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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論壇／思想坦克】
限籍令有8成機率虛驚一場，但無人知道亂喊「狼來了」哪次會成真。中共打佛教不說打佛教，說打違建，免得群眾發現打佛教，還挨打不均。
趙薇炒股獲利、名列胡潤富豪榜，是2015年；6年後才發現她是劣跡藝人?2001年穿旭日衫亮相沒事，20年後的現在才有罪？拿來說事，是能騙誰。關公像也建了7年，政府才發現是違建，可見罪名是洗白統治者違法濫權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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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知史百家

安煥然

拜里米蘇剌建立滿剌加，碰上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這個機遇，就是中國明朝永樂皇帝（明成祖）的即位，以及隨後奉明成祖之命，下西洋的鄭和盛事。

經過一場殘酷血腥，叔侄間皇位爭奪的靖難之役，建文（明惠帝）短命政權被推翻，1403年朱棣即位，是為史上之明成祖。或許是基於他得位不正，篡立與殺戮的反激作用，向來仰慕唐太宗李世民（這位聖君也是在玄武門之變中篡位）的明成祖，為了洗刷「篡奪」的壞名聲，企圖利用對外偉業來轉移國內的視線，藉由積極的外交手段來鞏固內政權位，一反其父親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中期對外的消極政策，轉而採取積極主動的海外政略，中華朝貢體制在永樂一朝，推至空前的高峰。

明成祖即位之初，就屢次大遣使節出國招諭海外，友好親善訪問諸國。尤其是鄭和下西洋，其陣容每次動輒二萬餘名兵員，揚帆駕駛大小海船數百艘，航行區域之廣，詔諭海外國家之多，經南中國海、馬六甲海峽，橫渡印度洋，把中華朝貢圈擴大到阿拉伯世界，甚至東非之地。

與此同時，明成祖派遣使節團出使日本、琉球和蘇祿（今菲律賓）、渤泥等國，強化與「東洋」區域的聯繫。

為了重新調整明朝與海外諸國之間的關係，明成祖一即位，就爽然表示其對外的態度。他一方面復置市舶司，專門處理貢舶事務，並將附帶性的朝貢貿易的限制，自動放寬到令朝貢使團驚喜的地步。明成祖認為，凡是海外諸國誠敬來朝，「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蕃人」之貢舶貿易，若有不知避忌而違憲犯法者，明成祖亦訓令「皆寬宥之」，以示懷柔遠人。

明成祖也積極招撫那些流寓海外的華人商販集團。但對不肯馴服的，亦毫不縱容。鄭和下西洋生擒舊港頭目陳祖義，即是一例。浩浩蕩蕩的鄭和巡洋艦隊，對肅清馬六甲海道，確保中華朝貢圈貢道之安全與順暢，扮演要角。

鄭和下西洋的效應，促使海外諸國紛紛來中國朝貢。僅在永樂二十一年（1433）九月，一次就有西洋、古里等16個亞非國家的朝貢使團到來中國。鄭和下西洋期間（1403--1433），海外有4國的11位國王曾親自率團前來中國朝貢。

明成祖相當關注海外事務，甚至積極調停其海外藩屬的國際爭端。無論是在朝貢圈的地域和數目，永樂一朝，實達有明一代之頂峰。中國皇帝像這樣子的關注海外事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也是絕後的。王賡武論說，明成祖是中國第一位對海外地區付出極大關注和爭取主動的皇帝，同時他也是最後一位這樣的皇帝。

15世紀初，明帝國在亞非海域建立之海上權威和聲望，中華帝國朝貢體系的維繫與規範之制定，往往取決於明廷自己的假設上。以明帝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之建立，原則上源於中華思想「優越性的神話」理念，及其「王道天下觀」。《明實錄》涉外朝貢事務和各項詔令官方文書，經常見到禮治德化的華麗之詞充塞其間，並以此來為其建立的世界秩序和天下共主地位，進行合理化的矯飾。但「王道」、「懷德」畢竟只是處理外交關係的一種理想模式，它必須要有強大的實力（即「威」）來做後盾。此「威」不是指侵略性的暴力，而是一種示威性和威嚇性的作用。「德」與「威」實是中華帝國朝貢體系的兩大基礎。

明初帝國堅強的國力，雄厚的經濟基礎，強盛的海軍，對海外諸國而言，起著一定的威攝作用。鄭和七下西洋，其陣容之壯，多少是帶有點示威性質的。

但是，對那些表示誠信的藩屬，明帝國皆以撫綏，懷柔以示遠人。海外諸國只要誠敬來朝，「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尊崇明朝為宗主，建立一種鬆散的宗主與藩屬，上下不對等的關係，就符合中華帝國朝貢體系的基本原則。

這種宗藩關係的建立，有一些必須恪守的權益與義務。為了維護明朝宗主國的地位，明帝國要求其德威所及的朝貢藩屬國之間，應講求睦鄰之道，各守本分。因而，對某些藩屬國來說，如果誠信納入中華朝貢體系，尊奉大明天朝為宗主國，倒是為自身提供了一條可以尋求政治庇護，借以爭取國際制衡的新管道。明廷有義務維繫中華朝貢圈的和平秩序和安寧，但一般上不直接干涉藩屬國的內政，致使海外藩屬在行進中華帝國朝貢圈時，對明朝「事大」的回應上，藩屬國本身的發展仍能保有相當的自主性。這是與後來西方帝國主義者的殖民侵略行舉，是完全不同之事。

總括言之，明成祖積極推動海外政略，鄭和下西洋的績效，達至空前鼎盛的中華朝貢體系所促成的國際情勢，致使海外諸國與中國的交涉往來，有了相當的變化。有別於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形態，亦不同於近代的國際外交形式。海外諸國進入，或被卷入成為明代中華朝貢圈之一員，如何從自利的屬性，在朝貢體制內各層面所呈現的結構性關係和互動中掌握機遇，尋找出自己的定位及獲得最大利益，成為各個藩屬成員國所努力的事務。滿剌加在此種特殊情勢下，與明朝建交，是項千載難逢的機遇。其回應與互動，造就了一段600年前「馬中關係」的絕配良緣。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滿剌加的建國｜知史百家

安煥然

《明史》、《明實錄》等中國史籍記載的「滿剌加」，就是我們熟知的馬六甲王朝。為便於區別今之地名「馬六甲」，及中國文獻記載葡萄牙人在16世紀佔領後的「麻六甲」，本文以「滿剌加」來指稱這個崛起於15世紀的馬六甲王朝。

大概在5世紀，東西海上交通的樞紐已漸由馬來半島北端的克拉地峽南移到馬六甲海峽，促使直接性的東西海上通航漸趨形成。馬六甲海峽通航地位的躍升，使馬六甲海峽兩岸及爪哇沿海一帶出現了許多的港市國家，爭相奪取馬六甲海峽的制控權。

首先是室里佛逝（Srivijaya，即中國文獻上的佛逝國或三佛齊）。這個強大的國家於7世紀至12世紀控制馬六甲海峽和巽他海峽。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指稱當時的室里佛逝是「在南海之中，諸蕃水道之要沖也。」凡是從爪哇、阿拉伯、印度各地的商船「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

12至14世紀，隨航海技術進展以及各項主客觀因素和條件的成熟，這時期是中國、阿拉伯海上活動頻繁極盛時期。尤其是南宋中國民間海商的積極下海，更是開拓了海洋貿易的新紀元。

但在東南亞海域，室里佛逝勢衰，馬來半島和島嶼東南亞各地的新興港市國家紛求自立，馬六甲海峽的壟斷利權也出現真空局面，出現了多個分散的港市小據點，例如吉打、單馬錫等隨之崛起。至14世紀中葉，爪哇滿者伯夷和暹羅阿喻陀耶日強，各從南北兩個不同的方向，展開了對馬六甲海峽控制權的爭奪，而滿剌加就是在這種幾乎無從發展空間的情勢下，在此時建國的。

滿剌加的建國，除了廣為人知的「鼠鹿的故事」傳說之外，大抵還有幾個版本。有說滿剌加開國之君原是新加坡拉王朝的第五代國王，被爪哇侵佔，北逃至麻坡，再抵馬六甲建國。又有一種說法，滿剌加開國之君拜里米蘇剌原是室里佛逝巴林邦（巨港）的王子，受到爪哇滿者伯夷的進攻，逃到單馬錫。單馬錫國王收留了他，但8天後，拜里米蘇剌竟殺死了單馬錫國王，自立為王。暹羅國王聞訊，派兵攻打單馬錫，拜里米蘇剌敗逃麻坡，再抵達馬六甲建國。其建國時間大概是在1400年左右。

不論以上傳述，何者正確，我們可以綜合窺探，如此的情勢格局，反映了14世紀中後期，東南亞的兩大強國（暹羅和滿者伯夷）對馬來半島和新加坡所展開的爭戰，也是爭奪馬六甲海峽控制權的具體表現。

對滿剌加的建國，我們不得不從此情勢來探察。拜里米蘇剌抵達馬六甲時，馬六甲僅是個小市集，只有20、30個依靠打漁和打劫商船為生的海人(orang laut)聚落。鄭和的部下馬歡所著的《瀛涯勝覽》指說，滿剌加「此處舊不稱國，因海有五嶼之名，遂名曰五嶼。」

拜里米蘇剌所建之滿剌加，可說是在區域性的兩大強權（暹羅和滿者伯夷）窺伺下建國的。然而，自從哈奄烏祿於1389年逝世，爪哇滿者伯夷在Vikramavarddhana(1389--1429)時期陷入內戰，以致弱化了對其屬國的控制。是故，滿剌加建國之初，其深感威脅壓迫的，莫如北方之暹羅。馬歡《瀛涯勝覽》記載了滿剌加建國最初的困境：「（當時滿剌加）屬暹羅所轄，歲輸金四十兩，否則差人征伐」。滿剌加欲圖發展，首先就要設法擺脫暹羅的羈絆。

就在滿剌加建國不久，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來了。適時的中國，正好是朱棣發動政變，篡奪即位之際，是為明成祖永樂皇帝。彼時，明成祖一改其父明太祖朱元璋對外之鎖國政策，轉而採取積極主動的海外政略，極力擴大中華朝貢體制，多次遣使詔諭四方。鄭和之七下西洋，遂為滿剌加帶來了突破格局的機遇。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