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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今昔：政經分析文章精選系列》

社會需要的平衡制度 （撰文於2020/8/3）

全球化一方面 (在人流、物流上) 使病毒全球傳播，另一方面，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化金融系統使「經濟疾病」迅速擴散至全球。全球化和科技的發展終究是造福還是造禍？凡事沒有一面倒的「好」，一個硬幣有兩面，不論是近百年來受主流經濟學家推祟、號稱最有效率推動經濟增長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全球化，抑或是講求「公平」分配資源的社會主義，兩者都沒有絕對的優劣。世界需要進步，由農業社會到工業化，再到金融化的發展進程中，社會發展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需要。政府的角色和定位需要清淅準確，起碼政府要知道自己應該做甚麼，政策的主題應該是甚麼。

早期階段，社會在「財富均低」的情況下，需要高速的經濟增長去帶動需求、改善生活水平，這需要足夠的「動力」去鼓勵各種商業活動，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大市場、小政府」就是最佳的制度。

中期階段，需要穩定的經濟增長，社會需要由工業轉型至服務性產業，這需要人民質素的提升和知識技術的轉型，社會教育水平的提升成為社會轉型成功的關鍵，此時政府的角色是教育及產業升級配套政策的推行者。

後期階段，當社會已成功轉型，經濟發展已成熟，經濟增長自然會面對樽頸，然而這不應再是社會追求的唯一指標，更不應以「社會成本」去換取額外的經濟增長。

當然，經過多年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社會資源已無可避免地「歸邊」，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當社會出現向上流動的斷層，即低端者已無法向上流，形成資本階級化。若制度仍然維持高度市場化，「以錢搵錢」的速度將會遠高於一般人的工資，兩者的差距以十年甚至數十年計算，資本家將會成為永恆的贏家，而普通人將會成為遊戲的長期「輸家」- 低端人口。

若制度 (遊戲規則) 不變，低端人口會不斷增加，最後連中產階級也跌入低端人口，社會大部份財富集中在0.1%的富人手中。這對低端和極高端階層人士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因為此結構將造成社會的極不穩定。在相對「民主」(或追求民主)的已發展社會，若絕大多數人都是低端人士，極少數的高端階層人士雖擁大量財富，卻面對社會的不穩，繼而將財富配置海外，甚至連人帶錢離開。至於低端及未及高端的人士，這當中甚至包括一些專業人士和人才，他們亦將慢慢被其他國家所吸納。這將是社會由盛轉衰的過程和結果。

因此當社會開始進入發展成熟的階段，政府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參與社會的資源分配，在相對已壟斷和資本霸權主導的社會下，適當運用平衡的制度和政策支持中層和低端社會人士，使不同階層向上流動的階梯不至完全斷裂。大企業也應盡量配合政府的「平衡政策」，放棄完全「謀利為本」的商業經營模式，減少與中小企和低階人士直接進行資源競爭，否則唇亡齒寒。

一個成熟的社會，產業與產業之間已形成一條產業鏈，是一個商業生態圈，正如業主、商場求神拜佛都應該希望租客不要做不住，因租客是「營運者」(Operator)，若他們的生意搞得有聲有色，將直接為業主的物業資產增值，因此在逆境中業主和租客應一起想辦法，有視野的會明白大家是坐在同一條船上。「幫助別人取得成功，同時自己也將會獲得成功」是今天社會的成功之道，也是唯一的出路。

今天的香港，已步入末期的階段，希望大企業和大家族的二、三代能明白這個道理。

http://starnman84.blogspot.com/2020/08/blog-post.html?m=1

人類學過去傳統所強調的文化相對價值、換位思考、地方知識等論點，經過了20世紀70年代之後針對這些知識背景背後的殖民思維與權力不對等的自我反思之後，新世代的人類學訓練已經讓人類學徒都有著自我反思與批判的習慣，這也是這個學科的吸引人之處。在這個脈絡下，許多人類學研究都會以帝國、國家、建置、治理等話題作為研究對象，只不過，現在這些研究已經不再是為了粉飾殖民或國家權力不對等的著作，而成為了「知己知彼」、揭示權力不對等的處境與機制，以此來描述與分析該如何面對與理解權力不對等的情況。反政府主義的人類學因而成為前述這些研究者沒有明說的知識論共識，長時間研究歷史與國家治理的人類學家James Scott就直接將自己關於反政府主義與人類學觀點的論著集結成書。本次小編推薦的正是這本反政府主義人類學的中文繁體翻譯版，希望大家會對反政府主義以及人類學這兩個批判性與反身性思考體系的結合感到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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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家緊扼人民的命脈、財團資本控制世界，在這充滿不確定性的艱困世道中，
人類學大師斯科特以29篇幽默的靈光片段，捍衛地方性知識、常識、個體創造力與自發性的無政府主義思維，
帶領我們審視世間百態，用不同眼光看歷史、尋找政治生活的另類出路！

詹姆斯．斯科特相信，默默無名的小人物才是創造歷史的主角，無論馬來半島的小農民、不願臣服的東南亞高地少數民族，亦或是東歐社會主義統治下的尋常百姓。斯科特對於國家保持戒心，因為統治者往往編織出一套正當化其特權的理由，從新石器時期的農業帝國，到二十世紀掌握了現代科學與追求發展的現代政權，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人性與生態浩劫。無政府主義者的核心信條之一，即是平民百姓可以憑自己的力量創造出合理而公正的社會秩序，而不需要依賴立基於強制力的國家體制。這一本充滿日常觀察智慧的小書，肯定能將無政府主義的思維帶入二十一世紀。
──何明修／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活在政治無所不在的今日，我們更需要理解無政府主義的發展與理想是怎麼一回事，才能察覺人們的生活是如何被政府、政黨與大型企業共同形成的結構所影響，也才有機會自我解殖，看到自己的能動性與社會發展的可能。本書用一篇篇深入淺出的短文，如同操作手冊般帶我們重新檢驗當今社會的運作，為理想主義留下一片淨土。
──宋世祥／【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創辦人、國立中山大學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在這本書中，斯科特（James Scott）從農民運動的觀察與政治批判出發，討論國家，階級，治理，暴力，結構，行動策略等狀態，一方面組合成為利維坦巨獸的穩固，卻又提示人民面對壓迫時的可能逃脫策略。斯科特擅長分析階級差異下的「底層政治」（infrapolitics），對他而言「無政府主義」是一種歷史思維方式，也是不與政府與國家統治發生合作下的相互性。我們若從「無政府主義」的角度對不同階層的社會行動「逆行理路以爬梳」
（read against the grain），將會看到非精英階層的能動性，以庶民行動的歷史辯證重新打造意義的偶發性。如果葛雷伯（David Graeber）書寫的是當代無政府主義的行動綱領，則斯科特寫給我們的是歷史條件下無政府主義的鏡像碎片。
──李宜澤／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斯科特（James Scott）的這本小書不是嚴謹的學術作品，但卻是想要理解他從1960 年開始以來，一本又一本充滿原創性與挑戰性的經典，不可或缺的指南。我們這些長期跟隨他、受到他啟發的學徒，一直都感受得到他的著作背後那種無政府主義脈動，但是真正讀到大師娓娓將他的政治哲學坦誠的鋪陳，還是一種令人激動與感動的經驗。
高度的推薦給所有關心未來的政治如何可能的人，希望這本書能夠溢出校園，讓一般讀者也能加入討論。像斯科特這樣的學者，在當代已經是寥寂的晨星。
──林開世／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近年我一直在想我們需要無時無刻存在的國家嗎？有需要管東管西的政府嗎？有需要一個以愛國為前提的政權嗎？面對這種政府，除了奮力抗爭外，我們還能做什麼？有什麼「另類」被管治而不失尊嚴的可能性？斯科特（James Scott）持續出版學術研究著作，探討政府的思維及行動模式，也討論弱者的「武器」以及被管治者的「抵抗藝術」。看不懂嗎？不要緊！這本書是他以普羅大眾為對象的一本小書，從他的日常生活、閱讀及（相對）少量田野、文獻資料出發，以「碎片」的簡單概念分享他對無政府主義的思考和期待。這是我讀過最接地氣的斯科特著作，邊呷一口咖啡邊讀此小書，總有會心微笑的時刻。
──鄭肇祺／芭樂人類學寫手之一、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tonsanbookstore.cyberbiz.co/products/9789863448860?fbclid=IwAR1xVeXQxmjBEyctpG9j_WrQZM_JF130F8yLWF61wK7V2o-UUqJnjyz97ys

余杰的序
新書在書展已有售

余杰：反共是常識，反統是決斷
序盧斯達《我迷失在這場殖民遊戲》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劉曉波談到中國民主運動“道阻且長”，有不少當年的參與者變臉脫隊，甚至走上反方向。劉曉波説，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能少”，少向前走一步，或錯過某個重大事件，或未能與某個新的思潮契合，就有可能從先行者變成攔路石。我對此心有戚戚焉：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如此，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如此。

香港有兩件個案最能說明此一問題：民主黨年輕一代議員許智峯因不堪保安局行政主任在議會內監控議員出入，憤而搶去其手機，被政府建制派聯手狙擊，誓要褫奪議員資格。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發表聯署信支持許：“對於近日的手機事件，源頭是政府舖天蓋地監視議員，干擾立法會運作，做法不能接受，引起許智峯議員作出是次行動。許已就事件致歉，並願意承擔責任。……我們呼籲所有立法會議員，尊重選民，勿因黨派利益任意取消個別議員的資格。”然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媒體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譴責許智峯，“既不適合留在民主黨，也不適合繼續做議員”。

劉彗卿忘記當年她遭到共產黨宣傳機構圍剿的經歷，如今卻要拿許智峯的人頭給北大人當投名狀。有香港媒體人忍無可忍地反駁説：“一件趕蒼蠅的小事竟都可以發大到好似姦淫擄掠般的十惡不赦。……眾多的荒謬之中，民主黨的荒謬最令人側目，一個壞孩子以身犯險，即使做了蠢事，即使徒勞，也起碼顯示了反抗的意志，同屬隊友的民主黨，不去利用這辛苦掙回來的罪證，完全沒有化危為機的企圖，卻竟先下手為強，先把他活活打死，以為這就可以堵住了敵人的口，最後還好意思叫這危機管理，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另一件事是：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參與旺角騷亂案，被香港法院裁定暴動罪成。其辯護律師蔡維邦在法庭上動情地說，九七年之後民主倒退，他自己這代人甚麼也沒做過，只為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努力，到現時事業有成，貪圖逸樂，反而怪責年青人「搞亂」香港，對此深感慚愧。民主派律師吳靄儀在一封求情信中指出，梁天琦是她從政三十年見過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有深刻的理性分析，熾熱追求理想，亦有自我反省、敢於承認，不迴避過失責任。梁天琦以一名大學生的熱誠去找尋香港的出路，同齡人面對的未來是賺錢、買樓、買車、結婚，但梁天琦要面對的是「自由的喪失、黃金歲月的白白流逝」。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曾被中共錯誤地當作“港獨教父”猛烈批判的“城邦論者”陳雲，此時此刻卻往梁天琦背後插刀，在社交媒體上以教主身份居高臨下地對梁天琦判罪：“梁天琦真正犯的罪，是出賣香港前途的道德上的罪。他一手破壞了永續基本法的選舉議程，令香港前途斷送，港人從此陷入黑暗。香港建國之後，再來審理。”

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劉慧卿和陳雲的言行讓人大搖其頭：那些曾經年輕、曾經激情、曾經純真的人物，如果不能勇於“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自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轉瞬之間就會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政治和思想場域中不光彩地退場。並不是所有號稱“反共”的人都是朋友，“反共”只是一條最低的底線和一個不假思索的常識；在今天的中國、香港、台灣乃至整個華語世界，僅有“反共”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反統”之決斷，以批判中國文化和解構中國為最高目標。在這一點上，奮筆疾書反抗“左膠”和“大中華膠”的香港年輕一代評論人盧斯達，可謂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左膠迷途不知返，反抗“中帝”正當其時

文革結束之後，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核心價值”之一的“反對帝國主義”口號，很少出現在中共官方宣傳之中。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急急忙忙地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來掩飾其殺人罪行；一九九二年，卻急病亂投醫地又發表“南巡講話”，與國際資本打得火熱。

在港台及海外華人世界，左派的“反帝”思潮卻一直揮之不去。反帝的台灣作家陳映真晚年成了釣魚臺國賓館中圈養的寵物，卻從不面對中國本身是劣質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事實；反帝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穿著格瓦拉的T恤大呼小叫，卻對年輕人香港獨立的訴求嗤之以鼻。這些貌似進步的人物，一邊追求平等和正義的抽象理念，一邊又維護大中國的美好想像。

“反帝保華”是當年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的翻版，“只反共產黨，不反大中國”是清末革命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翻版。不反共的左膠認為，中國的不公不義都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禍害，去除國際資本主義就能救中國；而反共的左膠則認為，共產黨雖然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滿人，卻是信奉馬列主義的“黃俄”，只要趕走馬列這一“外來邪教”，中國就能恢復“天朝上國”的榮耀。而大部分左膠都認為，民主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只要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和台灣就會心甘情願地融入大中華。

然而，盧斯達冷靜地指出：“中國文化早就有帝國主義，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帝國主義，沒有一天不是帝國主義。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那一段，其實中國都是帝國主義，只因為實力不足，而潛心等待。在帝國主義的建設路上，中國是西方的前輩，早就在終點線等待他們。在羅馬共和國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經「南征百越」，之後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動，一直受到後世儒生之文飾。左宗棠、王震在新彊的種族屠殺，國民黨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換言之，如果只是反對共產黨，而不去除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大中國情結，民主化之後的中國會像俄羅斯一樣，對車臣、喬治亞、烏克蘭發動殘酷而骯髒的戰爭。

習近平上台前，訪問墨西哥時，粗魯無文地説，中國並未“輸出革命”，西方也不該對中國“說三道四”，好像他要關起門來當土皇帝一樣。習近平上台之後，承諾“不稱霸”的中國卻急不可待地向外輸出“中國式病毒”，盧斯達指出：“中國人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雖然經常抗議外國干預其內政，但中國又同時經常用自己的禁忌規範(或化身成「傷害人民感情」一說)，去干預別人的內政甚至價值觀。”中國強迫全球航空公司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強迫奔馳公司撤下達賴喇嘛的人生格言，強迫美國服裝品牌GAP和日本服裝品牌無印良品撤回“台灣製造”的標籤及更改不含台灣的中國地圖，如此咄咄逼人，如此窮凶極惡，難怪被白宮發言人稱之為“歐威爾式的胡言亂語”。

“中國式的道歉”為何流行？用盧斯達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崛起之後，世界「中國化」。中國的禁忌和好喜，以主流國際社會規則作為掩護，以市場作為媒界，擴張到世界，搞到人人被迫遵守。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方式，好像就只能圍繞著中國自己的禁忌，佐以暴躁的群眾，最後以外國的退讓終結。……中國得以用主權國家的無上權威，將各種問題「內部事務化」，以阻止他人介入，但又同時以狂躁和海量的「民族民意」，脅迫他國在國際事務讓步；得到「主權國家」免死金牌的中國，卻又無意涉獵及採用一點「國際社會」發展出來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價值。”在香港的有關評論中，這是對“中華帝國主義”最為清醒的認識和最為深刻的剖析。“中華帝國主義”比王朝和黨派的壽命都更長：中華民國取代大清王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但“中華帝國主義”一成不變。

“民主中國”水月鏡花，“解構中國”迫在眉睫

共產黨不是一塊“飛來石”，馬列主義也不單單是一種“外來邪教”，與馬列主義相結合的乃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國情”，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說法一點都不誇張。

中共奪取天下，除了倚靠武力之外，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很多厭惡中共的人士將中共描述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民心盡失、崩潰在即，中共卻在六四屠殺之後三十年一直活得好好的。中共的統治不僅僅靠刺刀——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的統治可以坐在刺刀上完成。即便今天中國開放直選總統，即便劉曉波還在世並與習近平展開競選，我相信投票給習近平的人一定比投票給劉曉波的人更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香港也一樣，即便香港有了雙普選，泛民就能佔據多數議席並推出有把握勝選的特首候選人嗎？結果如何，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對於中共是否“得民心”，我曾經與某位民主運動前輩有過一番爭論。那位前輩認為，共產黨從未得過民心；我卻認為，共產黨不僅僅依靠暴力統治，當年歡迎共產黨入城的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是多數，幾年前熱淚盈眶地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中國人也是多數，一直支持鐵腕統治西藏、新疆和香港以及用武力“收回”台灣的中國人也是多數。把中共與中國一刀兩斷的敘事策略是自欺欺人，反對中共而不反對中共孕育生長的土壤，只能事倍功半、竹籃打水一場空。

比反共更艱鉅的工作是解構中國、打破中國文化之醬缸，像明治維新時的日本那樣斷然“脫亞入歐美”。對此，盧斯達指出：“中國向來不是法國大革命以後講求一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部落、種姓風格的社會。中央剝削地方，高種姓一層剝削一層下層種姓，孔子以來的學說被視為維持社會和平的必要手段，而二千年來基本不受質疑。朝廷裡的省籍情結，到現代中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中華種姓的延續。”在面對大中華主義打壓時，港台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之關係，盧斯達作為香港人，當然首先關心香港議題，但他也以香港的切身體驗忠告台灣的統派和中立派：“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就算台灣人今天無血開城，恭迎中國軍隊入城，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也不能改變自己在中華定義下的低賤屬性。”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台灣人是不可救藥的皇民和蠻夷，香港人則是英帝國的臣民。

大一統跟民主自由價值格格不入。中國非得解體，人們才能自由生活。中國的存在必然帶來地域和省籍歧視，盧斯達評論説：“有些人永遠不能進入「中國人」這個子集之中，他永遠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例如廣東人就從來極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系統，統治廣東人的中共官員大多數都不是廣東人。”廣東人西化得最嚴重，所以不受信任。反之，孔孟之鄉的山東人“最中國”，也“最中共”。在中共十九大上，山東籍中央委員數量最多，占總數二百零四個名額中的三十個，高達百分之十五，是每個省平均數得四倍。在地方大員中，山東的名額也最多，共有八人。其次是浙江省，中央委員占總名額中的十三人，地方大員共有四人，兩者都不足山東的一半。這是耐人尋味的、關於籍貫和省籍的“微觀政治學”。如果中國解體，四川人管理四川，廣東人管理廣東，就不會出現這種“高等中國人”對“低端中國人”的統治及歧視了。

香港獨立是香港惟一的生路

支聯會“愛國愛港”的口號早已不合時宜，陳雲“香港城邦國”的論述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如果説台獨思潮肇始於二二八屠殺，那麽台獨真正成為大部分台灣人的共識是在六十多年後的太陽花運動；同樣，如果説港獨的思潮肇始於雨傘革命，那麽港獨要成為大部分香港人的共識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已轉向本土、在地、獨立。國民黨是台獨的推手，共產黨則是港獨的推手。

中港矛盾不單單是政治制度的差異，更是文明的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説，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難怪香港人那麽在意中國遊客在香港隨地大小便的問題，這個問題即便在中共垮臺後也會長期存在。盧斯達發現，很多時候，人類文明是逆向傳播的，並非優勝劣汰，而是反向淘汰：“在香港，我見到一班很優雅、很天真又很高傲的香港人，如何被窮山惡水出來，因而野心勃勃的中國人玩弄到體無完膚。不只是港英一代菁英被中共愚弄，就算是平民之間也是。中國遊客在香港總是氣焰衝天，佔盡所有人的便宜，還有「左翼人士」保駕護航。”一九九七年之後，隨著大量中國人湧入香港（其中，小部分是中共刻意安排的、為香港“換血”的“五毛黨”，大部分是一心過“好日子”的普通移民），其結果造成香港日漸沉淪。這不是左膠們痛恨的“種族歧視”的觀點，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個現實在中國移民湧入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國家亦隨處可見——中國大媽的廣場舞讓你無處躲避。

香港沒有能力改變中國，香港太小、太弱，“建設民主中國”不應該是港人的奮鬥目標；香港改變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獨立，像台灣那樣建立一個典範的“華人民主國”。所以，即便每年紀念六四的香港人越來越少，即便香港年輕一代對六四“無感”，也不必大驚小怪、痛心疾首。香港人有權利選擇自己關注並獻身的首要議題。

有人批評盧斯達等本土派、港獨派太過激進，也有人希望傳統泛民陣營與本土派完成某種“整合”、像共產黨那樣建立“統一戰線”。某些聲稱“以大局為重”、“反共優先”的人士更批評盧斯達對泛民的非議是“破壞團結”、“熱衷內鬥”。我不認同此種看法。我相信，我與盧斯達都贊同這樣的看法：不是所有反共的人都是朋友，那些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共的人，即便不是敵人，也不能以朋友視之。左膠和大中華膠一旦掌握權力，未必比共產黨更寬容和仁慈。我們的目標不單單是反共，反共只是其中的“中間階段”，我們的終極願景是自由、民主和獨立。

盧斯達對當下香港民主派陣營並不看好，他期待被自由價值洗滌之後的真民主派的出現：“等香港的主體人民都認清了自己命中注定就是廣義的港獨份子，到時才會有真正意義的民主派。畢竟在立場上反對獨立的，其實只是否定人生而自由的信條，這種「民主派」只是中港之間特定時空、過渡狀體之下的畸型產物，一點也不「普世」。我期待香港有一天「跟世界接軌」，出現第一代貨真價實的民主派。”這正是盧斯達的可貴之處：作為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生的年輕一代港人的“第一健筆”，盧斯達比老一輩的李怡、董橋、陶傑更為放言無忌，具有劉曉波式的“理論的徹底性”，他直言不諱地“反中”、“反統”並逐漸形成了丰滿的“港獨”論述。當年，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人等文章成為美國獨立和美國憲法的精神基礎；如今，盧斯達和他的同仁們的港獨論述也必將成為香港版的《聯邦黨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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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國度復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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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題：「人生不是單選題：夢想能被踐踏，才足以撐起強大！少女凱倫教你如何跑得讓世界來不及為你貼標籤」介紹
　　　　　　　
訪問作者：少女凱倫
　　　　
內容簡介：
當你被世界挑戰，還想站穩腳步獲得掌聲，其實完全沒有捷徑。
但幸運的是，走過的路永遠不會白費；世界會還給你，你所值得的一切。
　　　
當世界是一團迷霧，誰能在當中找到出路？
答案是，找到你自己，你就會找到出路。
　　　
作者無論是家庭背景、學歷皆不外界想像光鮮亮麗，自幼稚園起做家庭代工出身、顧店當服務員，成長求學環境都是半工半讀，直至24歲出國留學才發現「擁有自己的時間是多麼彌足珍貴」，更意識到環境改變才能持續反思自我。
　　　
出社會以後，本以為自己是工作狂，卻發現事事都只是在迎合他人期待，卻苦無扭轉現狀的能力，透過自我學習、拒絕不公平對待、發展社群、成為串接他人的平臺，持續透過個人寫作，2年將單篇文章價值翻漲20倍，更持續轉型、升級，被外界視為是擁有正職工作卻能經營個人品牌、斜槓的標竿。
　　　
作者透過人生實戰經驗，統整出個人品牌定位心法、拆解個人品牌階段（起步期、成長期、穩定期、重置期）等，盼仍處於迷惘階段的朋友，能皆由個人人生經驗找尋自我、探索自我。
　　　　　　
作者簡介：少女凱倫
本名花芸曦，1990年生，任職主流新聞媒體，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輔仁大學進修部大眾傳播學系畢。
曾任職TVBS、世紀奧美公關、ETtoday，為數位、傳統媒體、公關、行銷專才。透過寫作積累個人專業，並於PressPlay上開設網路寫作課、擔任臺科大電子商務班社群寫作講師。
　　　
目前為跨界讀書會發起人、全臺最大互聯網組織 XChange 行銷長、新創公司媒體顧問、專案經理雜誌、ETtoday、TVBS、生鮮時書等媒體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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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爆發之後，人類開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和生活的模式，過去我們一直強調要跟世界接軌，要有全球化的思考，但是這幾個世紀以來，這種從工業化開始強調生產力和經濟產值的方式真的有帶給我們幸福嗎？後疫情時代人類是不是該思考一下其他出路呢？

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下我最近看的影集，Emily in Paris。總之這個叫做Emily的美國女生帶了很多美國資本主義和政治正確的想法到了法國，有了很多反思跟挑戰。其中一個跟我們今天討論的很有關係。裡面講到說，這個Emily她在美國的行銷公司專門替藥廠打廣告。一個法國老闆就說，你們美國人很奇怪，一堆人吃到過胖，然後導致糖尿病，再發明糖尿病的藥，賣給這些人賺錢，就跟人類造成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然後現在又要想怎麼找疫苗，還有一堆醫療用品跟疫苗公司想用這個方式賺錢，很諷刺。

這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今天要好好介紹一位澳洲學者霍奇(Helena Norberg-Hodge)，從1970年代開始就一直主張地方主義的她最近剛剛接受《紐約時報》訪問，在報導裡她講了一個很好懂的例子。她認為只用G.D.P.也就是國內生產總值來看生活水準有問題。她舉例說：「如果水污染嚴重，我們都喝瓶裝水，是有利於GDP。但如果你和我自己種菜吃，GDP卻會下降。簡單來說，如果你和我保持健康，GDP就會下降。如果你每年都需要化療，GDP就會上升。」

其實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探討這個問題，所以現在也有其他進步指標，去看除了金錢之外，會和環境的發展，像是世界幸福報告和人類發展指數等等。裡面也發現說，美國是世界上生產力最高的經濟體，但是生產力和收入的提高並沒有完全轉化為美國社會整體的福祉。這也是霍奇在談的「幸福經濟學」，像是長途運輸的產品其實是破壞環境的，或是許多社區經營的網絡帶來的利益也是無形的。

地方主義的對比其實就是全球化，尤其是全球貿易體系，當然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有些人因為全球化得到工作機會，有些人則相反，好像各有贏家輸家，但是用英國跟美國的例子來看，像英國脫歐或是美國從川普當選以來的狀況，都是更加強調保護主義，但是歐盟被削弱還有美國多元開放自由文化受到挑戰，我的意思是，難道鎖國會比較好嗎？這兩個國家的考量還是限於要如何保住經濟成長數字，從國家的角度去思考。但是霍奇關心的是人，她覺得對於人來說，就商業和人際交往來講，距離越短越健康。再來是多樣化，一個農民種植十幾種作物比單一種植更健康。但是全球化鼓勵的就是某些市場善於種這個做那樣的單一分工。所以她協助創立了許多小農市場，鼓勵更多元的種植，跟我們台灣人熟悉的菜市場差不多啦。

我當年在美國採訪的時候就有遇過那種農場，他們有養牛和豬，也自己種菜，想要吃什麼菜大家就會自己去找，我當時看了也很有感觸，就是那個社區裡面的大家，彼此之間的連結是那麼的緊密，也讓我想到新竹的原鄉部落司馬庫斯，當地泰雅族人強調的就是合作共生、土地共有理念。所以部落有自己的福利分配。有一些很特別的工作、土地共有、共食與全人照顧制度，也有部落議會凝聚大家的向心力。現在好像也有越來越多的原住民部落在思考，如何擺脫主流觀點所謂的成功模式。

而霍奇還有一個人生經歷很值得我們思考，她在1975年到了拉達克，也就是最近中印邊境衝突很嚴重的地方。當時這個印度西北部，主要是佛教徒的山地鄉，剛剛開始出現旅遊業和國際經濟，但是她發現經濟增長的背後，拉達克人的凝聚力逐漸被腐蝕，慢慢無法自力更生。她想盡辦法要幫助當地年輕人，告訴他們好萊塢電影不是真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充滿了抑鬱、離婚和社會紛爭。

雖然如此，全球化還是帶來了一些好處，沒有什麼地方能鎖國或是排外，置身於全球共同利益之外。全球化另一個好處就是效率，講求地方主義或是在地化的國家會不會在反而無法跟其他人競爭？我們當然可以用更簡樸的方式生活，慢活或是更貼近自然，但是地方主義可以做到多徹底？跟全球化到底哪一個適合人類的未來生活？歡迎上網跟我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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