時每個人都被敵人包圍，沒有人會將傳染病與戰爭或敵人連結在一起。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社會。

我們生活在沒有敵人的世界很久了，冷戰已成遙遠的過去。伊斯蘭的恐怖主義在過去一段時間也退居遠方。正好在十年，我的論文《倦怠社會》的命題是：在我們的時代裡，奠基於「敵人的否定性」的免疫學模式已不再適用。

冷戰時期的特色是邊界與圍牆，免疫學的模式組織了社會，這妨礙了物品與資金的加速流通，全球化清除了這些免疫門檻，資金有了流通的管道，還有今天影響生活各領域的混雜與滲透性也消除了他者或敵人的否定性。

今日威脅我們的不再是敵人的否定性，而是過度的肯定性，這呈現在過度績效、過度生產與過度溝通。敵人的否定性不屬於我們無邊界滲透的社會，壓迫讓位給抑鬱，剝削他者讓位給自願的自我剝削與自我最適化。在績效社會中，人們主要是與自己戰爭。

因為全球資本主義而被極度弱化的社會突然被這場疫情改變，門檻再度提高，邊界再度關閉，敵人又回來了。我們不再與自己爭戰，而是與外在看不見的敵人。過份的恐懼是面對這次病毒的社會、甚至是全球的免疫反應。這份恐懼如此激烈，是因為長久以來我們生活在沒有敵人的社會中，在一個肯定性的社會中生活。如今病毒被感覺為恆常的恐怖。

大規模恐慌還有一個理由，這與數位化有關。數位化去除了真實性。我們在帶來痛苦的抵抗中體會真實性。數位化與整個臉書的按讚文化消除了抵抗的否定性。在後真相時代，Fakenews和Deepfakes導致人們對真實性麻木。因此造成衝擊的，不是電腦病毒，而是真正的病毒。真實性和抵抗以敵性病毒的形式回歸。對病毒激烈、過度的恐懼反應，可歸因於這場真實性所造成的衝擊。

對病毒的害怕尤其反映出我們的倖存社會(Gesellschaft des Überlebens)的本質，在這樣的社會中，所有生命的力氣都被用來延長生命。我們歇斯底里地要存活下去，而不是擔憂能不能過好生活。要存活下去的社會對於享樂充滿敵意。健康享有最高價值。禁菸的歇斯底里就是為了倖存下去的歇斯底里。

我們的恐慌性反應暴露了我們社會的存在基礎。病毒讓死亡再度清晰可見，我們曾一度相信，已將死亡放逐至不可見之處。看見死亡的威脅，我們願意犧牲一切讓活著還有價值的事物。在新冠疫情面前，我們身處在為了能繼續活下去的艱苦戰爭中。

這場現在爆發的防疫戰爭是它的延續。倖存社會展露它非人性的面目。其他人首先是潛在的病毒帶原者，我們必須與之保持距離，因為他危及到我的生存。為了倖存下去的戰鬥與對好生活的憂慮相互對立，而且人們在疫情過後的生活，會比疫情之前更加在意能不能活下來。於是我們自己也成了病毒，這個殺不死的存在，只為了增生，只為了倖存，而沒有真正的活著。

金融市場對於疫情的恐慌性反應，也是其早已內存的恐懼表現，全球經濟的極度斷裂讓金融市場非常容易受傷害。各國中央銀行冒險性的貨幣政策，其實在過去幾年股票指數的持續上漲中，已埋下遲早要爆發的恐懼因子。

病毒或許只是讓駱駝垮下的最後一根稻草，金融市場的恐慌不是呈現對病毒的害怕，而是對於自身的恐懼。沒有病毒也可能帶來崩盤，或許這次的病毒是更大崩盤來臨之前的徵兆。

哲學家齊澤克(Zizek)宣稱，病毒為資本主義帶來致命一擊，並召喚朦朧的共產主義。他認為病毒會造成中國政權傾倒。齊澤克誤解了。這些宣稱都不會成真。中國將販售他的數位監控國家作為對抗病毒的成功模式，中國會帶著更大的驕傲展示他體制的優越性。

而疫情過後，資本主義會帶著更強的力量橫行，觀光客會繼續踐踏這個地球，病毒不能取代理性，此外，我們西方世界可能會得到一個中國模式的數位監控國家。

這個衝擊是讓我們建立新的統治體制的有利時刻。因此危機之後是新自由主義的建立，過去在韓國和在希臘都是如此。在這次的病毒衝擊後，希望歐洲得到的不是中國模式的數位監控政體，否則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害怕的例外狀態會成為常態，那麼這次的病毒就成就了伊斯蘭恐怖主義過去所達不到的事。

病毒不會戰勝資本主義，沒有病毒有能力引起革命，這場病毒分化我們，它不會帶來強烈的共同感。每個人關心他自己的生存。彼此保持距離的團結不是團結，不是我們所夢想的另一個和平與正義的社會。我們不能將革命讓給病毒。我們希望在病毒之後，人性的革命會到來。具有理性的我們（人類），必須重新思考與徹底限制毀滅性的資本主義與其他帶來四處破壞的移動性，以拯救氣候與我們美麗的地球。

＃神父的鹽
　
最近「資訊戰」這詞挺熱門的，如果要打資訊戰，還是有幾點要注意．
　
第一，無論是打何種戰爭，除了直視對方，也要考量到己方，並不是「只要讓對方難過就好」，而是要凸顯「己方的優勢」，並加強放大「對方的弱點」，「資訊戰」跟其他的戰爭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很難結束，他並不是一個真實的戰爭，好比英美聯軍打到對方投降，如此達成目的，戰爭就結束，所以可以使用一些非常的戰法，例如空投原子彈之類的，逼對方即早投降，資訊戰則不屬於這種戰爭型態，正是因為他不用槍火彈炮，也不會造成立即性的傷亡，子彈一下去就噴血，而是一種雙方不想要付出實際上的損害，所以縮減成意識上的鬥爭，因為參與的人員不滅，所以就是相信誰，認為誰比較有道理，然後佔據輿論上的優勢，換句話說，就是一場嘴砲的戰爭，他是沒完沒了的，就像兩隻貓如果廝殺，會馬上有結果，但如果只是互相威嚇喵喵叫，可能一個晚上都沒完沒了．
　
這也像長頸鹿用脖子在打架，如果要置對方於死地，那其實可以用腳或想辦法啃咬對方，但是實際上他們就縮限到用脖子互相揮舞，然後你揮完一下，換我揮你一下，有時候還可以讓對方休息．
　
所以神父認為，資訊戰的最終目的，並不在誰勝誰負，當然我們可以一直打到一個國家消滅為止，不過那時間想必會相當漫長，真正的目的還是要讓自己在言論之爭中，總體上佔據在優勢地帶，也許會有一時讓對方得逞，使自己落於下風，但最終目的還是使自己一直保持擁有正當性．
　
所以，在民主國家，確保「真實」就相當重要，這也是民主國家的優勢，人民具有相對高的對於真實的感知，而且還有糾錯的能力，先有「求真」，才會產生言論的多元性，而這個多元性可以確保選擇空間，不斷的創造選擇，拾取最佳方案，即使犯錯，也不會一無所知，堅持那是對的然後一路錯下去．
　
誠如武漢肺炎，如果中國要將這ＳＡＲＳ－ＣｏＶ－２作為生化武器對付其他人，但是結果在自己國家蔓延開來，而面臨龐大的損傷，政權動搖，那做為一個戰爭他是失敗的．
　
也如同神父大戰柯糞，如果使神父的粉絲柯糞化，那就一點意義也沒有．
　
因此如果要對中國發動資訊戰，首先要先確保台灣社會對於資訊的感知為真．
　
如果假定台灣人是沒救的，只會相信假消息，然後一堆Ｈａｎｆａｎ，所以採取悲觀主義，乾脆為了對付中國，而使台灣人相信非事實以取得戰略高地，目的只要能激怒中國就好，這明顯是因噎廢食的作法，而且可能導致自取滅亡．
　
政治是相對論，假設中國一地人民的素質是３，台灣人民是１０，如果為了求取一場混戰，所以把１０看作是３，在資訊戰這種永無止盡的脈絡下，就是為了求取一時的勝利，而主動放棄自己的優勢，乃至於進行削減，主動削減人的辨別能力－７，只為了讓低程度的３之國度得到－１的損傷，殺敵三千，自損一萬，那麼這樣的資訊戰的目的也沒有意義可言．
　
這就是求取皮洛士式的勝利．
　
皮洛士雖然兩次戰爭對羅馬會戰取得勝利，但是自己也傷亡慘重，沒有考量到全盤的結果，對方士氣不斷高漲，自己的兵源卻得不到補充，無法對羅馬的弱點給予致命性打擊，結果贏得了會戰，輸掉了戰爭．
　
「再來這樣一次勝利，我自己也完了．」當有人向皮洛士祝賀，他這樣回答．
　
因此，假設資訊戰的方式，是愚化自己的人民，成為像是中國圈養的小粉紅那樣，雖然攻擊力高，但分不清楚是非對錯，也無法掌握方向，經常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短時間內，雖然可以獲取一時的成果，但長時間來看，人們辨別資訊的能力衰弱，如果「一起變成笨蛋」，那麼中國無論如何，都可以產出大量笨蛋，使用人海戰術，而民主國家素質較高的國民，如果都變成笨蛋，即使可以在小地方打敗中國笨蛋，但整體來看，進入笨蛋邏輯，中國隨時可以補充，而台灣人員耗盡，比笨蛋比不過別人多，真正能高度辨別資訊的人，又被當作笨蛋使用，那麼，在資訊戰的過程中，我們的成果最後可能只是得到一堆笨蛋，然後被中國的笨蛋淹沒．
　
雖然台灣有Ｋｏｆａｎ、Ｈａｎｆａｎ這樣的群集，搞偶像崇拜，將政治弄成宗教狂熱，感覺經常跟隨中國與師父起舞，餵食他們各種糞便也都吃，兩岸一家親、共圓中國夢，每天看中天，當作是真理，Ｋｏｆａｎ也許會看點別的，但他們會直接否定消息來源，說豬油不可信、三粒變兩粒，然後把他們打成跟中時一樣爛－藍綠一樣爛的邏輯，實際上，就是在貶低台灣本土派的媒體，而捧高紅媒，他們雖然表面上嫌惡他們，其實只是為了敷衍他人，顯示自己的中立，事實上，他們經常閱讀並取材幫師父說好話的中天中時．
　
也就是說，他們把對自由、三立等等，說成仇中不可信，要其他人把他們當成中時那樣去反對，而說好了要反對中時，他們卻沒有實際行動，反而暗挺，此消彼長，幹的事，就是在壯大中時，把中時以外的其他媒體都打成綠媒、側翼，皆不可信，剩下的中時，就是間接受益的目標了，所有的選擇皆不可選，那就只剩下一個選擇，你們所反對的那一個，寶寶不說，但是寶寶很愛看．
　
因此，「反紅媒、也要反綠媒」、「自由跟中時一樣爛」，這些假中立的Ｋｏｆａｎ，目的就在於，反綠媒，反一切媒體，然後捧紅媒．
　
別人在做正義的事情，他們打著相同的旗幟，做相反的事情．
　
我們觀察柯糞，他們普遍喜歡嘲諷台灣價值，這表示他們是自外於台灣社會的一群人，這樣的人，這樣的群體，這樣的思維，特別容易跟反對台灣的群體融合在一起，比如中國．　
　
扯遠了，儘管這些人普遍存在在台灣社會當中，但是整體台灣人的素質，仍然相對高，相比中國，和世界．
　
我們觀看日本，這個印象中素質相對高的民族，在武漢肺炎的災害情境中，卻全然相信ｗｈｏ的話語，當作一種規準，而使災害蔓延，至今，官僚仍在用ｗｈｏ的論述向民間學者辯論．
　
但在台灣，我想不分色彩，和白色糞便，都會對壇賽德的話，保持疑問，不論是親中，或者抗中，在攸關性命的疫情之中，仍然保有對真實的覺察，相反的，過於相信標準和規格的日本，就顯得盲從權威．
　
所以說，如果以「相信假消息」或者「資訊辨別能力」，台灣社會處於民主國家之中，並不會輸給其他民主國家，更遑論第三世界和中國了，並不用看到明顯的裂縫，就懷疑整體，部分取代整體，採取完全的否定．
　
通常人們會相信假消息，與其說是相信，不如說是在汲取效用，只要是批評民進黨的，就會對他們產生效用，比如，他們會相信一個莫名的台商父親打去中天爆料，聲稱兒子「檢查都沒病」，進而懷疑台灣的檢疫是否造假，而不相信陳時中和台灣醫療專業，這是因為，這節目對他們來說，是有效的，可以讓民進黨政府難堪．
　
但是他們真的相信這件事嗎？台灣醫療檢疫，全是假的，恐怕未必，應該是情感上相信，表面上相信，因為想獲得一種「邪惡的愉快」，如果真要他們去中國檢疫，相信中國的確診人都是真的，進去焚化爐的都沒得武漢肺炎，或那台商兒子真的沒有帶過武漢肺炎病毒，我想恐怕未必吧．
　
在民主國家，國民的素質，有一點就是有極強的可塑性，因此，今天的Ｈａｎｆａｎ，有可能覺醒變成正常公民，開始參加罷韓運動，這是真的，假使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那麼依他的得票數，罷免應該是沒有希望才是，或者我們這麼說，過往我們覺得高雄是泛綠光譜較高的城市，韓國瑜原本也應該沒什麼當選機會．
　
人是很容易改變的生物，至於民主國家的人們，則容易嘗試錯誤，在每個錯誤中進行修正，然後整體來說，是向上增長，這一點就是最大的優勢，在這個過程當中，國民知識水準是緩步向上提升，而非陡升或陡降．
　
韓國瑜既然可以愚民，禁母語教學、說台獨比梅毒還可怕、化身蔣介石在世、進中聯辦、潘恆旭旗津小三通、無色覺醒十大主張、發大財、不准意識形態上街，在民主社會進行種種的反民主主張，台灣社會就可以發起罷免活動，這樣的活動，不僅僅只是罷免他的個人，而是有助於台灣整體社會向上提升，當錯誤被彌補，也就使人民對於政治人物的研判，公民之素質，經由這樣的威權復闢和黨國返祖現象，習得避免犯下同樣錯誤的能力，或者，我們更進一步的說，加強對於真實的感知．
　
韓國瑜的崛起，伴隨著中國強烈的資訊戰，看起來一時成功，但激起了８１７萬人的反響，狠狠的被教訓，重新樹立起台灣價值的座標，對於台灣這塊土地的重新重視，相比１１２４，台灣人更加團結，拒絕了最差最惡劣的選項，如「中國孕婦來台納健保」、「人出去、貨進來」、「陸客不來了」、「高雄醫療觀光第一團來了　澳門訪客２０人」、「癌症、鼻癌、鼻咽癌１２０塊美金，乳癌２００塊美金，眼睛割雙眼皮５０塊美金」這都是在去年、前年，才發生的事．
　
仔細想想，治療武漢肺炎要幾塊美金？正是因為做了正確的選擇，才間接避免了台灣後來面臨的災難，能面對疫情，而不會成為疫區，這，就是民主本身自我修正的功能．
　
所以在這邊提醒一下，各位ｂｒｏｔｈｅｒ，罷韓運動，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而且正在遇到阻力，罷韓總部被高市選委會認定違法，請大家踴躍支持，走完最後一哩路，這是為了彌補錯誤，提升台灣國民之水準．
　
「求真」在資訊戰中，為何具備深厚的地位，乃至於是民主國家的強大武器，
　
這是因為，除了被動的辨別假訊息，還有主動的，對於資訊戰發動國的「包圍」能力．
　
不管數量再多的人海戰術，只要使他們往中間壓縮，都可以包圍得起來，也就是說，在一群信仰狂熱的小粉紅前面，當他們失去辨別真實的能力，就容易陷入恐慌，或者群體往相反的作戰路徑前進，當「真實」包圍著他們，而他們又無法辨別自己的真實，就會失去揮劍的空間．
　
相反的，看起來「相信政府、相信黨」是無比強大，卻特別容易讓自己自取滅亡，當攸關性命的外來因素干擾後，群體一致的特性，將會使他們在失去危機感，以及本能興起自保的恐慌之中，產生矛盾．
　
換句話說，就像一群陷入恐慌狀態的士兵，依賴特定領袖的命令行事，缺乏自我思考能力，當領袖不能在指揮他們，或喪失信度，他們就會喪失組織力．
　
接著，在自己侷限的空間裡面，互相踩踏，無法面對危機，漫無目的的思維下，產生的恐慌和無所適從，也就會動搖他們的集團統治．
　
在對台統戰，習近平在１１２４看起來取得了成功，可是這樣的成功並非沒有代價，他集體愚化人民，甚至洗腦，捏造真實的結果，就是使一般人，乃至於他自己的黨，失去了面對其他危機的處理和應對能力．
　
當意外產生，武漢肺炎蔓延，我們可以看見，強國夢碎，什麼天網、大數據、全民監控，全都是失能的，那沒辦法拿來管制群體流動，只是承平時期用來限制人民自由，換句話說，根本就是廢物的集合，如同商人製作的，奴隸脖子上華麗的項圈，那本質沒有用處，只是用來誇耀．
　
相反的，經歷一次資訊戰失敗的台灣，反而習得教訓，全國上下團結起來，以專業管理，全民共識，團結對抗疫情．
　
資訊戰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或者我們認為他是永無止盡的，那他的短期目標是什麼？
　
在內，應是顛覆國家政權，使他的人民不相信政府，在外，就是世界各國，怎麼看待這個國家的信度與評價．
　
我們把它看成兩個值，內部值和外部值，中國對台的資訊戰，看起來有先天上的不對等，獨厚於中國的遊戲規則，在內部值上，我可以控管我國的資訊，掌握媒體，決定公眾輿論，那就像個外掛，我說１就是１，所以基本上，我是不敗的．
　
另外，我可以侵略你，打對台統戰，台灣如果逆統戰，則會先面臨十足的「登陸」困難，因為民主國家有言論自由，資本主義的市場你很難介入民間的交易行為，更重要的，私有財產制，你不能去違法查其他人的資產，或予以扣押，我們是法治國家，而我們的人民擁有自由，這個自由是共同擁有的，連帶影響的，好比我禁止中天、中時，必然有一群人會大叫違反新聞自由，扼殺媒體第四權，這種畸形現象．
　
雖然知道他們是左膠，但你也不能輕易地抹殺他們聲音，左膠亦是人民，如對他們出手，就是侵犯整體人民的自由，接下來，就是獨裁的疑慮襲來．
　
中國登陸台灣容易，可以影響台灣人，而不影響中國，相反，台灣登陸中國困難，因此在逆統戰中，縱使你有如和遠大的謀略，不舔中，很難開啟一個微博，就算成功開啟，我們開始偽裝，比如用大田厚生仔，包裝反共或者台獨思想，就像韓國瑜的網紅對底層台灣人所做的一樣，我們說中共如何可惡，要揭竿起義，台灣如何可愛，不能侵略台灣，當中國的網管一發現不對勁，你百萬粉絲馬上被清空，微博砍除，瞬間失去影響力．
　
而在他們威權的律法系統，人民習慣自我檢肅，互相舉報，假使我們收買他們的網紅或網管，也並不容易，在異見者都被請去喝茶的情況下，他們縱使想賺錢也不會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相反，台灣，並沒有堅定的國家意識，或者產生割裂的國家認同，中華民國憎恨台灣國，憎恨台灣獨立，中國有取之不竭的黨國遺毒，在不，給小模和遊戲意見領袖，丟幾顆臭錢，他們就會自言自語地建立起一套行銷學，說這是工作，開始為匪宣傳，而無自覺．
　
統戰台灣容易，統戰中國困難，在台灣，民間如果想逆向統戰，多半在自己的戰場上打打五毛和舔共人士．
　
因為這先天存在著技術上、制度上的困難，你無法直接影響中國人，那存在著一堵牆，能穿牆而來與你面對的，都是獲得恩准的意識形態正確的五毛，他們很難被影響，也許搞半天，只是在跟同一個人操作的機器人對抗．
　
在對中國資訊戰，成功的例子，大概就屬於大紀元、新唐人一流．
　
他們嚴格來說，把戰場架在第三地，他們是一群被中共迫害，驅逐出中國的人，他們的資訊匯流，直接指向中國．
　
雖然具有著強烈的宗教色彩，但是他們目的是超越利害關係，給錢我才做，不給錢我就不做，而是不論給不給錢，反共就是我存在意義．
　
他們發大量與中國相關的消息，訴說共產黨的邪惡，雖然有些是過度誇大、偶爾加以喧染，目的重於實際，特別給予那些假中立的人攻擊的理由，甚至覺得他們反中反過頭，令人感到害怕－但，正因為這股縮限的思維，他們經常會出現許多超越自由世界人的正確判斷．
　
例如挺川普．
　
在米國，眾家媒體一面倒的傾向希拉蕊，反而是大紀元一枝獨秀，盛讚川普．
　
川普甚至還會轉大紀元的新聞，支持槍枝擁有權，他說所有新聞都是假新聞，相反，大紀元追求「真相和傳統」的報導，得到他的關注和多次轉發．
　
大紀元甚至搞了篇浮誇的報導，「川普總統天天看大紀元」，共和黨員稱「新唐人電視台和《大紀元時報》在美國主流媒體一邊倒的氛圍下，堅持對本次總統大選客觀、公正的報導，她表示非常敬佩．」
　
而這個民粹領袖也不讓大紀元失望，持續發動貿易戰影響世界大局，天使國度中選出的惡魔，意外的顛覆了其他人的想像，在這個時期，地獄裡面也選出不少看似川普的惡魔，然而，地獄國度裏面的惡魔，實際上，只會讓自己的國家陷入地獄，這是米國川普的巧妙陷阱．
　
人人都想當川普，但實際上，只有川普是真，剩下這些假川普，多是派不上用場而且有害的廢物，只是一群被利益和權勢沖昏腦袋的人物，或者支離裂解思考的人膜拜的形式，他們利用這些假川普大搞偶像崇拜．
　
只要稍微檢驗一下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差距，例如自詡台灣川普的柯文哲，他的粉絲們極度憎恨大紀元，在武漢肺炎盛行的時候，兩岸一家親的他們卻在攻擊大紀元是假新聞．
　
「這是一件大事，我認為你們確實是這樣，基於事實報導新聞．川普總統說你們的不是假新聞（Ｆａｋｅ　ｎｅｗｓ），不是假新聞．」　
　
大紀元在武漢肺炎當中，意外地展現其真實的一面，中國壟斷消息，禁止人民表達自由的政體，大紀元的許多獨家採訪，或者網路上中國內部流出的影片彙整，可以看出其「求真」的精神，以及動搖中國內部值的影響力．
　
我們可以看出，大紀元在中國本土有許多臥底，甚至可以喬裝幹部，直接跟賓葬館負責人對談，與他們噓寒問暖，套出令人不寒而慄的情報．
　
甚至有很多根本就是在地中國人直接提供給大紀元的消息，在這眾人霧裡看花的時候，大紀元是可以直接穿透中國的媒體，或者，我們可以這麼說，很多中國人根本就是直接翻牆看大紀元，去知道他們中國被隱蔽的真實情況．
　
大紀元對中國做的資訊戰，就是把中國不想給他人得知的，直接呈現給大家，然後，又掌握一群有獨特動機的中國閱聽眾．
　
而這個動機，就是對求取真實的願望．
　
所以哪怕是整天仇中、反中的媒體，「天滅中共」直接的詛咒，此時的大紀元，對中國有強烈的關聯性，求真的慾望大於黨灌輸給他們的意識形態，這跟李文亮事件一樣．
　
相對於黨灌輸的以中國人為榮，穩定與和諧，李文亮在那瞬間選擇了「常識」，而沒考慮其他，「他媽的，有病毒了，有人死了，我要告訴其他人，讓他們提早知道，可以自保」，自保而且保人，李文亮做的，其實是一個正常人都會做的事，只不過，他身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
　
但是，人終究具有人性，對於真實的渴望，這牽涉到真正的「穩定」，就算是中國人，也是人，不可能黨的意識凌駕本能，我們相信黨取代我們腦內各項的神經細胞，白話來說，我們不會把建構自我世界的要素，託付給一看就知道在說謊的東西．
　
假使我被逼迫服從，或被洗腦，最終有個限度，我不可能把唯一住的破茅草房，給讓給虛幻的糖果屋，這是靈肉的根本，外力無法觸及的地帶，共產黨或許可以活摘器官，但不能控制靈魂，以及其構成的要素，說到底，中國、中國人、共產黨，不是賦予胎兒靈肉的父母，也不是建構我存在的存在，那都是後來才來的，怎麼摸得到我原本的想像？
　
像流汗般，天然的思維，像呼吸一樣，自然的本能，共產黨，又不是神，只有人才會寫神話，神只會聽你說話．
　
只有人才會想成為神，說自己是神，神本身就是神了，根本不會強調這些、命令這些，神只會創造更多與眾不同的腦袋．
　
李文亮透露出，中國最害怕的東西，那就是真實，因為害怕真實，所以要說他是造謠，但是光「打成造謠」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的，其實他只要直接殺死他就好了，為什麼還要搶救他？裝上葉克膜，說已心跳停止的他沒有死．
　
這代表一件事，中國，乃或是中共，一直很在意中國人，世界上其他人，怎麼看他．
　
我們常講網路長城，說中國網路被控管，譏笑中國人沒自由，一面又感嘆，中國絕望了，中國人永遠不能覺醒，連眼睛都給掌控住，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事實真是如此嗎？
　
未必．
　
如果網路長城的目的，是要將中國與世界隔絕，那很簡單，只要完全封閉就好，技術上，毫無翻牆的可能，全面的封閉、斷網．
　
但沒有，有些人依然可以爬牆出來，這代表，城牆的定義，不在阻絕，而是在有限度地開啟．
　
如果要封鎖，拔線就好了，不需要費力去設立城牆，設立組織，發展複雜技術．
　
因此，中國人從ｆｉｒｅ　ｗａｌｌ爬出來的狗洞，與其說是中國網路城牆的漏洞，不如說，那就是它的定義，全面性封鎖，並不是，那違反他存在的意義．
　
中國政府並沒有那個能力，去阻絕所有中國人的聲音，也沒有那個膽子，也沒有那個能耐，去斷絕全中國伸出的求真的觸手．
　
那對他們來說是危險的，而真相是，他一直看中國人的臉色，他們非常害怕，他們害怕被顛覆，害怕人民不信任他．
　
就算他施加了這麼多高壓手段，或者監控，掌握話語權，決定人民的思想．
　
但真相是，他們不能決定任何事情．
　
而中國人本身，也有龐大的對於真實的需求，這大過於他們的面子，他們口是心非，假裝自己什麼也不能做，無法反抗，只能為虎作猖．
　
至於中國政府本身，只想要有利於自己的真實，排除不利於自己的真實，所以開始做假，正因為他們無法也不敢壟斷所有，所以就去攻擊其他真實的東西，或者收買他們．
　
但是真實，並沒有分有利於誰或不利於誰，所以他們的做法擁有極限．
　
他們害怕這個真實，他們無法遏止，卻要遏止，越遏止，越顯得自己的虛假，自己的無能，無意間，透露出他們的弱點．
　
我們害怕真實包圍我們．
　
所以中國和台灣資訊戰，就很簡單了．
　
中國對台灣，就是要讓台灣的真實，降低成跟他們一樣，把台灣的世界，籠罩成只有中國，中國即世界．
　
台灣對中國的資訊戰，就是告知他們人民真相，把他們的眼界從中國取代成世界，讓他們知道真實是什麼樣子．
　
換而言之，讓有知的人變得無知，這是中國對台的策略．
　
讓無知的人知道知，瞬間明白自己的處境，自己是什麼樣子，讓他們有個對照，映襯，找回對真實的感知，然後做點什麼．
　
如此，中國的任何統戰，將是虛弱的，中國的心戰，將會是無效的，中國的統治，將會動搖，因為連他們自己的人民也不相信．
　
真實將會戳破他們虛無飄渺的自大和自爽，明白自己的衰弱．　
　
中國網路上有篇文章，寫得很有趣，這應該是一群擁有技術的人的討論串，
　
「作為個搞技術的人，我們要干點瘋狂的事．如果我們不動手，我們就要被比我們差的遠的壞技術人員欺負．這太丟人了．眼前就是，ＧＦＷ這個東西，之前是我們不抱團，讓它猖狂了．現在咱們得湊一起，想出來一個辦法讓它鬱悶一下，不能老被欺負吧．要不，等到未來，後代會嘲笑我們這些沒用的傢伙，就像我們說別人『你怎麼不反抗？』」
　
過去，中國流行一陣子閩南語歌曲．
　
而他們最愛唱的，居然是茄子蛋的「浪子回頭」．
　
我們不知道這首歌是怎麼穿透過網路城牆，中共的意識形態審查，讓一群北京腔的人在唱這首台語歌，然後讓台下的舔中藝人，拍手附和讚揚，這個他們過去排斥貶抑的本土歌謠，然後回流到台灣，韓國瑜在唱首歌，彷彿習得了什麼從中國來的風潮和文化．
　
顯現一股滑稽和諷刺．
　
但這可以反映出一些東西，有些東西是在無形中會流過去的，讓他們無害的進行有害的表達．
　
例如，對於真實和自由的渴望，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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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旅行] 行動傳播技術空間中的旅行：#當我們用GoogleMap找路時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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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有人問我，你每次去日本的那些超級冷門的風景、傳說地點、氛圍氣喫茶老店，到底怎麼找到的，聽都沒聽過這些地方。剛開始，我會查詢中文與外文的旅行資訊，像是旅遊手冊、觀光網站，都是基本工作，可以給旅客一點基本的地理想像，如方位、氣候、規模、人文特色等。接著，我會做一件事—大量地運用google map細查地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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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人對空間權力的掌握，當旅人們從地圖繪製者的手中，搶回擁有地圖的權力，這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旅行生活？然而，我們真正因為google map而搶回了對空間的掌握嗎？我們先從紙本地圖的使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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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地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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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到了旅遊的當下才使用google地圖來找路，而是平常沒事時，就打開地圖滑呀滑，細察預計拜訪的地點，了解地理資訊。不過，在2005年以前，旅行時掌握地理環境的技術大都依賴紙本地圖，旅客與觀光客在出發前，會購買旅遊手冊、旅行文學，透過特定旅行專家與旅遊資訊編輯的視野，來觀看地方（林子廉，2009）。在那時之前，各種「旅遊天書」隨著出國人數的增加，而銷售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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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旅行度假，不單僅是選好地方、買張機票、然後去就可以說「#這是我的旅行」，旅行的體驗是由生活中的不同媒介內容（電視、廣告、電影、書籍、旅遊手冊，現在還有社群網站）與你的真實旅程所交織而成（Urry, 2002）。當然也包含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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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地理狀態的再現。我們覺得地圖模擬了真實的環境樣貌，但事實上，地圖是一種「#簡化」、「#挑選」、「#裁切」，尤其是紙本地圖，在有限的平面版面上，地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一比一的還原，而是透過地圖繪製與資料整理，表現製圖者對大地的擁有權、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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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前的旅行中，我會在行前買一份巴黎的城市地圖，在台灣時就把旅行手冊上看到的景點標示在地圖中；並在旅程中逐一刪除，有時候還會用紅筆將散步走過的路徑畫上，以展示我對巴黎的熟稔程度。基本上，整張巴黎地圖我都畫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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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地圖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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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Google Map正式上線，一開始只是電腦版，同一年裡很快地推出手機版本，並且加入Google Earth的服務，直至今日，google的地圖是Google公司流量第二大的營運項目。Google Map運用了地理資訊系統（GIS），整合地表空間幾何特性以及地理屬性等兩種資訊之資料庫， GIS 中記錄的資料藉由適當的軟體解譯後可重現地表相關地形與地貌，使用者可以免費且自由地在地圖檔上標記並添加註記。這個地圖很快地成為旅行者的最佳找路工具，可以用微觀與巨觀的視野，審視空間樣態（廖酉鎮、陳均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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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傳統紙本繪製，#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廣泛應用，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也使我們可以在同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叠和互動，我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在給定的地圖框架上任意標籤，製作對我們有意義的地圖（L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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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不斷推出越來越豪華的地圖服務，像是「#交通資訊」、「#街景服務」、「#旅行規劃」，最近更加入虛擬實境的概念，將導航升級成「#AR導航」，透過 GPS 獲取用戶的位置，並使用街景資料產生「視覺定位系統」（Visual Positioning System，VPS），快速辨識周遭地標建築定位用戶位置，並在手機相機中以巨大的動畫箭頭結合街景，藉以更清楚地告知方向。這些方便的工具是積累在行動通訊技術、運算技術與人群使用習慣的大量應用與快速進步上，嶄新的地圖技術深刻地改變了旅行、旅人與城市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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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機器結合下的旅行：地理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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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機器在移動技術空間中，被結合成一種人機複合體，或是Bruno Latour行動網絡理論中的「人—物」，這讓人的體驗更加複雜。你有沒有一種經驗，就是打開Google Map後，隨著指標轉動身體，試圖協調數位與真實的空間方向。或是，跟著導航行走，耳畔響起「向左轉」，就毫不猶豫地走向左方的街道。又或是，最一般的情況下，使用者會打開軟體，了解地理定位下自己與週邊資訊（店家、車站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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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隨身行動傳播科技時代，人與物結合下的移動與定位本身就是一種資訊，這些資訊詮釋了流動空間、網絡連結、移動過程的具體樣態。一方面，機器深刻地鑲嵌入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反過來說，人們亦透過機器產生全新、方便、延伸的特殊經驗。這種人機合一、日常鑲嵌的 #地理媒介（geomedia）（McQuire、潘霽，2019），在旅行實踐中更顯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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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2.0時代，藉由地理媒介所構連起來的網絡式公共空間，展示了人類時空感知的嶄新轉變。透過行動傳播與數位化的技術，遊歷的地點本身不只是被媒介再現，而是，這些地點本身就是媒介，在程式運算的框架下，人與人、人與城市有了全新的關係：Google Map的使用與資料的積累，很大的程度上，人們利用社會實踐、消費行為與協商互動來定義旅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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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次我們旅行到關東地區，特地前往宇都宮吃餃子。在行前我們藉由Google Map的即時資訊決定乘車的方式，查詢車站附近所有的餃子店以及他的評價、照片、菜單，用街景服務來定位自己如何到達要去的「餃天堂」。然後在這家算是有特色的餃子店鋪，我們竟然在餃子裡吃到了一根鋼刷鐵絲，店家也沒有很認真地看待。就默默地打開Google Map說明了當下的狀況，並給予較低的星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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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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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情境是一種建構主義的場境，使用者們可能自知的情況下，#自願參與地理資訊的建構，這稱做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Sieber and Haklay, 2015），Google Map的VGI使得人們更有機會參與城市意義的詮釋，在公共參與的意義上，Google Map也是一種社群媒體，它建築在遊客、居民、店家等大量用戶的傳播意向性上。在McQuire與潘霽（2019）的「地理媒介」評斷便提到中，媒介傳播技術、隨身行動和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共同造就了「#成為公共」（becoming public）的體驗，打開城市生活的審美維度，同時推動了「成為公共」的過程。城市中的社會關係和權力關係，不再僅僅依據根植於城市空間結構的生活形態，而是更直接地被轉化為主動的「傳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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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Google Map有著三種資訊類型：自然的資訊、技術的資訊與文化的資訊。自然的資訊，如同人們所可以感受到的地形等；技術的資訊則如道路、水系的測量描述；而文化的資訊則指涉各種人類的行為，如駕駛、消費等。透過運算平台，當然也包含IG、FB上的「#社會標註」，像是打卡、分享美照、「#」，使用者、物、與城市風景大量交織成數位形式與真實形式共存的存在，並且在公共性的概念下交往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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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想像與批判，一個反烏托邦正在進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正是地理媒介的延伸，甚至不得不參與地理資訊的建立。當你想要運用導航系統時，其使用者本身正參與著車流量預測的演算過程。當我們行動時，我們也正經歷一種數據式的物化，個人與機器結合後，個人在時空中的所有作為都有可能面臨資本主義的收編，例如在Google Map上顯示個人化的位置性商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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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的社群與信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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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們對Google Map的使用，構成了一種流動與移動的社群，這個社群強調的並非穩定的社會記憶，他們更欣賞獲得片刻的超凡體驗，與享受如遊戲般的過程，在虛實間讓自己更能夠掌握旅行的地方。從Google Map的旅遊嚮導設計就可以發現，Google Map將每一位參與地理資料建構的人們都當作「專家」，這個構想在另一個旅行APP「#TripAdvisor」裡也非常鮮明。你可以在「TripAdvisor」裡分享更多評價、文章與圖片，分享你在移動時的超凡體驗，以獲得「#頂尖攝影師」、「#飯店達人」等等標章，以提高個人體驗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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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批評家認為，我們太容易把Google Map、Google Earth上的作為，理解為一種全景全知的圖像、透明的秩序，甚至是前面討論的參與和賦權的工具（Kingsbury & Jones, 2009）。閃耀著令人暈眩光茫的球體，反映了人類的戴奧尼索斯的妄想，我們狂亂地航行，歡天喜地地喧囂，我們全心全意、不加思索地信任它，卻低估了虛擬世界對真實世界的集體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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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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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站在創用的立場，我還是傾向對科技保持信任。信任研究者Bostman（2017）在《#信任革命》中談到，只有「信任」，人類才能在進程上有超越性的變革。當然，對Google Map的信任早在2010年以後就幾乎被廣大的使用者們接受了，雖然偶而還是會看到我父親打開地圖導航後，然後罵導航太笨，繼續走自己的路。但無疑得，Google Map扮演了旅行實踐的重要推動角色，它把商品、交通、約會與各種推薦搓合起來，讓旅行同時是個人的行動，也是集體的社群參與。也因為這些更加錯綜複雜的信任，旅人們才能獲得更多足以創新生活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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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cQuire的地理媒介概念中，如果傳統大眾媒體帶給旅行者與地方的是一種想像的、再現的、去地方化的全球化幻覺。那麼這些隨身、隨地的地理媒介，像是Google Map，則在旅行者與地方之間形成更回歸地方化的關係，同時還包含了跨文化溝通的實現，透過這樣的地理媒介技術，更能提高人們對差異性與流動性的接受程度，還可以確保城市網絡中與他者共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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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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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子廉（2009）。旅遊手冊如何影響遺產觀光客對於原住民石柱真實性知覺、旅遊動機及體驗。文化大學觀光系碩士論文。
2. Urry, J. (2002). The tourist gaze. Sage.
3. 廖酉鎮, & 陳均伊. (2013). 讓地圖活過來一 Google Earth 運用於地球科學教學設計之應用. 科學教育月刊.
4. LO, K. H. (2012). 論班雅明式史觀和空間觀: 並以領匯霸權地圖為例. Cultural Studies@ Lingnan 文化研究@ 嶺南, 32(1), 1.
5. Sieber, R. E., & Haklay, M. (2015). The epistemology (s) of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 critique. Geo: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2(2), 122-136.
6. McQuire, S., 潘霽（2019）。From Media City to Geomedia: Cross-disciplinary Insights into Information Society from a Pioneering Australian Scholar。資訊社會學研究，36。
7. Botsman, R. (2017). Who Can You Trust?: How Technology Brought Us Together–and Why It Could Drive Us Apart. Penguin UK.
8. Kingsbury, P., & Jones III, J. P. (2009). Walter Benjamin’s dionysian adventures on Google Earth. Geoforum, 40(4), 502-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