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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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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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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雅克薩之戰 為何贏了戰爭卻輸了領土？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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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薩之戰史康熙年間沙俄侵略者妄圖侵佔中國黑龍江流域大片領土，中國軍民被迫進行的一次反對侵略、收復失地的自衛戰爭。最終簽署了《尼布楚條約》，這場戰爭有力地制止了沙俄向黑龍江流域進行侵略的計畫，維護了中國的國家主權。但是從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上來看，雖然宣告了戰爭的勝利，卻損失了部分領土。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軍約3000人在彭春統率下，攜戰艦、鳥槍、火炮和刀矛、盾牌等兵器，從愛琿出發，分水陸兩路向雅克薩開進。俄方450人恃巢穴堅固，清軍發炮轟擊，侵略軍傷亡甚重，勢不能支，托爾布津乞降，隨後俄軍撤至尼布楚，清軍趕走侵略軍後，平毀雅克薩城，即行回師。沙俄侵略軍被迫撤離雅克薩後，賊心不死，同年秋天得知清軍撤走後再度來犯，並從莫斯科派兵600增援尼布楚，1686年7月24日清軍2000多人進抵雅克薩城下，勒令沙俄侵略軍投降，俄將托爾布津不理。清軍隨即攻城，托爾布津被擊斃，改由杯敦代行指揮，繼續頑抗。結果在清軍的圍困之下，826名侵略軍， 最後只剩66人，俄國攝政王索菲亞求和，侵略軍殘部撤往尼布楚。

當時大清帝國取得這次輝煌的勝利之後，便和俄方進行談判，於是簽訂了第一個邊界條約就是《尼布楚條約》，雖然是在平等的基礎上簽訂的，但是這個所謂意義上的平等指的是地位上的平等，而並不是在利益的劃分上的平等，換一句話說就是，在利益的角度上是不平等的。條約中，黑龍江流域以北的廣大領土原屬中國，但《尼布楚條約》中卻被劃分為沙俄所有，該條約實際上不是真正的利於中國。

讓大家憤憤不平的是，這則條約是在中國勝利的前提下簽訂的。當時的大清帝國國力昌盛，而當時的俄國，卻與波蘭爭奪烏克蘭深陷戰爭泥潭，還與當時北歐強國瑞典的戰爭也一觸即發，兵疲財乏，根本無力東顧。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大清卻與俄國簽訂了這樣的一個邊界條約而不是繼續征戰。

清朝中俄雅克薩之戰最後誰贏了？

清朝康熙年間，中國軍隊為收復領土雅克薩，對入侵的俄軍進行了兩次圍殲戰，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可是，當後人細細回味這段歷史，卻能夠發現，這場勝利正是為以後的鴉片戰爭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但無庸質疑的是此次的戰爭的勝利者乃是我們的國家，但也並不意味著我國那時的清軍是有多麼的厲害和強大，並且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清軍在軍備上遠落後於戰敗的俄軍。

但是總的來說，這場戰爭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主要是因為這場戰役的正義性。正是因為這樣，獲得了軍民特別的邊疆地區各族人民的擁護和支持。

第二個原因就是清軍從長期的鬥爭中已經逐步認識和掌握了邊界鬥爭的主要特點，採取了有效措施和作了較充分的準備。

第三個原因就是實行了軍政兼施的指導方針，在以武力為後盾的基礎上，對侵略者嚴辭警告，在警告無效後，發兵反擊。反擊時採取先掃周邊，然後水陸並進，三面包圍，一面堵截的作戰方法，迫使侵略軍困守孤城並將他們打敗。

中俄雅克薩之戰中國為何遇弱不強？

清朝康熙年間，中國軍隊為收復領土雅克薩，對入侵的俄軍進行了兩次圍殲戰，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可是，當時的俄國並不是甚麼強國，當時還面臨眾多外敵的侵略，為甚麼強大的中國沒有繼續打擊俄國而只是簽訂條約？

早在1676年年間的時候，俄國就已經在我國黑龍江流域搶劫居民，擄掠婦女，勒索毛皮和在中國江河偷採集珍珠。大清理藩院數次譴責，俄國均置之不理。後來，俄國還在中國境內的精奇里江岸，構建數座城堡，擴充軍備，劫掠毛皮，勘驗礦藏，收集情報，一步步試探滿清政府的底線。直到1682年的時候，俄國加劇了在北方掠奪的步伐，他們的行為在中國北部邊疆釀成重災。

康熙在平息了內亂後，立即騰出手來，加強北方防務，準備與哥薩克打仗，更謀求與俄國協商解決邊界問題，他雖然內心鄙視俄國，但是扎烏拉村一戰，亦給他內心留下陰影。最重要的，是康熙不想北方大戰，來影響攪亂內地。

後來在俄軍投降後，清軍根據康熙「仁治天下，素不嗜殺」的聖諭，允許托爾布欣一行攜帶輕武器退走尼布楚，還為其備齊戰馬和糧草，確保一路無憂。托爾布欣等人對此感恩涕零，還信誓旦旦地發誓：今生再不騷擾雅克薩城。清軍的這一舉動並沒有感化俄軍，反到使他們更加倡狂，這也是當時清軍輕視敵人的表現。

為甚麼說中俄雅克薩之戰中國沒有全勝？

雖然雅克薩之戰是中國軍隊反擊沙俄軍隊入侵的一次重要戰爭。此戰的勝利，也有力地制止了沙俄向黑龍江流域進行侵略的計畫，維護了中國的國家主權。但是從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上來看，雖然宣告了戰爭的勝利，但是相對來說也讓我們國家失去了一定的領土。

另一方面，當時的清王朝雖看起來是一個很強大的帝國，那時的版圖要比明朝大多了，如果最後一個王朝不是清朝，那麼現在中國就不會有這麼大的版圖，國土也許會少了近一半兒。但是，恰恰是清朝，它在開放程度上不如明朝，在吸收先進技術、引進先進設備方面更是不如明朝，甚至差得很多。

清朝看上去武力很強大，也正是因為它所遇到的都還是傳統的、處在冷兵器時代的對手內憂外患都是如此。它的那些對手，比如不服從清朝統治的蒙古人，以及大小金川的那些藏民，他們的武器水準都是較低的。而清軍一方面還繼承了明朝的許多火器裝備，另一方面八旗兵的確能戰，又有臣服於清軍的蒙古騎兵相助，所以他們確實很有優勢。但是在雅克薩之戰爭中，他的對手俄國國力並不強盛，火器也不見得比中國人的裝備高到哪裏去，因此中國才和俄國打了個平手。但即便結果如此，這場戰爭並沒有讓中國全勝。

因為戰爭後期雅克薩城曾被哥薩克人奪回去。關鍵點在於，哥薩克人從南歐長途跋涉到遠東，當時還沒有西伯利亞大鐵路，而中國遼東一帶是滿人的龍興之地，地勢平坦，中國人出兵要比他們容易得多，所以打了個平手。明明當時強大的清朝是可以將俄國打敗的，而不是打成平手。或許是因為，中國只看到了眼前的戰爭卻沒有注意到，歐洲列強的殖民擴張已達中國的近鄰。所以儘管戰爭是勝利了，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清朝並不是完全的勝利。

中俄雅克薩之戰清軍火力如何？

大家都知道的是，在1840年爆發的中英鴉片戰爭的結局以大清帝國的屈辱失敗而告終，不過，西洋人也並不是在一夜之間就爬上了我國的領土；仔細回想，或許就可以確定，中華帝國在19世紀中期開始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種子，或許早在150多年前那場與俄國——在雅克薩的交鋒中埋下了……

但事後看來，清廷為這場雅克薩之戰進行了精心準備，當然排除人為因素，最關鍵的就是戰火問題。記得當時，中俄雙方都是處於冷熱兵器混用的時期。雅克薩之戰時，俄軍的人數雖然遠少於清軍，卻擁有輕型火器火力上的絕對優勢。第一次雅克薩之戰，450名俄軍擁有300支火繩槍，第二次雅克薩之戰，826名俄軍擁有火繩槍100支，先進的燧發槍850支！反觀清軍，兩次參加雅克薩之戰時的主要武器還是刀矛弓箭，攜帶的火槍都不超過100支，實在令人汗顏！

那清軍是靠甚麼贏得了雅克薩之戰的勝利呢？雖然清軍擁有的火槍寥寥無幾，但在第一次雅克薩之戰中，其數量可觀的火炮派上了用場，其中最有威力的當屬20門「紅衣大炮」，一舉炸毀了雅克薩的木製城牆和塔樓，炸死俄軍100餘人。當時雅克薩城裏只有3門炮，清軍猛烈的炮火幾乎令俄軍無力還擊。

不過在第二次戰爭中就沒有這麼大的威力了。清軍最後贏得勝利是靠在兵力投入上大大超過了俄軍。當時，大清朝廷對這場雅克薩之戰進行了精心準備，建立了黑龍江水師，建造了500餘艘戰船和運輸船。投入第一次雅克薩之役的清軍計約3000人。第二次雅克薩之役參戰人數雖相對較少，也有2100人。再看俄方，在第一次雅克薩之戰時，俄軍只集結了包括農民、商人和獵戶等在內的450人作戰。而第二次雅克薩之戰時，俄軍雖加強了守城兵力，但也只有826人。可以說，清軍是依靠兵力上的絕對優勢和充足的戰爭供給才最終贏得了雅克薩之戰。

康熙之所以用割少量土地換取和平，主要是因為當時國內的局勢不穩定，三藩之亂剛平息，國內的各種反清勢力此起彼伏。此時的康熙看來，最大的心腹大患並不是北方的沙俄，而是國內的鄭明、噶爾丹等。滿清是少數民族統治中國，一旦用重兵對付沙俄，國內反清勢力可能會趁機崛起而無法控制，而加之平息三藩之亂國力耗損需要休養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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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松錦大戰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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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曲
　　
明朝天啟六年（1626年，後金天命十一年）2月，努爾哈赤在甯遠大戰中敗於袁崇煥，不久逝去。後金由皇太極、代善、莽古爾泰、阿敏四大貝勒（阿敏為努爾哈赤侄）共同執政。

當時，連年的戰爭使得後金內部困難重重：民族矛盾、制度不全、經濟蕭條、物價上漲，同時皇太極想要形成中央集權，而四貝勒制決定了彼此間勢必要爭權。鑒於此等情況，皇太極執行了「借小心以圖大事，假退步以求進步」的策略，先穩定內部、增強實力，而後求入主中原。

對外向明朝發動和談攻勢，不用後金國號、年號，表示願奉明朝為正朔（評語：對此金庸在袁崇煥評傳中的評論十分中肯，後金雖為權宜之計，但明亦可假此緩解一下，先求解決內部矛盾，袁崇煥亦持此議，可惜明臣多囿於南宋故事，惟恐主張和談即被套上「秦檜」之駡名，錯失良機，一味增加遼餉，至陝北事起，明已無藥可救）。

同時，對內部，皇太極實行了一系列保護和發展農業、手工業的措施，以增強經濟實力；在軍事上為擴大兵源，加強了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的建設。既然和談不成，戰事又起，但是皇太極並不直接進攻袁崇煥的關遼防線，他先是徹底征服了朝鮮，既粉碎了明的右翼，又使自己得到了一個資源豐富的補給基地；然後征撫並用，使蒙古察哈爾部投靠了自己，解除了明從左翼進攻的威脅，也獲得了一條迂回攻明的捷徑。最後，便是在攻明中，以反間計除掉了袁崇煥（評語：此一冤案知者甚多，不再詳述，只是崇禎說「吾非亡國之君，爾等乃亡國之臣」之語，雖有其道理，卻也不進然，至少其即位之初，明國事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二、開局
　　
經過10年的努力，後金國力大增，皇太極遂於1636年5月在盛京正式稱帝，改國號為「清」，年號為「崇德」，改女真族為滿族（評語：以軍略論皇太極或許不如其父，但以政略而論，有過之而無不及之）。

隨後皇太極公開致信崇禎，向明朝挑戰。但如何攻明仍是難題。由察哈爾迂回攻明，乃奇兵而非正兵，且明有關遼大軍掖其腹背，稍有不慎，便會全軍覆沒。為此，清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給皇太極上了奏摺，提出了先取錦、寧門戶，打通遼西走廊，也即「剪重枝而伐大樹」的建議。這一切更堅定了皇太極攻打遼西的決心。

戰略已定，接下來的便是戰術問題了。袁崇煥雖死，但關遼明軍仍執行他的「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戰略以及「憑堅城、用重炮、守為正、出為奇」的戰術，迫使清軍捨長用短，每次均是捨野戰而取城戰、以速戰（清）對持久（明），進攻難以奏效。有鑑於此，皇太極提出了以持久對持久的方略：1640年3月皇太極派其弟濟爾哈朗、多鐸二人率軍前往義州（今遼寧義縣）築城屯田（評語：反客為主之計）。
　　
義州處於廣寧與錦州之間的大淩河畔，地勢開闊、土地肥沃，在此築城屯田，實際上是建立了攻錦的前哨陣地，同時一旦攻錦，此地又是一個絕佳的後勤補給基地。同年6月，皇太極指揮清軍兵臨錦州開始了圍城的持久戰。皇太極將圍城清軍分為兩班，以三個月為一期，輪番更換。同時清軍將錦州城外的莊稼收割完畢（評語：以戰養戰），並掃蕩清除明軍在錦州週邊的據點，徹底切斷駐錦明軍與外部的聯繫。

翌年3月，皇太極進一步採取措施，在錦州城外築起8座營壘，環城相列，在營壘外深挖壕溝，樹起柵木，而各營間又有深壕相連，將錦州圍得「水泄不通」、「人影斷絕」。明軍守城主將為夕日袁崇煥帳下大將、征遼先鋒大將軍祖大壽，其所率軍隊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蒙古人，城既被圍，遂起叛心，秘密與濟爾哈朗聯繫。此事為祖大壽偵知，欲計擒叛軍首領，無奈行事不密，反被叛軍窺破，搶先與明軍交戰，濟爾哈朗聞訊後，趁勢攻城，內外夾攻，祖大壽難以支援，只能退入內城堅守。

當清軍在義州築城屯田之時，明廷即有人看破了皇太極的用意，決心加強遼西防務，遂急調正在西線與農民起義軍激戰的洪承疇入京，任兵部尚書，總督薊遼軍務（評語：此為袁崇煥的舊職，可惜凡任此職者，無有善終）。洪承疇曾任陝西三邊總督，俘殺過「闖王」高迎祥，也幾次擊敗過李自成，算是知兵的大臣，被明廷倚為長城。
　　
洪承疇就職後，看出了清軍將圍錦州的企圖，急調大批明軍加強遼西防務。及至錦州告急，洪承疇已感覺出松山、錦州將有大戰，決定親赴遼西指揮。他將指揮部移至寧遠，並沿錦州、松山、寧遠一線佈置了8個總兵13萬大軍。明、清雙方兵力大致相等。在具體策略上洪承疇採取了且守且戰的方針：不時從松山、杏山等據點出發，以小部隊偷襲攻錦清軍，以此法消耗、疲憊清軍，然後相機決戰（評語：敵駐我擾，敵疲我打之計）。

應當說洪承疇之計有偏穩之嫌，但考慮到雖然「遼東兵精甲於天下」，但野戰畢竟是清軍之強項，且洪承疇對軍隊之掌控和熟悉度亦不如夕日的袁崇煥，所以此仍為可行之計。可未料到皇太極尚未有對策，洪承疇卻後院起火，以新任兵部尚書陳新甲為代表的一批官僚以「兵多餉艱」為由，攻擊洪承疇這樣做是「曠日持久、耗費錢糧」，主張速戰（評語：典型的外行指揮內行，好比是財政部指揮總參謀部）。

但偏偏崇禎聽進去了（評語：當時戶部的外庫雖是囊中羞澀，但皇上的內庫卻是殷實得很，可笑的是既然是家天下了，內外庫又有何區別，可從嘉靖起，明朝的皇帝們都象貪財的商人一般吝嗇，不捨得用自己的私房錢，一味加遼餉，而加得又不得法，不問各地豐歉與否、土地肥瘠與否、百姓貧富與否，均按統一的數字增加，則貧瘠之地、歉收之處必起民變）。

崇禎派兵部職方郎中張若琪到寧遠監軍（評語：這好比是讓總政治部的幹部部部長去監察總參謀長），有遣兵部主事馬紹愉到前線「贊畫軍務」，嚴令洪承疇率全部明軍急速前抵錦州決戰。
　　
三、高潮
　　
迫於壓力，洪承疇將輜重大部留在寧遠，率8總兵13萬人馬向錦州進發，到達距錦州僅20裡的松山。鑒於明軍在薩爾滸一戰中兵力分散被各個擊破的教訓，他決定儘量集中兵力，親率主力6萬集中在松山城外，僅在兩側佈置少量兵力牽制清軍，並在松山、杏山之間佈置了接應部隊。準備集中全力正面進攻清軍，實施中央突破。

同一時間裡，清軍也在緊張地調動著，皇太極急令各地清軍向松、錦一帶集中，並徵集盛京瀋陽城中的15歲以上的滿蒙壯丁悉數上陣，並親率3千精銳騎兵先行，赴松山前線指揮。

此戰，明可說是「傾遼西之兵」，而清是「空國而來」，存亡在此一戰。皇太極在戚家堡召開軍事會議，指出此次決戰，松山是關鍵之地，其地處錦、寧之間，為「寧錦之咽喉」，若松山一破，明軍將「全軍動搖」（評語：洪承疇顯然也看出了這點，將主力集中在此，顯然亦非泛泛之輩）。

皇太極進一步分析：明軍在松山城高度集中，有利於清軍圍而殲之。遂做出決定：令清軍在8月20日起，在松山明軍周邊挖起三道大壕，各深8尺、寬1丈有餘，欲將明軍團團圍住，並將通往松山的一切道路挖斷，旨在切斷明軍的糧道和退路。
洪承疇看破此計，21日起，明軍搶先發起攻擊，欲在清軍形成包圍前轉移出去。但清軍拚死守住陣地，雙方死傷相當，勝負難分，但明軍始終未能突破清軍的包圍。

是日晚，洪承疇召集將領商議，要求諸將「拚死一戰」、「解圍在此一舉」。但各總兵對突圍、固守意見不一，爭執不下。孰料，總兵王樸貪生怯陣，竟趁天黑之機率所部擅自逃遁。吳三桂、馬科等總兵見此也紛紛效法，各自引兵向杏山後退。但清軍已在往杏山的途中設伏，明軍本已成驚弓之鳥，再遭伏擊，潰不成軍。

吳三桂、馬科、王樸等人率殘部退到杏山後，又覺得杏山亦危險，不可久留，即匆匆出逃寧遠。但皇太極早有準備，已遣多鐸設伏於杏山往寧遠的路上。吳三桂等人再遭伏擊，損失慘重，短短幾天，明軍死傷5萬4千人，損失馬匹7千餘匹。（評語：不服將令，兵家大忌，敗因所在，洪承疇之統禦能力確實不如袁崇煥，但也不能求全責備，他到職不久，人地不熟，難以服眾；況且欲號令如一，必賞罰分明，袁崇煥功莫大焉，卻被冤殺，且死狀甚慘，關遼將士又如何能服，又如何肯為明廷死命效力，而吳三桂擅自逃遁，雖非首犯，亦是主犯，可事後未受懲戒，反一路升遷，雖然可用關遼已無人能用來推搪，但崇禎賞罰不明其責難咎，設想若是袁崇煥仍在，此戰由他指揮當是如何，故前文說「吾非亡國之君，爾等乃亡國之臣」之語並不盡然！）

當是時，松山洪承疇所率8總兵中有6人逃跑，只有曹變蛟、王廷臣二人未走。且曹變蛟乘清軍主力前往截擊逃遁明軍之機，率部猛攻皇太極大營，幾乎得手，無奈兵力不足，後繼無援，而曹變蛟又在激戰中受傷，遂功敗垂成。松山殘餘明軍只能退入城中固守。
　　
四、結局
　　
松山被圍之初，洪承疇尚幻想明廷能發援兵，然始終無一兵一卒來援，幾次突圍均未果。而城中軍糧日絀，最後到了「人相食」的境地。堅持到1642年2月，明松山副將叛明降清，18日夜接應清軍入城，洪承疇與曹變蛟、王廷臣均被生擒。洪承疇被送至盛京後，先是絕食不降，後經多方軟化，降清。

松山既破，錦州已是解圍無望，且被圍兩年，城內已然糧盡彈絕。皇太極遂決定勸降，祖大壽之弟祖大樂也在松山被擒，皇太極讓其入城勸降，3月10日祖大壽率所部出錦州內城降清。清軍挾松錦大捷之餘威沿遼西走廊而下，勢如破竹：4月8日清軍炮轟塔山，次日城破，7千明軍被殲；4月21日清軍兵圍杏山，明守軍6千餘人出降。至此，清軍取得徹底勝利。

此後，皇太極仍本著「剪重枝」的原則，前後5次突入關內，襲擾明朝。如果不是皇太極早死，先入北京城的恐怕就不是李自成了。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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