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規訓與懲罰分析 在 [心得] 讀《規訓與懲罰》：權力、知識、反法律- 看板book 的推薦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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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五七年三月二日，達米安( Damiens )因謀刺國王被判處「在巴黎教堂大門前公開
認罪」，他將「乘坐囚車，身穿襯衫，手持兩磅重的蠟炬」，「被送到格列夫廣場( the
place de Gre've )。那裡將架起刑臺，用燒紅的鐵鉗撕開他的胸膛和四肢的肉，用硫黃
燒焦他持著弒君凶器的右手，將融化的鉛、沸滾的松香、蠟和硫黃澆入撕裂的傷口，然後
用四馬分肢，再焚屍揚灰。」...這道刑罰花了很長時間，因為役馬不習慣硬拽，於是改
用六匹馬來代替四匹馬。但是仍然不行，於是鞭打馬，以便拉斷他的大腿、撕裂筋肉、扯
斷關節......。」
懲罰自製造痛苦的技術轉為剝奪權利的學問
此為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中經常被引
用的段落，說明的是人犯如何在18世紀的肉刑中的殘忍景象。然而在近現代以前的刑事程
序中是種鬥爭，所以會出現罪犯與統治者間的體力抗爭，除了在執行刑罰的當刻之外，也
存在於拷問的過程，蓋因，「在拷問中，痛苦、抗爭和真理是聯繫在一起的。」刑求不僅
調查證據的方式，也是戰鬥，甚至也是種刑罰的執行，在其中的勝利將會產生真理，犯罪
也並非全有全無，卻是部分與部分的疊加而形成，部分的證據並非無法證明犯罪，僅係無
法證明「全部」的犯罪，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的證明將使得罪犯在一定程度上要接受刑罰的
執行。當我們認為死刑甚至斷頭台是殘忍的時候，實際上我們是以後見之明來審度前先之
情。在1791年的法國修正法律將所有死刑的判決皆以斷頭處刑時，這代表的是「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觀念的實踐，原先僅適用於貴族的斬首擴及適用於所有人，並且死刑不再具有
延遲性使得法律（與執法者）與罪犯的肉體的接觸只剩下一瞬間，且只針對罪犯個人，再
不存體力的鬥爭，刑吏僅需如同技術員一般履行職務即可。
在這個時期刑罰產生了轉向，對象從肉體轉至精神，「誠然，判決所確定的「罪行」或「
過失」必須是法典所規定的司法對象，但是判決也針對情慾、本能、反常狀態、疾病、行
為失調、環境或遺傳的後果。侵犯行為受到懲罰，同時也藉此懲罰侵略性格。強姦行為受
到懲罰，同時性心理反常也受到懲罰。謀殺與衝動和慾望一起受到懲罰。」刑罰的效力不
再來自可見的肉體摧毀，而是刑罰的必然後果，故而司法不在與暴力掛鉤，刑罰成為補充
性質，判決本身成為價值的否定判斷，因此刑罰開始收束。「懲罰從一種製造無法忍受的
感覺的技術變為一種暫時剝奪權利的學問。」例如監獄對於自由的剝奪，罰款對於財產的
限制，就連當代的死刑都是在技術人員（獄卒、醫生、牧師）照護死刑犯的情形中，注射
鎮靜劑使其無所感故在剝奪權利的同時不造成任何苦痛。
權力與知識
人身不再是與國王相對的肉體，而是受規訓的個人，過往的違法是對於君主的冒犯，蓋因
法律是君主的意志也因此犯法的同時也侵犯了君主，因此刑罰是對於該冒犯者的回應，而
非仲裁二人間或使得權利得以維護的機制。因此，公開的處決是為透過壯觀展現君權回復
的儀式，而非取得任何平衡，而是將忤逆者與君主間的實力差距與以止線，因此所謂的適
當刑罰即為失衡與過度的刑罰。「公開處決並不重建正義，而是重振權力。」
在刑罰的轉向中，人體成為媒介，對人身的政治控制與其經濟使用緊密相關，亦即，人身
是作為生產力而被賦予權力與支配關係，但僅在被納入依附體制中才可能成為勞動力（需
求在其中也是被培養、估算、使用的工具），在人身同時具備生產與依附兩種性質時才能
成為有用力量。換句話說，監禁與強制工作的目的在於剝奪自由，而在此過程中所形成的
，即為「人身的知識」，「可能有一種關於人身的「知識」，但並不完全是關於人體功能
的科學，可能有一種對於人體的力的駕馭；但又不僅是對這些力的征服。」
「權力產生知識...權力與知識是直接相互指涉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
有權力關係，不預設和建構權力關係也就不會有任何知識」這也是政治體（Body Politic
）的概念，在對人體的政治控制中，將人體轉為知識對象以控制與征服之。而人體也在此
個別化與對象化的知識攫取—權力供養的過程中被建構而成為法律主體，「在監獄中，囚
犯的身體一方面被改造成為馴化的身體( docile bodies )，另一方面則成為符合資本主
義生產及資本累積之「有用的」，即具有生產能力的身體( Foucault 1991a )。...人在
被對象化的過程也同時被建構成主體。」個人不僅作為社會的原子式個體而存在，也是規
訓技術所製作出的實體，權力不僅消極排除，也能夠積極生產，「它生產現實，生產對象
的領域和真理的儀式。個人及從他身上獲得的知識都屬於這種生產。」而監獄正是現代國
家攫取人體知識—對象化肉體—建構人的主體的處所，刑事司法人道了，但規訓機制也征
服法律制度了。
監獄的紀律
所謂的紀律所對應到的語詞是discipline，而也正是傅柯著作中譯為規訓的語詞。根據韋
伯，「『紀律』則是經由反覆練習的態度，使一群特定的人對於命令有著即刻執行、自動
與依循固定模式服從的機會。」而傅柯對於紀律的分析則是定性其乃係為增加肉體之「柔
順性」的設計，並且同時使人體的力量獲得增強（經濟觀點：功利），但同時也減弱之（
政治觀點：服從）。
柔順性設計從機制（運動、姿勢、態度、速度）掌握身體，是微分權力( imfinite - sim
al power )，盡可能嚴格劃分時空間與活動編碼進行，而控制對象並非行為的能指或人體
語言，而是機制、效能，被強制的不是符號，卻是力量，真正重要的儀式是操練。且需有
模式（modality）不間斷地強制，過程而非結果是關鍵，征服肉體的同時給予其柔順—功
利關係，「動作的連接也預先規定好了。時間滲透進肉體之中，各種精心的權力控制也隨
之滲透進去。」
如此編排的權力行使使得時間也得以被控制，這個過程將會是把肉體的訓練進行重複且有
差異等級的逐漸上升至極限。操練起於宗教，神秘主義或禁慾主義中是為了拯救而安排來
世時間的方式，在現代則是更經濟有效率地利用時間、積累時間，並以此中介行使統治權
力，「它不是以某種超度為終點，而是追求永無止境的征服。」在此規訓的過程中將會使
得肉體被創造出四個特性，分別是單元性：由空間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機性：通過對活動
的編碼；創生性：通過時間的積累；組合性：通過力量的組合。且使用四種技術：制定圖
表；規定活動；實施操練；為組合力量而安排戰術。
而監獄正是施展前述實施紀律最為完整的處所，相較於學校、工廠、軍隊，紀律對於每個
人的肉體、能力、日常、道德、精神完全負責，且也無外在形象之憂，故而其間斷性將是
永續。而參照前述權力與知識的循環關係，監獄則是建立知識的場所，不僅施展權力調節
教養，也將過程中所得轉為教養的知識。「這種知識將能把罪犯導致的刑罰變成對犯人的
改造，使犯人有益於社會。監獄的自主權和它所創造的知識使得人有可能增加刑罰的效用
。...法律的懲罰針對著一種行為，而懲罰技術則針對一種生活。因此，用一種知識形式
重構一種生活的所有悲慘的細節，用一種強制活動填補那種知識的空隙並對它施加影響，
就屬於懲罰技術的任務了。這是一種傳記知識和矯正個人生活的技術。」
是在面對痲瘋病與瘟疫的不同態度所衍生不同的政治策略創生了現代的監獄，前者是為創
造出純潔的共同體，後者則是規訓社會。對於痲瘋病的對應措施採取標記、隔離並且放逐
的方式，然而對於瘟疫則是採取個人化的分析、網絡化、監視、控制，並持欲以死亡作為
威脅應對。這種對於例外情境的規訓被常態化為監視，原先被用於消除危險避免暴民聚眾
的措施成為當代的積極技術以強化每個人的（利用）價值，例如軍紀並非僅為防止強盜，
而是成為使得軍隊得以存在的技術，「它使得軍隊不是一群烏合之眾，而是一個統一體，
並因此而增強戰鬥力。」
而邊沁的全景敞視監獄（Panopticon）應屬當代歸訓監獄的「理想型」，而該構想係仿效
凡爾賽動物園，只不過人取代了動物，權力機制取代了國王。在這裡運作的權力類型不同
於國王的無上權威，卻是細緻化地分析、紀錄、區分、比較、序列、組合，已獲得獨立的
單位並「創造」個人，權力並非源自終極，而是在結構之中作用。「用一種秘密地把自己
的對象具體化的權力取代那種表現在權力行使者的顯赫之中的權力；形成一套關於這些個
人的知識體系，而不是調動展示君權的炫耀符號。」懲罰之具有普遍性不再於法律意識的
普遍，而是規訓技術的擴展使得權力網絡得以張開。
全景敞視監獄的特點在於監察員的中心位置，以及見人而不為人所見( seeing without b
eing seen )的設計，換句話說，此即知識的非對稱性：監察員對於犯人知悉一切，然而
犯人卻對監察員一無所知。在這樣的關係中，犯人的自由於此被剝奪殆盡，而監察員卻是
自由的，「這裡監管員的自由體現為他們的行為獨立於犯人所做的、所欲的一切之外，他
們有能力將犯人做為他們自己意志的客體來處置他們能夠影響和改變犯人的行為，並
以自己的意志代替犯人的意志做為他們行為的觸發因素和決定因素。」這是在沒有道德、
宗教、理想勸說，僅有外在行為控制的條件下完成，因此我們也無法期待權力對象更具有
德行，卻只能發現經過操練後的成員行為更符合某種模式而已。囚犯是被客體化的，其等
對於命令內容的感覺、是否認為正當甚至是否內化都無關緊要，監察員的意志取代了囚犯
的意志。
規訓—反法律
我們認為法律是平等的，從斷頭台的平等即揭示了規範的特性，然而紀律卻帶來無可抗的
不對稱性、排斥相互性作用，因此，規訓是為反法律( counter-law )。不同於契約義務
的強制性，是一群受到他群不可逆的支配，該他群永遠有過剩的權力，在相同的規範前不
同的群體所位處的不平等的內容，彰顯出規訓的反平等性。然而，平等的法律體系在卻是
由紀律（規訓）的不平等與不對稱性權力予以維持，當代民主形式上實現人民主權，但卻
是紀律作為基礎提供了權力。
個人被納入整體進行比較，再依標準區分，根據價值排列能力，形成統一壓力，最後排斥
的界線被劃出。我們可以發現在一個規訓社會中，兒童相較於成人、病人相較於一般人、
罪犯瘋子相較於正常人，是更為「個人的」。換句話說，一個「社會化」的過程，透過工
作、學校、軍紀、獄典使得順從與尊重權威被置入個人，透過技術性的操演使得動作被編
碼，尤其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作佔據一人每日絕大多數時間，換句話說，柔順肉體
是在這個期間被打造而出。教育亦且同理，「教育的目的，是在把個人陶養成為社會的分
子。」社會化的過程即在去個人化的同時建構主體。尤其隨著警察的出現，在整個社會中
由警員所填補的權力縫隙使得監督無所不在，而這是整個結構對於社會整體的規訓。
常態所認知的刑法典係作為行為規範以禁制特定的行為，但是懲罰作為規訓技術從未是為
消滅違法行為而存，「監獄及其一般的懲罰並不旨在消滅違法行為，而是旨在區分它們，
分配它們，利用它們。與其說它們使易於違法的人變得柔順，不如說它們傾向於把對法律
的僭越吸收進一種一般的征服策略中。因此刑罰就將顯得是一種操縱非法活動、規定寬容
界限、有所放任又有所苛待、有所排斥又有所利用的方式。」這也對應到涂爾幹（卌ile
Durkheim）對於犯罪的理解，從野蠻到文明的過程犯罪是增加的現象，因此其非偶然卻是
自然的規則現象，畢竟犯罪是來自於公意的定性，群體中必然有人背離，甚至犯罪是無可
避免、必須，「若社會上沒有了犯罪，就同牆沒有毀壞，沒有新修的希望一樣，那社會也
就沒有進化了。因為若沒有犯罪，則一時的公論，我們總以為是絕對的，是天經地義的，
然而也從沒有件事是絕對的好，或是無標準的好。」這是類似社會演化的觀點，然而從懲
罰的規訓性質可以知道，對於犯罪這種規則現象我們並不是採取革除，而是收編的方式來
應對，而這正是懲罰作為規訓技術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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