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東方日報》刊載了我的法律意見😎😎😎
https://orientaldaily.on.cc/…/odn-20200914-0914_00176_029.h…
偷渡案掀中美罵戰 北京斥12港人搞分裂
十二名意圖偷渡往台灣而被內地海警拘獲涉不同罪行的港人,現正於深圳被刑事拘留,事件引發中美官員隔空發炮。涉案港人目前扣留在鹽田區看守所。深圳市公安局鹽田分局指涉案者已被當局依法採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案件正在偵辦中。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社交平台發文,強調被捕者企圖把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反駁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早前的言論。有學者認為,華春瑩的言論是針對有關人士在港時犯下的罪行,不一定針對偷渡一事。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塔格斯上周五在網上表示,合法政府不需在國家築起高牆,阻止公民離開;又指十二名「香港民主活動人士」被捕,是香港人權惡化的另一悲傷例子,呼籲廣東當局須確保正當的法律程序。
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在社交平台回應奧的言論,稱:「認真的嗎?事實核查:那十二人是因在海上非法越境被逮捕。他們不是民主活動人士,他們企圖把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
美方被轟將12人英雄化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陳偉強表示,相信華春瑩所指的,或許是有關人士曾在港違反《港區國安法》,其言論估計是針對近日美國多個政客「美化」涉事十二名偷渡港人,以免美方以「偷換概念作出的顛倒黑白言論」進一步發酵。陳又認為,美方把該十二人「英雄化」,是希望維持自身在東南亞地區的勢力及地位、強調自身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鞏固在港及在台反華派別的信心,俗稱「要照住佢哋啲(口靚)」。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表示,該十二名偷渡港人確實有人曾違反《港區國安法》,而針對他們偷渡往台灣的行為,則需要視乎案件調查後的證據。根據目前所得的資料,事件中的蛇頭若曾直接或間接受外國或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其他形式的支援組織該次偷渡行動,有機會符合《港區國安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中第二十九(二)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訂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的定罪條件。
港府指當中十人被通緝
特區政府回應指,警方於上月廿八日,循相互通報機制接獲內地執法部門通報,十二人涉嫌非法入境內地被拘留,指相關罪行屬內地司法管轄範圍,特區政府尊重並不會干預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執法行動。特區政府表示,他們在港涉嫌干犯不同刑事罪行,其中十一人被頒令不准離港,當中有十人為通緝人士。
特區政府又表示,截至昨日中午,入境處和駐粵辦共接獲十一名人士的家屬求助。據悉,該十二名港人現時身體狀況良好,及已聘請內地律師代表。入境處及駐粵辦已向求助家屬解釋相關的內地法律和法規,及提醒求助人可考慮使用由駐粵辦委託的一所香港機構提供的「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違反公序良俗例子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盧斯達:鄧炳強的正義論 — 中國特色的浮動式是非觀】
有區議員要求警首鄧炳強辭職,他說自己理直氣壯做得好,想他辭職的人是「懼怕正義」。
相信鄧說的是真心話。中共國慶時,請了很多警隊高層上去接受英雄式款待;中共對香港警隊要員的長期培訓,又是公開的秘密。鄧在北京面向國旗的那張相片,成為官媒選擇的「年度相片」,意味不言而喻。北京靠槍桿子,赤裸裸的。國家全力支持,代表有了天命,因而擁有正義,雖然此正義充滿了「中國特色」。
亂臣賊子的正義
中國傳統的正義,是特殊定義多於普遍真理,是一個與政權道統捆綁的政治理論。擁有「天命」的政權,自身就代表正確。在現實政治之外,沒有更加超越的道德主體 (例如神) 去駕馭現實政治。這種傳統表示,儒家文化圈之下的「正義」往往很浮動,很contextual,經常被政治左右,或者根本是政治的結果。
周王起兵殺掉紂王,是亂臣賊子、以下犯上的行為。弔詭的是,周王開創的秩序,後來被儒家學者總結為君臣父子的道德原則,並認為這些原則和故事能「令亂臣賊子懼」。周王開創了幾百年的體制,變成了現實,所以當初做亂臣賊子的周王,就沒有人能審判,即使是在觀念上。
畢竟開天辟地的是周人,如果古代有法庭,那法庭也是周人開的。周人擁有「人大釋法權」。
然而若果人人都像周王一樣,就會天下大亂,所以學者文人編了一個故事:「天命」已從商王轉移到周王,所以周人起兵反抗是「順天應人」,並沒有違反「天意」,反而是實現「天意」;但怎樣判斷「天命」已經轉移呢?到最後,就是看現實的結果:起兵失敗即叛亂,不義;起兵成功即革命,正義。
監察之人誰人監察?
故而東方文化下的人,很快就發現並沒有天命,只有人自己想怎樣;只要陰謀成功,一切就會被洗白;亂臣賊子在勝利的瞬間,就成為天命所歸的聖人。這個陰謀者和犯法者,得到了自製的免責權,Grant an immunity。
在香港街頭出現了很久的標語之一,是一句拉丁文,大意是:監察之人,誰人監察?中國的答案是沒有。規則的制訂者必然成為規則的逃脫者。
西方用了血腥和裂解的幾百至一千年,去克制這個自然秩序。他們用了超然於所有人的上帝,作為的價值是非法碼,但不給天主教會壟斷神,提出人人靠聖經就可得救、以各國本土語言釋譯《聖經》、增加神的代言人(宗派)打破壟斷,國家悉數從宗教帝國中獨立;在政治上以國族代替皇家、以民主選舉肘制行政官員,進而拆散了司法行政和立法三權、軍隊變成效忠國家中立化……諸如此類。一個政權替換,是非也不容易隨著「改朝換代」而改寫。
而在中國本部,大一統政府上面沒有更超越的東西,皇帝是說了算的。「周公改制」往往被中國讀書人視為德政,克制了商文化圈的卜巫之風甚至女性從政風,被視為中華「人文主義」傳統的開端;
但其實「絕地天通」是一個收攏權力的陽謀,「中央」壟斷了部落的祭祀事務,將「神」代表的超越世界隱埋了,現實政治的版圖因而擴大。再沒有天上的權威,能夠輕易威脅地上的王權。
中共黨國是繼承中華文化的
中國基督徒受到迫害。黨國希望改造這個宗教,使其「適合國情」,問題並非信徒有沒有主張「制度性改變」,而是他們信仰的根源,有一個超越的隱秘的面。
耶穌與彼拉多對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可以維穩地演繹為「耶穌反對革命」,亦可以演繹為:基督徒宇宙的權威不在地上,你永遠不可能得到他們身心完全的忠誠。
對中共黨國這樣一個繼承中華政治「絕地天通」傳統的政教體系來說,基督教伊斯蘭教,信一個超越神,信仰一套與地上政權無法改變的道德律,都是潛在的叛國者。
不能講「普世價值」也是同理,因為例如「人權」、「民主」、「自由」是一個頗絕對的概念,不「在地」,中國要將它拉回地上,不被超越性的東西統馭,因而有「適切國情」、宗教要「中國化」這樣的思想。
中國不能容忍「天外有天」,在中國的文化秩序中,從天子、皇帝到今日的黨主席,都是代天而行,是一切法源和權力的根源。雖然現時這套是共產主義,但運作的邏輯是完全的中華特色,雖然沒有神權之名,但中華的政教秩序是神權的,仍然是萬民簇擁著擁有immunity的宗教政治領袖,並視為應然。
唯一鬆動的位置,是陰謀家憑實力替換天子,「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但皇帝兼任「天」的大祭司,擁有無上權威仍然不變。所以在中國,並沒有超過皇帝的正義,而是正義由皇帝定義;
因而「人權」這個概念,不只是黨國實際上不會執行,而是這個傳統根本難以理解。你說世界上所有人都應該擁有一系列不能剝奪的權利,不管地域和文化?一向代天行道的中國秩序,覺得你在挑戰他的權威;雖然人人都想要權利,但自身的文化優越感被威脅的感覺,比未曾獲得的權利來得實在。這便是清末以來,讀書人想要用民主主義「再造強國」乃至近代小粉紅的來源。
天理與良知
以前的學者認為中國不信一神教,因而沒有宗教戰爭,因而更加超脫;但反映出來的是東方政權過早壟斷了超越世界,人民過早進入精神穩定,後世就無法發展出制肘政權的有力觀念力量。
後來在本土誕生的道教,馬上就引發了第一次的中國人口滅絕,即黃巾之亂,這場大亂的結果是西晉成立,繼起的五胡亂華,結果是中國開始鮮卑化,道教出現催生了現實政治的全局改寫。後來北魏奉了道教為國教,這就是政權開始控制那個超越世界。另一個著名例子就是本名林默娘的媽祖,第一次受到官方承認 / 控制是北宋,一開始賜名「崇福夫人」,後來不同的皇帝加封頭銜,最終由夫人、妃、天妃到今日的天后。
這種做法到今日就是規定「三自愛國教會」,任命主教的權力一定要握在手裡,因為中國秩序不能容忍「天外有天」,不能容忍自己之上有另一套不一樣的正義。
香港人在政治問題上,時常質問政權或者警察「良知何在」,這是一套充滿「中國局限」的風情。良知也是浮動的,例如警察的「良知」就和一般人完全不同。中國文化也少有絕對的價值法碼。「天意」嗎?「天」是皇帝說了算,用它來作終極根據,實際是皇帝控制一切,皇帝可以隨意「釋法」;
那麼依靠每個人心中的良知良能?但各種人會陷溺在不同情境,導致他們的良知可能是獸性。依靠天理或者個人的良知,都不可靠。後來靠天理的成了與人群脫節的教條,結合弱勢宋王朝的現實國際環境,催生了「存天理滅人慾」。追求個性解放的一派,進而裂解這個系統創造「心即理」,欲抬高個體地位,但這套缺點和危險也極明顯:個體是變幻莫測的,大奸大惡信了這套,就像覺得自己代表正義的大賊,行事只會更兇暴。
近代史上很多知名人物都聲稱信奉心學,日本也很多,他們都風雲際會,但最後也是回歸到「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到他們翻身做大人物了,輪到他們擁有immunity,上面還是沒有超越界。
過早的理性
我不信神佛、因果報應、天國和地獄,我在這個世界就非常「自由」,做甚麼都行。像張愛玲一篇散文《中國人的宗教》是這樣說:
「像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人,一旦不相信死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樂而且作惡,鬧得天翻地覆。」
而東方人這樣作樂作惡和過早的理性,已經二三千年了。在權力之上,並沒有更加值得敬畏的東西。共產黨最終在中國落地生根,也許有很內生的原因。很多人說中共不代表中國,只是對中國文化過度同情,沒看到這套文化結構上欠缺超越一面、沒有擺渡的苦悶處。
個別境界高超的人,可以在高深的佛法或世俗中尋到若有若無的解脫,但大多數人是不可企及的,還是有個神比較安穩。一群人信了主還有政治效果,君主的超越權威就失去了,大至政權更換、小至限制政權,就變得沒那麼大逆不道。
中國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如此敏感,出於本能,也是由於認識到自己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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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臣賊子的正義
中國傳統的正義,是特殊定義多於普遍真理,是一個與政權道統捆綁的政治理論。擁有「天命」的政權,自身就代表正確。在現實政治之外,沒有更加超越的道德主體 (例如神) 去駕馭現實政治。這種傳統表示,儒家文化圈之下的「正義」往往很浮動,很contextual,經常被政治左右,或者根本是政治的結果。
周王起兵殺掉紂王,是亂臣賊子、以下犯上的行為。弔詭的是,周王開創的秩序,後來被儒家學者總結為君臣父子的道德原則,並認為這些原則和故事能「令亂臣賊子懼」。周王開創了幾百年的體制,變成了現實,所以當初做亂臣賊子的周王,就沒有人能審判,即使是在觀念上。
畢竟開天辟地的是周人,如果古代有法庭,那法庭也是周人開的。周人擁有「人大釋法權」。
然而若果人人都像周王一樣,就會天下大亂,所以學者文人編了一個故事:「天命」已從商王轉移到周王,所以周人起兵反抗是「順天應人」,並沒有違反「天意」,反而是實現「天意」;但怎樣判斷「天命」已經轉移呢?到最後,就是看現實的結果:起兵失敗即叛亂,不義;起兵成功即革命,正義。
監察之人誰人監察?
故而東方文化下的人,很快就發現並沒有天命,只有人自己想怎樣;只要陰謀成功,一切就會被洗白;亂臣賊子在勝利的瞬間,就成為天命所歸的聖人。這個陰謀者和犯法者,得到了自製的免責權,Grant an immunity。
在香港街頭出現了很久的標語之一,是一句拉丁文,大意是:監察之人,誰人監察?中國的答案是沒有。規則的制訂者必然成為規則的逃脫者。
西方用了血腥和裂解的幾百至一千年,去克制這個自然秩序。他們用了超然於所有人的上帝,作為的價值是非法碼,但不給天主教會壟斷神,提出人人靠聖經就可得救、以各國本土語言釋譯《聖經》、增加神的代言人(宗派)打破壟斷,國家悉數從宗教帝國中獨立;在政治上以國族代替皇家、以民主選舉肘制行政官員,進而拆散了司法行政和立法三權、軍隊變成效忠國家中立化……諸如此類。一個政權替換,是非也不容易隨著「改朝換代」而改寫。
而在中國本部,大一統政府上面沒有更超越的東西,皇帝是說了算的。「周公改制」往往被中國讀書人視為德政,克制了商文化圈的卜巫之風甚至女性從政風,被視為中華「人文主義」傳統的開端;
但其實「絕地天通」是一個收攏權力的陽謀,「中央」壟斷了部落的祭祀事務,將「神」代表的超越世界隱埋了,現實政治的版圖因而擴大。再沒有天上的權威,能夠輕易威脅地上的王權。
中共黨國是繼承中華文化的
中國基督徒受到迫害。黨國希望改造這個宗教,使其「適合國情」,問題並非信徒有沒有主張「制度性改變」,而是他們信仰的根源,有一個超越的隱秘的面。
耶穌與彼拉多對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可以維穩地演繹為「耶穌反對革命」,亦可以演繹為:基督徒宇宙的權威不在地上,你永遠不可能得到他們身心完全的忠誠。
對中共黨國這樣一個繼承中華政治「絕地天通」傳統的政教體系來說,基督教伊斯蘭教,信一個超越神,信仰一套與地上政權無法改變的道德律,都是潛在的叛國者。
不能講「普世價值」也是同理,因為例如「人權」、「民主」、「自由」是一個頗絕對的概念,不「在地」,中國要將它拉回地上,不被超越性的東西統馭,因而有「適切國情」、宗教要「中國化」這樣的思想。
中國不能容忍「天外有天」,在中國的文化秩序中,從天子、皇帝到今日的黨主席,都是代天而行,是一切法源和權力的根源。雖然現時這套是共產主義,但運作的邏輯是完全的中華特色,雖然沒有神權之名,但中華的政教秩序是神權的,仍然是萬民簇擁著擁有immunity的宗教政治領袖,並視為應然。
唯一鬆動的位置,是陰謀家憑實力替換天子,「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但皇帝兼任「天」的大祭司,擁有無上權威仍然不變。所以在中國,並沒有超過皇帝的正義,而是正義由皇帝定義;
因而「人權」這個概念,不只是黨國實際上不會執行,而是這個傳統根本難以理解。你說世界上所有人都應該擁有一系列不能剝奪的權利,不管地域和文化?一向代天行道的中國秩序,覺得你在挑戰他的權威;雖然人人都想要權利,但自身的文化優越感被威脅的感覺,比未曾獲得的權利來得實在。這便是清末以來,讀書人想要用民主主義「再造強國」乃至近代小粉紅的來源。
天理與良知
以前的學者認為中國不信一神教,因而沒有宗教戰爭,因而更加超脫;但反映出來的是東方政權過早壟斷了超越世界,人民過早進入精神穩定,後世就無法發展出制肘政權的有力觀念力量。
後來在本土誕生的道教,馬上就引發了第一次的中國人口滅絕,即黃巾之亂,這場大亂的結果是西晉成立,繼起的五胡亂華,結果是中國開始鮮卑化,道教出現催生了現實政治的全局改寫。後來北魏奉了道教為國教,這就是政權開始控制那個超越世界。另一個著名例子就是本名林默娘的媽祖,第一次受到官方承認 / 控制是北宋,一開始賜名「崇福夫人」,後來不同的皇帝加封頭銜,最終由夫人、妃、天妃到今日的天后。
這種做法到今日就是規定「三自愛國教會」,任命主教的權力一定要握在手裡,因為中國秩序不能容忍「天外有天」,不能容忍自己之上有另一套不一樣的正義。
香港人在政治問題上,時常質問政權或者警察「良知何在」,這是一套充滿「中國局限」的風情。良知也是浮動的,例如警察的「良知」就和一般人完全不同。中國文化也少有絕對的價值法碼。「天意」嗎?「天」是皇帝說了算,用它來作終極根據,實際是皇帝控制一切,皇帝可以隨意「釋法」;
那麼依靠每個人心中的良知良能?但各種人會陷溺在不同情境,導致他們的良知可能是獸性。依靠天理或者個人的良知,都不可靠。後來靠天理的成了與人群脫節的教條,結合弱勢宋王朝的現實國際環境,催生了「存天理滅人慾」。追求個性解放的一派,進而裂解這個系統創造「心即理」,欲抬高個體地位,但這套缺點和危險也極明顯:個體是變幻莫測的,大奸大惡信了這套,就像覺得自己代表正義的大賊,行事只會更兇暴。
近代史上很多知名人物都聲稱信奉心學,日本也很多,他們都風雲際會,但最後也是回歸到「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到他們翻身做大人物了,輪到他們擁有immunity,上面還是沒有超越界。
過早的理性
我不信神佛、因果報應、天國和地獄,我在這個世界就非常「自由」,做甚麼都行。像張愛玲一篇散文《中國人的宗教》是這樣說:
「像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人,一旦不相信死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樂而且作惡,鬧得天翻地覆。」
而東方人這樣作樂作惡和過早的理性,已經二三千年了。在權力之上,並沒有更加值得敬畏的東西。共產黨最終在中國落地生根,也許有很內生的原因。很多人說中共不代表中國,只是對中國文化過度同情,沒看到這套文化結構上欠缺超越一面、沒有擺渡的苦悶處。
個別境界高超的人,可以在高深的佛法或世俗中尋到若有若無的解脫,但大多數人是不可企及的,還是有個神比較安穩。一群人信了主還有政治效果,君主的超越權威就失去了,大至政權更換、小至限制政權,就變得沒那麼大逆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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