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1946年中華民國「制憲國民大會」臺灣區代表當選人名單。
12月25日是聖誕節,也是中華民國的行憲紀念日。
1946年12月,制憲國民大會所通過之中華民國憲法和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中規定「本憲法在1947年12月25日實施」,即在此日之前應當選出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以便在行憲之後產生中華民國政府。
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在國民政府公布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當選名單之後,於1947年12月21日發表了聖誕節廣播講話,以下為內容摘要: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就是耶穌降生一九四七年的聖誕節,將是我們中華民國和全體人民統一獨立平等自由新生機運肇始的一天。我們新憲法特點,就是它保證要把基督教理的基本要素,即個人的尊嚴和自由,普遍的給予我們全國的同胞。這個新憲法確認了全國國民的各種自由權利,它在國家統一與自由之下,於一個自由人民的精神中孕育誕生。我們認為新憲法的實施,只是完成我們建設新中國的最後目標的初步。但這對我們中國三千年來專制政體和封建社會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我願我們全國同胞,憑著信仰和虔誠,共同一致,努力前進。」
民國36(1947)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憲法正式實施。
在行政院將行憲紀念日定為國定假日後,自1962年至2000年間的每年12月25日均放假一天,而從2001年公務人員實施周休二日之後,行憲紀念日便成了只紀念不放假的國定紀念日。
回顧制憲過程,民國25(1936)年5月5日南京國民政府公布「五五憲章」,但旋即進入戰爭階段,因此擱置憲法制定事宜。
民國34(1945)年9月9日,何應欽將軍代表於南京接受日本降書,仍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則於民國35(1946)年5月5日遷回首都南京,政府機關也陸續回到南京。
民國35(1946)年1月10日,由中國國民黨邀集中國共產黨、中國青年黨及社會賢達人士等36位代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原訂5月5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後因協商破裂,國民黨宣布於11月12日舉行制憲國民大會,而共產黨、民主同盟拒絕出席。
制憲國大代表有分配政黨名額共700席(其中中國國民黨220席、中國共產黨190席、中國青年黨100席、民主同盟80席、社民黨40席、其餘無黨人士70席),各省區域代表有770席,職業代表437席,特種代表(僑選、蒙藏、軍隊、婦女等)143席,共2,050席。
包含臺灣、東北等日本占領區則在戰後選出,於11月15日國民大會制憲大會開幕式,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致詞時也有提到這二處。
此次制憲國大代表,臺灣區分配到18名,包含臺北縣、新竹縣、臺中縣、臺南縣、高雄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等8縣各1人、臺北市1人、婦女代表1人,高山族代表1人、農會代表2人(含漁業代表1人)、工會代表2人(含鐵路工人代表1人)、商業代表2人(含航業代表1人)、僑選1名。
上述之國民大會臺灣區區代表及職業團體代表於民國35(1946)年10月31日舉行的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臨時大會上選出,當選人分別為:顏欽賢(臺北縣)、黃國書(新竹縣)、林連宗(臺中縣)、李萬居(臺南縣)、林壁輝(高雄縣)、張七郎(花蓮縣)、鄭品聰(臺東縣)、高恭(澎湖縣)、連震東(臺北市)、謝娥(婦女)、南志信(高山族)、洪火煉(農會代表)、劉明朝(漁業代表)、吳國信(工會代表)、簡文發(鐵路工會代表)、陳啟清(商會代表)、紀秋水(航業代表)及郭耀廷(臺灣華僑代表)共18位制憲國大代表。
至於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方式,並非由臺灣省民直接選舉,而是採間接選舉方式,由各縣市議會以及各代表協會組織推舉候選人,並經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核定後,由臺灣省參議會投票決定。
當時臺灣省參議會有30名參議員,其中多位「帶職參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包括副議長李萬居,以及洪火煉、高恭、林連宗、顏欽賢、鄭品聰、林璧輝、劉明朝等參議員均獲選制憲國大代表,而時任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秘書的長葛敬恩,亦以特種(軍隊)代表的身分出席南京的制憲大會。
當年臺灣代表團於11月15日赴南京國民大會堂(今南京市人民大會堂)報到,出席制憲國民大會。
大會於11月22日選出主席團主席48人,吳敬恆為大會主席,臺灣代表黃國書名列其中。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於11月28日進行1讀,12月21日完成一讀,12月24日完成二讀並通過10條「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規定憲法於隔(1947)年元旦公布、12月25日實施。
制憲國民大會於民國35(1946)年12月25日三讀通過中華民國憲法,日後便以12月25日為「行憲紀念日」以茲紀念。
不過,這批制憲國大代表屬於任務團隊,因此當制憲工作完成後,制憲國民大會隨即解散。
民國36(1947)年11月21日,全國舉行大選,由全國國民以無記名方式直接選舉3,045名國民大會代表,是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也是日後因政府遷臺遲遲無法改選而遭受批評的「萬年國會」。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花蓮縣政府參議 在 饒慶鈴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女力7縣市出擊!攜手打造溫和城市堅定聯盟】
#當woman變成我們
#溫和堅定城市聯盟
去年7縣市女性首長聯誼活動在台中市舉行,今年慶鈴以東道主身分,邀請台中市 盧秀燕市長、 雲林縣政府謝淑亞副縣長、宜蘭縣呂莉莉參議、彰化縣阮順寧參議、嘉義市環保局蕭令宜局長、花蓮縣稅務局呂玉枝局長等6縣市女力首長與代表齊聚台東,簽訂農業合作備忘錄(MOU),共同推動農產、農遊發展。
7縣市都有不同的農業特色,慶鈴相信簽訂平台合作備忘錄,未來在農業發展將互助支援,更要在農村旅遊及農產行銷上共同推動,進而將台東農產推銷給更多人,帶動整體農業發展。
這次我們簽訂農村旅遊平台合作備忘錄外,也針對 #環境永續 及 #智慧城市治理 兩大議題,分享彼此在政策推動或執行上的經驗,讓Woman變成「我們」一起創造幸福的城市守護者。
慶鈴很開心與6位女性首長及代表合體交換治理城市的心得,也歡迎台中、彰化、雲林、嘉義、花蓮、宜蘭的鄉親多來台東走走,體驗台東專屬的慢活氛圍。
花蓮縣政府參議 在 政變後的寧靜夏午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誰殺了湯德章:二二八事件中的「巴士底獄」
之前曾經預告過,要給大家講一下二二八事件中的「#攻陷巴士底獄」,今天就是來兌現承諾的。
如果看過我前一篇所寫的,關於 #湯德章 的死與學生之間的關係,那今天就是在上一篇的基礎之上深入湯德章的死因。
對於這一段歷史已經很熟的朋友,可能會發現我寫的不太一樣,這完全是正常現象,因為我的敘事裡面,是要將一段當年被台南仕紳硬是摳掉的經過,重新還原到歷史上面。
既然是被摳掉的,又怎麼被我找到了呢?當然是因為沒摳乾淨。
這段被摳掉的歷史,是台南市在二二八事件中,曾經有一個名為「#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的組織,發起時間是3月3日凌晨2點,發起者是台南市市長本人,在場的還有警察局長、高雄要塞一位總台長、憲兵營長、數名參議員、中等以上學校校長、各區區長、民間仕紳等。
湯德章之所以出來負責治安,是黃百祿力邀他出來的。為什麼是黃百祿?就算他是議長,治安不關他的事啊,而且後來3月5日成立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委是韓石泉,也輪不到黃百祿負責。
為什麼是黃百祿?因為黃百祿就是這個「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的主委。
事實上湯德章做得很好,和那些打殺外省人的力量針鋒相對。只是既然做得很好,又是光明正大受官方委託協助維持治安,有什麼見不得人非得摳掉?
因為發生了兩件意外。
第一件,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拿了槍的學生跑去衝憲兵隊和水上機場;第二件,就是本文的主題,有人拿了槍去衝了台灣第三監獄,也就是日本時代的「台南刑務所」。
法國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獄,好像是一場攻破了舊時代封建勢力的偉大行動,但實際上攻佔之後只放出來7個人,包括4名造假販子、2名精神有些異常的人。當年攻破第三監獄又放出了誰呢?
放出了一名走私疑犯。
這個人名叫黃離,是台南市政府財政科科長,日本時代就在總督府任官,陳儀時代繼續留用,因為他經辦的日產船舶出租出現了弊案,4艘大船裡的3艘都因為走私被中華民國海關或盟軍扣留,徹查之下,才發現尚未核准航行的最後1艘,也被他擅自允許出港,此人就在二二八前夕遭到羈押,關在第三監獄附設的看守所。
租船的是誰呢?表面上是醫師葉南輝和包商許全,只是當時媒體報導,台南市參議員有四名都是租約的保證人。
關於 #超買,我們多說幾句。盛行在戰後初期的這一波,它的源頭可以上溯至一戰。
一戰為日本帶來了戰爭景氣,但戰爭結束後,日本經濟陷入了長期低迷。
美國大蕭條往全球擴散後,各國為了壓低幣值以便傾銷生產過剩的貨物,陸續放棄了金本位。再加上美國推動〈#購銀法案〉,在國際大肆收購白銀,銀價飛漲,對於銀本位的中國來說,銀價上漲就等於幣值上漲,大家都在競貶貨幣,只有中華民國的貨幣被逆勢推高,中華民國就成為各國輸出大蕭條最好的目的地。
日本也如法泡製,但很快就發現卡關,本來離他最近的中國市場,從中日山東問題以來就持續有激烈抵制日貨的風潮,九一八事變後,不但抵制日貨更烈,中華民國還針對日本實質提高了進口稅負,日貨要傾銷至中國,就在日本政府與軍部的鼓勵與主導下,透過武裝走私的方式進行,大宗就是從東北到華北、台灣到福建。
七七事變之後,中國沿海城市陸續被日本佔領,許多台灣商人也直接進駐了上海、廈門等地。除了一般貨品(特別是人造絲)之外,當時還有「黑金」、「白金」之說。黑金就是 #鴉片,由於戰亂導致正稅收不上來,鴉片是許多武裝勢力經費來源的大宗,也包括西安事變後,無法再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獲取經費的中國共產黨。而一些位於內陸的武裝力量,由於對食鹽的實際需求,走私食鹽也是有著豐厚巨利。
戰後走私,就是這個超買模式繼續運轉。只是這個時候,台灣出口的東西,換成了 #米糖。
一些台南人透過留用的原總督府官員搞到了日本人的4艘大船,就這麼幹了幾票,前前後後大概幹了半年,直到二二八事件前一週,他們在市政府裡的白手套突然被收押禁見。
要從第三監獄把人放出來,如果用挖的,#那可能要挖很久,但靠著警局的槍,大家一進一出,輕易得手。
就因為發生了學生和巴士底獄的事件,「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才變成大家諱莫如深的一段經過,沒有人願意承認它的存在。
民間的罪,後來推給了湯德章,他們隱瞞了「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的存在,說這是湯德章自任主委的「台南市人權保障委員會」幹的;官方的罪,本來是要推給 #陳達儒,就是〈青春嶺〉的作詞者,當時叫陳發生,日本時代就當警察、陳儀時代繼續當,當時警局就推給他一個小小的辦事員,說都是他和湯德章兩個人合作,繳了警局的槍發給大家。只是後來審理,陳達儒不但無罪還復了原職,但陳直接棄職逃跑了,根本不敢再回到台南市警局。其實如果陳達儒就是主謀,以當時 #抓大放小 的狀況,根本不可能放過他一個小小的警察,也還好他跑了,我們現在才能聽到他1950年那膾炙人口的〈安平追想曲〉。
現在看二二八歷史,論者往往把外省人的政治鬥爭、派系恩怨描述得複雜無比,而把台灣人這一邊,形容成天真又單純、外省人叫他怎樣就怎樣。真實歷史哪是這樣呢?別說台灣與大陸源遠流長的文化脈絡,就說二二八事件之前的二十年左右,台灣民間早就深度地捲入了兩岸的走私貿易,這批人在戰後短暫滯留在當地,被當地官民算了總帳,回到台灣後,繼續重操舊業,並成為二二八時期最仇恨外省人的那些人。
而外省人之間的政治鬥爭,也不是戰後才傳入台灣,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總督府壓制反日份子的力量逐漸加大(這中間也包括幫著日本人壓制台灣人的那些台灣人),一大堆反日份子渡海到了大陸參與了國民黨或共產黨,二二八時期所謂的外省人的政治鬥爭,往往只是台灣人殺回台灣之後向過去復仇的障眼法。
說二二八事件是陳儀的政學系和cc系的派系鬥爭,在當時的脈絡,其實更像是部分台灣人藉著事件把像是湯德章、陳達儒這種在日本時代就幹警察、又被親日的陳儀繼續重用的「日本餘孽」給清掉。陳儀大規模沿用日本時代就在總督府工作的人,特別是警察,在當時是引發民間強烈不滿的,除了民間與日本的恩恩怨怨外,也阻擋了民眾的公職之階。
這種台灣民間激烈反日的戰後日常,是在什麼時候突然被解釋為台日親善一團和氣的樣子?
攻陷第三監獄的事情,後來找到了真正的犯人,這罪名也從湯德章的身上拿掉,只是此時湯已被槍決。這個案子的「主謀」,最後推到了一名22歲的年輕人身上,他被判了死刑。
黃離在二二八事件後回到了市政府的工作崗位,事件前的風風雨雨,毫無痕跡,但他的任命案,省方就是不核定,最後他是以生病為由,自請辭職,進入了合作金庫服務。
#四大船走私案,這個台南仕紳搞出來的案子,最後通過中國共產黨的刊物,改頭換面,將涉案者換成了花蓮縣長張文成,發表在上海。
(全文完)
(附圖為1947年2月25日《民報》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