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界指陳諸慶恩案係司法系統性的崩壞，害人冤死之餘，由於本人曾任職檢審法曹近20年，深感榮辱與共。爰建請檢察總長參酌上揭向來實務見解，依《刑事訴訟法》第441條：「判決確定後，發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起非常上訴」之規定，提起非常上訴救濟。是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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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來跟大家分享最高法院新出爐的9月具有參考價值的裁判了!（這個效率有點高啊🤣
一、108台上2649判決（中止未遂）
按所謂中止犯，依刑法第2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係指「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其結果之發生者」而言；亦即，除了具備一般未遂犯的成立要件之外，必須行為人主觀上出於自願之意思，客觀上因而中止實行犯罪（未了未遂之中止）或防止其結果之發生（既了未遂之中止），結果之不發生，乃出於自願之中止行為，而非因外在非預期之障礙事由；主觀自願性之要件，是指「縱使我能，我也不要」，此乃與障礙未遂之區別。否則，著手犯罪後，因非預期之外界因素影響，依一般社會通念，可預期犯罪之結果無法遂行，或行為人認知，當時可資運用或替代之實行手段，無法或難以達到犯罪結果（包括行為人繼續實行將會招致過大風險，例如事跡敗露之風險），因而消極放棄犯罪實行之情形，即非因己意而中止未遂，應屬障礙未遂之範疇。
這則判決幫助大家快速再複習一次中止未遂的判斷準則，另外剛好也想起去年高普考考出關於「既了未遂」與「未了未遂」的區別，從這則判決中亦可得知兩者對於中止行為的要求不同的，前者必須積極防止結果發生；後者僅需消極放棄繼續實行犯行。
二、108台上2658判決（證人拒絕證言權）
證人現為或曾為被告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者，與被告訂有婚約者，現為或曾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現由或曾由被告為其法定代理人者，得拒絕證言，刑事訴訟法第 180條第 1 項定有明文。又證人與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 180條第 1 項之關係者，應告以得拒絕證言，同法第 185 條第 2 項亦有規定。證人此項拒絕證言權，與被告之緘默權，同屬其特權，旨在免除證人因陳述不實而受偽證之處罰、或不陳述而受罰鍰處罰，而陷於困境，為確保證人此項拒絕證言權，法院或檢察官有告知證人之義務。倘法院或檢察官未經明確告知該項權利，即與未經告知無異，若命其具結作證，該證人於此情況下所為之具結程序即有瑕疵，為貫徹上述保障證人權益規定之旨意，自應認其具結不生合法之效力。
其實這則判決選錄的內容只講了一半...而且這則判決不公開，因此無法得知其餘部份說了些什麼，但或許從上述意旨中可以推敲出一些內容，其中有強調「證人拒絕證言權」係免除證人恐陷困境之保護規範，未告以拒絕證言即屬具結有瑕疵，而此具結有瑕疵之結論係為貫徹「保障證人」之意旨。或許某程度上就是在表達此項權利係屬於證人而非被告的。(但這只是筆者個人猜測啦...)
三、108台上2670判決（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的訴訟指揮權及當事人須即時異議）
按審判長、受命法官得曉諭訴訟關係人為必要之陳述，並促其為必要之立證，此要求當事人為敘明之權利，即所謂闡明權。當事人之陳述有不完整、矛盾之情形時，應予指出，給予當事人更正、補充之機會，或於事實爭點未充分證明時，為使其能適當之證明，應促使當事人為證據調查之聲明。刑事訴訟法第96條、第288條之1第2項亦規定，被告陳述有利之事實者，應命其指出證明之方法；審判長應告知被告得提出有利之證據。又闡明權係審判長訴訟指揮之一種，本此意義，參諸同法第279條第2項前段規定，受命法官行準備程序時，與法院或審判長有同一之權限，受命法官於行準備程序時，自有與審判長相同之訴訟指揮權。從而，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期日訊問被告行使闡明權時，如有不當之誘導訊問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之3規定，兩造當事人等得向法院聲明異議，法院應就前項異議裁定之。有關此不當訊問之異議，有其時效性，如未適時行使異議權，除其瑕疵係重大，有害訴訟程序之公正，而影響於判決結果者外，應認其異議權已喪失，瑕疵已被治癒，而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卷查原審受命法官於民國108年3月27日行準備程序時訊問黃振桂，檢察官並未即時就受命法官之訊問，以有違背法令或不當為由，而聲明異議，此有該次準備程序筆錄可稽。原判決亦未採擷此部分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仍為論以黃振桂運輸第一級毒品未遂罪，檢察官上訴以被告黃振桂受誘導訊問，認其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情節嚴重，顯然影響判決等語，顯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之理由。
本判決主要講兩件事情，第一，受命法官依刑訴第273條行準備程序時，與法院或審判長有同一權限，因此具有訴訟指揮權；第二，受命法官若於訊問時有不當誘導訊問之情形，當事人應依同法第288條之3聲明異議，除非該瑕疵重大而有害於判決結果，否則未即時異議，亦不得以違背法令由為上訴第三審。
四、108台非185判決
原判決雖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相關情事，認無依累犯加重法定最低本刑之必要而未加重被告刑罰，然論以累犯衍生之相關法律效果，涉及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者，聲請具保停止羈押仍得駁回（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1款）；在監執行期間不得報准日間外出（監獄行刑法第26條之2第3項第2款）；受刑進級責任分數逐級加成（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19條第3項）；不得被遴選至外役監受刑（外役監條例第4條第2項第3款）；提報假釋最低執行期間較高（刑法第77條第1項）等差別待遇，是誤以累犯論處者，仍屬不利於被告。案經確定，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諭知累犯違背法令部分撤銷，以資救濟。又本院既撤銷原判決關於累犯違背法令部分，即具有改判之性質，其效力仍及於被告，無須另行判決，併此敘明。
這則判決認為縱原審法院未依刑法第47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但卻實質引用本條規範而使被告進而產生其他不利之效果，例如：聲請具保停止羈押仍得駁回、監獄處遇措施、假釋門檻等不利效果，因此仍屬違法判決。（但其實本件最大的違誤之處係在於被告本非屬累犯，被告因前案遭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7年5月14日始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本件犯罪時間為107年3月11日，本非屬第47條累犯需前案徒刑「執行完畢」之範疇，故論以累犯即屬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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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前後所採之法律見解不同，得否認為屬違背法令，而得提起非常上訴？
學說上批評實務見解認為，非常上訴之功能也在於統一解釋法令，實務所指審判違背法令係指法律適用錯誤，而非法律解釋錯誤，實際上並不可能區分。則最高法院本身有歧異見解，在現行法制下，除以非常上訴救濟外，應別無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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