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勤發佈2020技術趨勢報告:五個新趨勢可引發顛覆性變革
北京新浪網 10-26 18:12
來源:產業智能官
「2020 年的趨勢將顛覆整個行業,並在未來十年重新定義業務,即使數字創新已成為各種規模企業的常規行為。」德勤管理諮詢新興技術研究總監兼政府及公共服務首席技術官 Scott Buchholz 在一份報告中如是說。
近日,《德勤 2020 技術趨勢報告》(中文版)正式發佈(以下簡稱《報告》),報告指出了五個可能在短期內引發顛覆性變革的關鍵新興趨勢:「數字孿生:連結現實與數字世界」;「架構覺醒」;「技術道德與信任」;「人感體驗平台」;「財務與 IT 的未來」。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德勤第十一年發佈技術趨勢年度報告。今年的技術趨勢報告繼續在開篇回顧了 11 年來的技術趨勢發展,展示了技術趨勢隨時間推移的演進全過程以及最新宏觀科技力量作為業務轉型基礎帶來的共生效益和不久的未來的新興科技力量。與此同時,《報告》還指出,未來三大顛覆性技術(即環境體驗、指數智能和量子技術)正蓄勢待發,我們將在本世紀20年代末開始感受到它們的影響。
一、九大宏觀科技力量
隨著以技術為驅動的創新的空前擴張,一場高風險的「打地鼠」的競爭遊戲由此展開,企業利用技術保持先進的能力將決定其生死存亡。
過去十年內,數字化體驗、分析技術和雲技術為各項技術賦能,展現了他們自身的價值,已然成為眾多企業有效地推進戰略和新商業模式的核心基礎。接下來十年中,數字現實、認知技術和區塊鏈將成為企業變革的顛覆性驅動力。它們的應用範圍將越來越廣,各行各業的案例成倍增加。技術業務、 風險和核心系統現代化是驅動企業變革和創新的基礎技術,它們需要保持穩定、強勁、可持續發展。
基於此框架下討論新興技術,可以簡化技術進步對企業所造成的顛覆性影響。同時,圍繞九大宏觀科技力量衍生更多細分領域和更加細化的技術創新點和趨勢點。
十年前我們首次探索數字化體驗、分析技術和雲技術之時,只能看到其中的可能性,並不能確切地估測 它們的影響。現如今,這些技術已經為大家所熟知,並在對業務、運營模式和市場造成了顛覆性影響之 后,發展勢頭依舊迅猛。
(1)數字化體驗
數字化體驗依然是企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因素。實際上,在德勤 2018 年全球 CIO 調查報告 中,64% 的參與者表示接下來的三年裡,數字化技術將對他們的業務造成影響。在去年的超越營銷:體驗重塑中,我們已經審視了這一趨勢,企業正逐漸摒棄傳統意義上以獲客為核心的營銷模式,轉而致力於創造更多以人為本的互動——包括與其員工和商業夥伴的互動。
(2)分析技術
分析技術包括能夠提供深刻洞察的基本技術和工具。數據管理、數據治理以及數據運營體系這些重要因素不僅僅是人工智慧項目的核心基礎。同時,鑒於企業內對數據儲存、數據隱私和數據使用的嚴格要求,這些重要因素也是必須面對和考慮的重大策略點。
60%的首席信息官(CIO)表示,在未來的三年內, 數據和分析技術將對他們業務帶來影響。但這個問題正變得更具挑戰性。「靜止的數據」 和「使用的數據」這兩個久經考驗的概念被「動態數據」所連接,藉助工具和平台動態數據進而支持數據流、數據攝取、數據分類、儲存和訪問。值得欣喜的是,雲技術、核心系統重塑、認知技術和其它技術正在為異常複雜的挑戰帶來全新的解決方案。
(3)雲技術
雲技術已經全面深入企業。90% 的企業在使用基於雲技術的服務,並且這一比例有增無減。實際上,就信息技術領域的投資預算來看,接下來三年內對雲技術的投資會翻倍。正如我們 2017 年所預計的那樣,雲技術已經不僅僅只是作為基礎應用,它帶來了 「一切即服務」 的藍海,使任何 IT 能力都可以變成基於雲的服務供企業使用。在眾多企業當中,少數超大規模企業主宰了公有雲和雲技術服務市場,在雲技術的賦能下,為其它宏觀力量的進一步創新提供基礎和平台,例如分析技術、雲技術、區塊鏈、數字現實,以及未來的量子技術。
雲技術還驅動我們思考並重塑一些陳舊的企業管理和業務職能。
當今的顛覆性驅動力(即數字現實、認知技術和區塊鏈)都是由體驗、分析技術和雲技術發展而來。未 來十年,這些新的趨勢雖然不再新鮮,但它們將和過往的重大趨勢一樣,在人們持續深刻的理解和應用 中,推動重要的變革。
(4)數字現實
數字現實技術,包括 AR/VR 、混合現實、語音交互、語音識別、普適計算、360°全方位攝像和沉浸式技術等,幫助用戶突破鍵盤和屏幕的禁錮,與用戶感知無縫銜接,用戶可更加自然地參與互動。數字現實的目的是打破傳統的空間界限,讓人與底層技術進行自然、本能、甚至下意識的互動。
(5)認知技術
機器學習、神經網路、機器人流程自動化、機器人程序、自然語言處理、以及更廣泛的人工智慧領域等認知技術可能推動所有產業變革。這些技術將人機互動個性化、場景化,通過 定製化語言或圖像信息,驅動業務流程,實現無人值守。
企業對認知技術的需求大幅增長一一互聯網數據中心(IDC)預測 2022 年 企業此項支出將達 776 億美元,與此同時,信任和技術道德問題也迫在眉睫。
(6)區塊鏈
德勤 2019 年全球區塊鏈調查報告中,超過半數的參與者表示區塊鏈技術至關重要,較前一 年增長了 10% 。83% 的人能夠明確構思區塊鏈技術的實際應用,較前一年增長了 9% 。調查結果顯示,2019 年,企業已經不再討論「區塊鏈是否可行?」,轉而關注「我們該如何利用區塊鏈?」
金融服務和金融科技公司持續領航區塊鏈技術的發展,但其它領域也開始推行區塊鏈技術, 尤其是政府、生命科學與醫療健康、科技、媒體、通訊等領域。
再提技術業務、風險和核心系統重塑似乎有些枯燥無味,但不可否認,它們是業務的核心所在。企業在這些已經發展很成熟的領域,依然繼續進行著可觀的投資。綜合來看,正是因為它們不僅為數字化轉型、創新與增長提供了可靠的、可規模化的基礎,也是在分析技術、認知技術、區塊鏈等顛覆性技術成功投資的必要條件。
(7) 技術業務
隨著技術應用與業務戰略的融合,技術業務也在不斷發展。隨著企業更多地通過重塑 IT 來實現運營效率提升和與業務部門合作者一起進行價值創造,很多 IT 團隊通過實施促進跨業務協作的開發體系(如敏捷和 DevOps ),逐漸將傳統的項目制交付調整為產品化運營。
強大的技術功能讓企業更敏捷地響應技術驅動的市場和業務的變化。一隻強大的數字化技術運營團隊能夠幫助企業迅速回應技術對市場的影響以及相關業務挑戰。
(8)風險
在以創新為驅動力的時代,企業面臨的風險遠遠超越了傳統的網路風險、監管風險、運營風險及財務威。2019 年的 CEO 和風險管理調查報告指出,企業最大的風險廣泛涉及新顛覆性技術、創新、生態系統合作夥伴、企業品牌及名譽、文化等。對此,很多公司清楚地意識到他們還未對此類風險做好準備,或沒有想法在管理此類風險方面進行投資。
除合規和安全的必要要求,企業還面臨新興技術對產品、服務和商業目標的潛在影響,這些使得企業正在把更為廣泛的信任作為企業戰略。
(9)核心系統現代化
核心系統現代化體現了數字化轉型、用戶期望及數據密集型演算法給核心系統的前台、中台和後台帶來的持續性壓力。無論是在財務數字化、實時供應鏈,還是在客戶關係管理系統,核心系統都承載了關鍵業務流程。
在如今這個即時、持續和定製交互的時代,企業需要降低整體的技術負債。實現核心系統 現代化的成熟舉措,比如重塑現有的遺留系統,更新 ERP 系統及重寫其他系統,這些目前來講尤為重要。
二、未來三大顛覆性技術
隨著三大顛覆性技術(即數字現實、認知技術和區塊鏈)崛起,並準備在未來十年為業務做出重大貢獻 的同時,未來三大技術發展和創新的新星(環境體驗、指數型智能和量子技術)正蓄勢待發。我們將在 本世紀 20 年代末開始感受到它們的影響。
a:環境體驗
環境體驗展望了這樣一個構想:在未來,技術只是環境的一部分。計算設備的功率不斷增加,體積不斷縮小。這些越來越小的設備將我們的輸入從非自然的(指向、點擊和滑動) 演變為自然的(說話、手勢和思考),它們與我們的交互從被動的(回答問題)變成主動的(提出意料之外的建議)。
隨著設備變得無縫和無處不在,它們和我們越來越密不可分。想像未來的世界,一些微小的,已連接的,內容感知的設備被嵌入辦公室、家中或者其他地方,成為背景活動的一部分。例如,你如果在腦海中想「我要在一個小時之內出發去機場」,就能觸發一系列背景活動,包括安排航班值機,準備可供生物特徵識別的虛擬登機牌,將無人駕駛汽車目的地設置為正確的航站樓,將家中的智能系統狀態調為「離開」,以及暫停出差期間的快遞服務等等。
b:指數智能
指數智能建立在當今認知技術能力上。如今,機器智能能夠發現數據中蘊藏的規律,但是無法判斷這些規律是否有內在的意義。同時,它目前還缺乏識別和響應人類互動和情感的細微差別的能力。而且,機器智能的認知能力還非常有限,比如機器能夠打敗國際象棋大師,卻不能理解房間發生了火災需要逃跑。
未來有無限可能。隨著對語義和符號識別的理解,機器逐漸能從假想的相關中梳理出真實的因果關係。藉助來自人感訥驗平台的技術組合,我們的虛擬助手將越來越能夠識別並適應我們的情緒。隨著研究人員開發出更廣義的智能,指數智能將超越統計和計算的層面。我們敢說,最終,這將導致更有能力的人工智慧誕生。
c:量子技術
量子技術利用亞原子微粒的反直覺特性處理信息,進行新型計算,實現「不可非法侵入式」 交流,技術微型化等等。量子計算中,這些量子比特(或量子位)的特殊屬性有可能發生 指數型變化。通過操縱單個粒子,量子計算機將能夠解決某些高度複雜的問題,這些問題 對於目前的超級計算機來說,太大,太雜亂,包括從數據科學到材料科學。
隨著研究者們不斷突破技術限制,量子計算機將逐漸取代傳統的計算機。數據科學家將能 夠處理前所未有宏大的數據量,並從中獲取相關性信息。材料科學家利用量子比特模擬原 子,這是無法在傳統計算機上實現的。同時,在通訊、物流、安全、密碼學、能量等不同領域,我們都能預見無限可能。
為了幫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各類前沿技術動態,基於宏觀科技力量及其可被預期的時間範圍,報告歸納整理了一張完整的統一化視圖。
三、五大關鍵新興趨勢
一)技術道德與信任
技術變革常態化的同時,贏得全方位的信任變得更具挑戰——但也充滿機遇。
隨著數字技術的出現,企業要用戶以新的更深層次的方式信任他們,過去是獲取用戶個人信息,現在則是通過數字痕迹追蹤用戶的線上行為。同時,技術引起的問題也經常成為新聞頭條,例如安全漏洞、不當或非法監視、個人信息濫用、虛假信息傳播、演算法歧視、缺乏透明度等等。這些事件導致利益相關方之間不信任(包括客戶、僱員、合作 夥伴、投資者和管理者),嚴重損害企業聲譽。的確,消費者對商家的信任正在逐漸下降,人們對公共機構的態度也越來越謹慎,員工則要求企業明確闡述其核心價值觀。
德勤 2020 年全球市場趨勢報告中提到,當今時代,品牌信任對企業來講尤為重要,關係到企業的方方面面。無論是客戶、監管機構,還是媒體,都期望品牌商在其開展業務的各個領域都是開放、誠信和始終如一,從產品生產、促銷活動、到員工文化和合作夥伴關係維護等。
被技術顛覆的企業,它的每一個方面都意味著可以贏得或失去任何一個客戶、員工、合作夥伴、投資者和/或監管機構信任的機會。如果領導者能夠充分貫徹企業價值觀和技術道德觀,努力履行「做好事」的承諾,企業就能夠與利益相關者建立長期牢固的信任關係。在這種情況下,信任就變成了一個全方位的 承諾,並且確保信任是企業的技術,流程,人員都在共同努力維護的基礎。
技術道德這一術語指的是不局限於或側重於任何 一項技術的綜合價值觀,這個價值觀是指導企業對技術使用的整體方法及通過部署這些技術驅動業務戰略和運營企業應考慮主動評估如何以符合公司宗旨和核心價值觀的方式使用技術。
在數字時代,信任是個複雜的議題,企業面臨著無數的生存威脅。雖然顛覆性技術通常會給企業帶來指數型增長,但僅憑技術卻無法建立長期信任。因此,領先企業們正在通過全方位的維持利益相關者所期望的高度信任。領先企業們正在嘗 試通過各種方式,來維持利益相關者所期望的高度信任。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區塊鏈、數字現實和其它 新興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融入我們的 曰常生活。企業該如何通過客戶、合作夥伴和員工使用這些技術來構建信任呢?
解讀企業價值觀。
如今,技術根植於業務,機器學習也驅動著業務決策和行為,因此,必須先了解企業的技術解決方案,才能進一步解讀和評價企業價值觀。數字化系統可以被設計用來減少偏差,讓企業能夠遵循自己的原則運 營。
保障措施可以防止用戶以不健康或不負責任的方式使用技術,從而幫助提高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例如,一家公司對可能成癮的遊戲強制限定遊戲時間和遊戲花費一個內容提供商提醒用戶關注信息來源的準確性;雲計算提供商在 戶超出其預算之前自動發出警報。
建立強大的數據基礎。
如果不能系統性地、統一地追蹤數據內容及來源,並確定可訪問數據的人員,就沒有辦法營造良好的信任環境。強大的數據基礎讓利益相關者擁有共同的願景, 為數據負責,採用安全的技術手段實現有效的數據管理。管理者需要讓利益相關者了解他們提供的數據將如何運用,此外,除非為了法律或監管的目的,在利益相關者要求時須刪除相關數據。
強化防護措施。
德勤 2019 年未來網路調查報告顯示,管理者為網路問題花費的時間越來越多,網路防禦體系意味著您要 保護您的客戶、員工和商業合作夥伴,讓他們遠離與他們——或者說你們——的價值觀不同的群體。從最開始就需要建立並實施網路安全風險策略略,並將其貫穿於商業運營和政策制定的全過程,這絕不僅僅是信息技術部門的問題。企業領導者應當與信息技術部門一起制定全面的數字安全風險策略,考慮安全、隱私、 誠信和保密等各方面,增強利益相關者的信任,提高企業競爭力和優勢。因此,需要評估企業的風險容忍度,明確弱點所在,並判斷企業最具價值的數據和系統,制定風險緩解策略和恢復計劃。
二)財務與 IT 的未來
IT 和財務領導者共同努力為創新融資尋找靈活的途徑。
德勤的研究發現,56% 的首席信息官(CIO)期望應用 Agile, DevOps 或類似的靈活 IT 交付模式,來提高 IT 的響應能力並激發更廣泛的創新的雄心。
但目前有些難以克服的障礙阻礙這些努力:資金的來源和分配。IT 的運營和開發流程正變得越來越靈活,更加側重產品,而財務部門仍舊按照過去數十年的方式來制定預算、融資和財報。結果顯而易見:IT 需求與財務流程之間的矛盾。若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那麼它可能會破壞首席信息官(CIO)的創新計劃,乃至整個企業的戰略目標。
IT 對資金的需求與財務的漫長流程之間的矛盾並非形成於一夜之間。而是在過去十年中曰漸累積。雲技術和平台技術一步步地顛覆了傳統運營模式,迫使財務部門不得不重新評估財務管理方法。
《報告》指出這種變革體現在三方面:
從資本支出轉向運營支出
從在現場轉型到基於雲的系統,涉及大量的支出從資本支出轉移到運營支出。事實上,團隊一直都有一些資本支出和運營支出。新的準則是「誰開發誰管理」。從會計的角度而言,短期運營支出增長會影響季度財報。
衡量難以捉摸的投資回報率。
技術創新舉措通常是難以達到內部收益率預期的嘗試,可能產生正回報也可能不會。在財務及短期收益上, 創新投資通常不具備傳統 IT 項目的信心水平, 因此這類投資往往也很難通過標準管理流程獲得有力支持。在某些情況下,這會導致財務部門難以建立精確的流程,來跟蹤長期投資回報率。例如,對於無限期重複使用的平台這類的固定預算投資,跟蹤其投資回報率更是難上加難。
計算交付價值。
根據德勤《 2018 年全球首席信息官(CIO)調查報 告》,65%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評估 IT 投資時, 通常採用具體案例具體分析的方法,而不是遵循常規財報流程。顯然,在評估 IT 帶來的價值這件事上,首席信息官 (CIO )與首席財務官 (CFO)不在同一立場。
作為財務與未來的T趨勢的一部分,我們預計有更多首席信息官(CIO)、首席財務官(CFO)以及他們各自的團隊,將會積極探索解決這些及其他在融資、會計與財報上所面臨的挑戰的方法。
三)數字孿生技術
利用下一代數字攣生技術助力企業設計、優化和轉型。
當下,企業正以多種方式使用數字彎生技術。在汽車和飛機製造領域,數字彎生技術逐漸成為優化整個製造價值鏈和創新產品的重要工具;在能源領域,油田服務運營商通過獲取和分析大量井內數據,建立數字模型,實時指導鑽井作業在醫療保健領域,心血管研究人員正在為臨床診斷、教育、培訓,創造高模擬的人類心臟的數字彎生體;作為智慧城市管理的典型案例, 新加坡使用詳細的虛擬城市模型,用於城市規劃、維護和災害預警項目。
數字彎生可以模擬物理對象或流程的各個方面。它們可以展現新 產品的工程圖和尺寸,也可以展現從設計到消費者整個供應鏈中 所有子部件和相應環節——即」已建成「數字彎生,也可採用 「即維護」模式——生產車間設備的實物展現。模擬模型可以捕獲 設備如何操作,工程師如何維護,甚至該設備生產的產品如何與客戶關聯。數字彎生可以有多種形式,但它們無一例外都在捕獲和利用現實世界的數據。
數字孿生髮展勢頭迅猛,得益於快速發展的模擬和建模能力、更好的互操作性和物聯網感測器, 以及更多可用的工具和計算的基礎架構等。因此, 各領域內的大小型企業都可以更多地接觸到數字孿生技術。IDC 預測,到 2022 年,40% 的物聯網平台供應商將集成模擬平台、系統和功能來創建數字孿生,70% 的製造商將使用該技術進行流程模擬和場景評估。
與此同時,通過訪問大量數據,使得創建比以往更為詳細、更為動態化的模擬成為可能。對於數字孿生的長期用戶而言,這就好比從模糊的黑白快照過渡到彩色高清數碼照片一樣,從數字源中獲取的信息越多,最後呈現的照片就越生動逼真。
長期來看,若想要實現數字孿生技術的全部潛力, 可能需要集成整個生態圈內的系統和數據。創建 一個完整的客戶生命周期或供應鏈(囊括了一線供應商和其自身的供應商)的數字化模擬,可以提供富有洞察力的宏觀運營觀點,但仍然需要將外部實體整合到內部數字化生態系統內。直至今曰,大多數企業仍對點對點連接之外的外部集成感到不滿意。克服這種猶豫可能是一個長期挑戰, 但最終,所有的付出都將是值得的。未來,期望企業會利用區塊鏈打破信息孤島,繼而驗證信息並將其輸入數字孿生體中。這可以釋放先前無法訪問的大量數據,從而使模擬更加細節化、動態化、更具潛在價值。
四)人感體驗平台
通過Al、神經科學、人本設計重塑人機聯接。
人感體驗平台趨勢顛覆了傳統的設計方法,它首先確定我們想要實現的人性化和情感體驗,而後決定使用何種情感和 AI 技術組合能夠達成這一效果。企業將面臨的一大挑戰是,如何針對不同的客戶群體、員工群體和其它利益相關者,確定能引起他們共鳴和引發他們情緒的具體響應或行為,並進一步開發情感技術,使其能夠識別和複製某一段體驗中的特質。
在不久的未來,我們將會看到人們對人性化的技術需求曰益增長。在數字化革命進程中,我們目前進入到一個階段,就是每個人之間未必有 接,但每個人一定都與技術有聯結。我們正在消除流程和交互,直接與機器互動。因此,我們渴望我們正在迅速失去的東西:有意義的聯結。為此,我們期望技術能夠用更 加人性化,更人道化的方式跟我們互動。設計能夠滿足這一期望的技術需要對人的行為有更深刻的洞察,並不斷創新,以提高我們預測和響應人們需求的能力。不久的將來,人感體驗很有可能會帶來長久的、可持續的競爭優勢。
五)架構覺醒
演進架構師角色,從而轉變系統架構並支持業務 發展的速度。
越來越多的技術領導層和高管們逐漸意識到,如今,技術架構領域的科學在戰略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事實上,為了在技術創新顛覆的市場中保持競爭力,已成立的企業需要不斷演 他們的架構一一這一過程可以從改變技術架構師在企業內扮演的角色開始。
這種轉變的目的非常明確:把經驗最豐富的架構師安排到最需要他們的地方——即加入到設計複雜技術的軟體開發團隊中。一旦這些架構師被重新部署和賦能,他們便可幫助簡化技術棧, 提升技術敏捷性,從而為新興企業獲得市場優勢。另外,他們還可以直接負責實現業務成果,解決架構難題。
此外,擁抱架構覺醒這一趨勢的企業將開始重新定義架構師角色,使其更具協作性、創新性,並能對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做出回應。具有全局觀的架構師可能會發現,自己正在多部 門混合的項目團隊中,與專注於應用程序的架構師 以及來自 1T 和業務部門的同事共同作戰。未來,他們的使命將不僅是利用傳統的架構組件,還要利用顛覆性力量(如區塊鏈、AI、及機器學習)大胆創新。
資料來源:https://m.news.sina.com.tw/article/20201026/36690918.html
非法禁錮案例 在 歪歪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罪名不成立,當庭釋放」 她哭得崩潰了】
文:張麗珊
26歲的她站在被告席上,纖瘦的身軀穿着白色長身T恤、短褲,腳踏波鞋配白短襪,若事先不知道她的年齡,會以為她未成年。當法官宣判「罪名不成立,當庭釋放」,她的臉上沒有綻放笑容,只見雙眼通紅。當她步出法庭,到來旁聽的公眾看見她這副模樣,紛紛上前安慰,大多輕拍她的肩膊,有女的旁聽師給她擁抱,但她只低頭不語。後來,她突然大哭,不肯離開法院大樓。
散庭後,一班旁聽師看着那纖瘦身影與律師在庭外交流過後,再目送她步入升降機,接着大家都醒目地到法院門外備傘等候。但45分鐘過去,仍未見纖瘦女的身影,大家於是返回法院內,到會計部看她是否已完成領回保釋金手續,但眼前的情景是,她站在電梯大堂一旁嚎哭,一位女朋友握着她的手正努力開解她,她的男友則默默地站在旁邊陪伴。
纖瘦女一邊哭一邊不斷的說「唔係呀,唔係呀」,朋友溫柔地回答她:「你慢慢諗,話俾我知想講咩?」但她還是只懂說「唔係呀,唔係呀」,掩面痛哭,待她稍為平復,朋友才慢慢引導她,「你今朝起身做咗乜嘢?」,她開始靜下來,朋友再問「有無刷牙?」,她答有,「有無食早餐?」,她答不上,朋友遂轉而問:「跟住係咪搭的士嚟呢度?」,她突然激動答:「唔係呀,我今朝遲到呀!」(但她這天的開庭時間是下午3時半,連日來有跟進她情況的旁聽師補充說,她應該記錯了前一日的事,因那天確是朝早開庭,她沒有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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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她內心好像仍停留在某段時空,或將時序兜亂了。|
纖瘦女時而激動時而默不作聲,她整理思緒期間,每見一樣突然出現的新事物,即使只是給她遞上一罐飲品,或一張櫈,她都很抗拒,激動大哭,猛說「不要、不要」,情況膠着良久,直至法院大樓快要關門,朋友終成功陪伴她離開,事情才告一段落。
大家稍感安心後,才互相訴說纖瘦女為何會突然崩潰,聽說「她以為自己要坐監」。那管大家怎麼解釋,她就是把自己禁錮在某一個時空,走不出來。有旁聽師說,之前一日案件審訊至尾聲時,已看到纖瘦女在庭上突然大哭,法官要休庭待她情緒平復後,才宣布「表證成立」,之後纖瘦女再哭起來,足足成個鐘,就連男的旁聽師看着也忍不住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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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官司等了近10個月才開審,兩天審期,對被告卻是漫長的折磨。|
等候審訊期這麼長,纖瘦女不是唯一案例,最近聽一單去年6月發生的案件,已糾纏超過一年,終排至明年開審,不過這宗案涉及多名被告,過程也較複雜,而且每單案件的案情不同,所以亦不能以控罪相同的案件來作比較,加上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來襲,裁判法院亦一度停開,只能維持有限度服務,令部分案件需要等待「遲來的公義」。
纖瘦女因涉嫌管有攻擊性武器,於去年11月9日在黃大仙被捕。當日是科大生周梓樂在將軍澳墮樓後,延至於11月8日不治,網民即晚發起多區悼念活動。根據案情,被告當日深夜在黃大仙廟附近被巡經的警員截獲,於背囊內搜出一支士巴拿與一支雷射筆。
案件纏擾她近十個月終於開審,兩天的審訊期,控方傳召4名警員證人作供。當中的爭議,主要在於證明上述物品是否被利用作傷人或非法用途,但審訊過程中,辯方挑戰證物處理程序及記錄過程,令形勢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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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斥警員處理證物過程:錯漏百出、不盡不實、做法粗疏、欠缺專業、有違常理、疏忽不當、違反警例|
翌日,裁判官作出裁決,批評兩名警員在處理及記錄證物做法粗疏與欠缺專業,包括警員A沒有將證物處理事宜記錄在警察記事冊內,直至事發後8個月才在口供中補寫證物,違反《警察通例》第53條;後來他在補寫的口供中出現兩大錯誤——將接收證物的警員身分寫錯,並漏寫了重要證物鐳射筆,但警員A見到重大錯誤後,沒有在第二份口供中解釋出錯原因,直至在庭上被追問時,他才首次披露將證物處理事宜寫在私人記事簿上,但其上司及控方大律師毫不知情,裁判官指有關做法有違常理、不盡不實。
另外,警員B沒有正當存放證物入證物袋,而是存放在私人儲物櫃達5個多月,而他在檢閱證物後更沒有在警察通用的資訊系統記錄,違反《警察通例》第30條;警員B直至今年7月1日才錄取第一份口供,並表示自己參考了去年11月9日的5項文件,但當時有關文件根本未出現。
裁判官把判詞讀到這裏時,全法庭依然寂靜無聲,就等待以下這段裁決:舉證責任在於控方,證物處理在普通法為重要一環,但在此案中因警員的疏忽不當,令法庭不能確定證物沒有受到不當的干擾,亦未能確定證物是被告身上的物品,故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當庭釋放。一聲「COURT」之後,旁聽席上的公眾拍掌歡呼,纖瘦的她仍只懂呆站。
案件編號:KCCC64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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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人或多或少都聽過龍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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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之後,才驚覺背後勢力還蠻龐大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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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底龍發堂爆發結核病等群聚感染開始,龍發堂的存廢再度被提上檯面討論。在堂眾被陸續移出,以及司法單位陸續展開調查堂眾「非自然死亡原因」之際,龍發堂突然於2018年1月3日宣布全面暫停精障照顧,希望政府加速安置332名堂眾(雖然3天後堂方就反悔改口)。這樣的「反撲」,也讓衛生主管機關戒慎恐懼,地方中央已展開緊急應變。
「把你送去龍發堂」是筆者年幼時,有些長輩恐嚇不聽教訓小孩的話語。而「龍發堂跑出來的」,則是國小學童用來「互相霸凌」之語。
到底這個充滿著神秘色彩、令人畏懼的地方,到底為什麼成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機構的代名詞?
■ 從草寮到全台最大民間精神病患安置處
龍發堂官方版本的創立史,帶著點鄉野傳奇的色彩。創堂住持釋開豐俗名李焜泰,僅國小畢業,原在祖先留下路竹農地上務農養豬。
但1971年,李焜泰40歲時,不知為何佛性頓開,便在農地上搭起草寮修行佛法。有位友人之子是精神病患,想拜他為師,但這個案連大小便都無法自理,這時,已是釋開豐的住持,用草繩將兩人綁在一起,「為他講解道理,教他如何做人,並領他從事些簡單的勞動工作。」根據官方說法,僅僅幾天,這位弟子就變得非常配合,脫胎換骨。口耳相傳後,他所創的小佛堂龍發堂不斷有病人家屬將病人帶來託付,堂史記載「出於同情和憐憫,大師又只好把他們收容下來照顧。」
不久之後,龍發堂就發展成數百多人規模的病患收容所,還有養殖場、製衣場等,雖然堂方強調「自由活動、不強調藥物、重視社會功能訓練」。但最為人知的管理方式,恐怕還是釋開豐發明的「感情鍊」。堂方讓功能好的病人和自我照顧能力差的病人腰際繫在一起,互相照顧,但不僅引起爭議,還曾經發生過暴力攻擊事件,讓堂眾暴露在風險中。
1982年,大學畢業的釋心賢拜釋開豐為師出家,並主管龍發堂行政事務和對外發言,讓龍發堂逐漸朝組織化發展,收容的病患曾逾千人,至近年也維持在六百人左右。
民間普遍傳聞,不堪長期照顧患者負荷的家屬,只要付出1~200萬「功德金」,龍發堂就會照顧患者終生,但家屬若中途要帶走患者,堂方卻以這是捐獻為由拒絕返還。雖然堂方多次公開否認「買斷」等說法,表示是採「隨喜捐獻」,但平日刻意管制不公開的「居住區」、獨特的照顧模式、龐大的堂眾群體,加上宗教色彩,也讓龍發堂爭議越來越多。
■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龍發堂出現時,台灣精神醫療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1970當時,省立高雄療養院成立不到十年,仍是四合院的建築,主治醫師編制只有四人。台北市立療養院才成立一年,剛開辦60床的住院病床。台灣兩大城市都如此,可見精神醫療設施仍相當貧乏。
和歐美相比,台灣精神醫療的起步相當慢,再加上社會的恐懼與污名化,對精神醫學知識與制度的引進,也遠遜於其他醫學學科。
現在西方醫學的引進始於傳教士時代,但精神醫學的引進則要回溯到日治時代,1918年台灣第一所精神病院台北仁濟院成立,1934年第一所公立精神病院養神院在松山成立(後來的錫口療養院,1970年代遷移到桃園成為桃園療養院),當時尚無抗精神病藥物,也沒有足夠接受精神醫學乃至各類心理治療訓練之醫事人員,這些醫院較多以「人道安置」為主。就算1936年殖民政府公佈「精神病監法及精神病院法」,其中社會管束的意義都比較大。
這或許會讓人想到法國哲學家傅柯所研究的《古典時代瘋狂史》中的大禁錮時代;傅柯在書中提到,關禁閉是十七世紀才全新創造的制度,是作為一種經濟和防範措施,將「貧困」、「沒有工作能力」、「無法融入群體的人」隔離。
古典時代的人們從社會角度來認識瘋癲,選擇了放逐,理智獲得了勝利。
相對於傅柯筆下的法國,國家主導的衛生服務在台灣要等日本殖民時期才出現。而從前現代時期一直到現代化開始,台灣人普遍仍以宗教解釋瘋癲之原因,現代國家治理的角色被家庭、社會互助和宗教團體所取代。許多患者被家屬禁錮,或由廟宇等組織收容。
日本殖民政府未竟的現代化治理機器,戰後,由中國殖民政權完成。在日治時期之末,臺北帝大已經成立神經精神科,開始引進「理性的力量」,嘗試將精神病「醫學化」。然而,戰後初期整體的公衛政策,「社會角度」仍重於「醫學角度」。
1957年,第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玉里榮民醫院成立,而後西部許多找不到去處病患被送到玉里收容,除了一般熟知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尚包含了「政治不正確的反動者」在內,人數多達5000人以上。這些病患除了不用繳納費用,更可領有少許零用金,會由工作人員帶領「購物大隊」到鎮上消費,接觸社會。
當然,除了購物大隊外,投票也是集體出動。據媒體報導,玉里醫院中為了訓練精神病患投票,曾在病房內貼出選舉公報,並反覆使用「行為制約」、「社會模擬」等模式訓練患者。玉里榮民醫院院內過去甚至曾經成立中國國民黨黃復興黨部支部,因而特定政黨得票率,居然比眷村還要高。
二戰後數十年間,在中央政府的衛生主管單位,竟也沒有心理健康專責部門或預算。公衛學者陳瑞容和八里療養院的彭英傑便提到:
「1980年以前,精神醫療是完全歸屬於社會救助,其實只是救助病患、容病患、補助病患生活照顧,解決社會的問題而已,負責的單位是內政部、社會處、社會局等,在1980年以後才由衛生署主導,將精神醫療當作醫療來看。」
這樣的情況,當時的精神醫療從業人員也更有深刻感受。1980年代初期,台北市立療養院的葉英堃院長和陳永興醫師申請研考會經費進行了全國八十間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調查,結果讓陳永興永難忘懷,他寫道:
「這個研究做完後,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我覺得市療簡直像天堂一樣,沒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間和地獄的長相,我們在教學醫院內每天穿得整潔亮麗,早上看門診,中午就是讀書會、討論會,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著準備寫報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過著這種生活。幾乎每家醫學院的學生都走同樣的路,根本不知道我們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灣運氣最好的病人,當時會將病患送到醫學中心住院、看門診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經濟很好的,那時候還沒有健保,能送來這裡的都是家庭經濟能負擔得起的人。我們繞了台灣一圈才知道,全台灣的天堂真的沒幾間,八十間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間,剩下的都是長期收容的院所,不見天日、黑暗淒慘的地方很多。沒實地見識過的人,完全不會知道世間有多黑暗。 」
當我們往回推到1970年代,一般精神病患的處境和家屬的負擔可想而知。在龍發堂病人家屬的訪談紀錄中,便可以見到,許多家屬並非否認現代精神醫學,也並不相信龍發堂的宗教神威,但在長期求醫與進出各類機構的過程中,弄得精疲力盡,最後才找上龍發堂。
甚至連經過台灣一流精神醫學訓練的醫師,也認為:對於無法取得現代醫療資源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屬而言,龍發堂提供一個比起醫療機構更容易負擔、更妥適的居住空間。寫下這樣話語的,正是第一位進入龍發堂調查的精神科醫師。
■ 現代社會與精神醫學視角下的龍發堂
1982年,台大訓練出身,剛到高醫不久的文榮光醫師,獲得堂方同意帶隊進入龍發堂調查,並在國科會的支持下展開這個台灣特有的醫療行為與民間信仰,以及精神醫療體制的研究。文醫師雖以現代醫學的角度切入,但對於龍發堂的存在的社會功能,仍抱持開放心胸看待其角色。
他也認為,雖然龍發堂所採用的民俗療法,療效上當然比不上現代化的精神醫療院所。不過:
「該堂卻遠勝部分私人收容性的機構。因為龍發堂不會把病人當作呆人擺在像倉庫一樣狹小的空間內置之不理,或以類似人間地獄、惡魔島等不人道的待遇相待(聯合報,1984.05.01) 」
此外,龍發堂採用的民俗療法也並非完全無效:
「在龍發堂,鐘聲就等於住持開豐,鐘聲的權威已凌駕一切,患者因而有『制約』行為。…在現代精神醫療中有職能治療,即教一些手藝,讓病人由工作中得到安寧及訓練專心......養豬、養雞、成衣加工完全符合職能治療的原則(聯合報,1984.04.09)」
雖然龍發堂做出一些努力,但文榮光醫師也同時指出,有6成堂眾皮膚有異狀、4成內科理學檢查異常、3成神經學檢查異常,另有相當高比例堂眾死於感染,這些都是在醫學協助下可以避免的。換言之,堂方若沒有讓堂眾接觸到充分的醫療資源,當然有其責任。
文榮光醫師的研究引起了社會注意,而其他專業人員,例如東海大學社工系教授趙庸生也曾帶領學生前往參觀。龍發堂利用禁錮方式的管理也隨著曝光率爭加引發爭議。尤其在1984年更發生一起備受注目事件:有病患戴手銬逃出,周邊居民以為是逃犯報警,警方出動霹靂小組圍捕,引起廣泛關注和再次的輿論抨擊。
龍發堂爭議,加上多起精神病患社會案件,也促使政府加速研擬「精神衛生法」。同時,也加速發展精神醫療體系以及擴建精神醫療設施,在制度方面,1986年推動精神醫療網、隔年精神醫學會與神經科分割、1989年開始精神專科醫師考試認證制度化。硬體方面,推動大型療養院新設和擴建,例如省立桃療八里分院(現八里療養院)、設立500床的嘉南療養院、玉里榮民醫院整建、省立玉里醫院設精神科1200床(現衛福部玉里醫院溪口復健園區)、北市療(現北市聯醫松德院區)復健醫療大樓、凱旋醫院綜合大樓等,合計總經費達32億元,並陸續於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完工啟用。
■ 「宣告非法」之下的政治角力
當然,對於精神衛生法的立法,龍發堂大力反對。1989年時,支持精神衛生法立法的高縣立委黃河清,因反對龍發堂合法化,釋開豐便率領病患組成的樂隊,前往黃河清服務處吹奏「西所米」等出殯音樂。不料黃河清數週後居然後在沐浴時死亡,不但民間繪聲繪影,釋開豐還公開表示,黃河清的過世,是因為「連神明都看不過去。」。而另一位支持精神衛生法的醫師立委洪奇昌,也曾被兩百多名龍發堂家屬包圍服務處抗議。
相形之下,當時自封「民主戰艦」,作風爭議的朱高正,卻在立法院發言相挺龍發堂。由於精神衛生法草案29條規定,精神醫療機構非為醫療、復健之目的或防範緊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朱高正就表示:
「是否於本條定一些客觀標準,在施行細則中明定,在我們尚未有足夠的精神病院、精神醫師之前,對這些機構是否做一妥善處理,以免造成社會問題。」
而路竹本地出身的立委 #王金平 則表示:
「有許多龍發堂病患家屬曾來本院請願,.......大家聽了家屬的陳述後,認為很有道理,同時希望能再了解,類似龍發堂等精神收容機構後,再審本法。因為大家認為,龍發堂的存在有其功能......在政府沒有能力照顧這些病人之前,對類似龍發堂的機構亦必需慎重妥善處理。」
但不論是龍發堂家屬團體,或是反對立委,均未能影響立法內容,另一方面,康復之友協會等對立法持正面態度的團體和其他病友、家屬,其意見以及復健需求等面向,也沒有在立法過程中充分凸顯。因此亦有學者批評為「國家官僚獨大,缺乏市民參與」的精神衛生法。而從配套建設脈絡來看,1980年代末的精神衛生改革,更多的是重視社會安全,而較少社區化復健醫療的投資。因而在歐美以去機構化與社區醫療為主流已積極發展多年時,台灣則仍持續進行醫院急慢性床數擴增。
而對現代精神醫學持懷疑態度者,更援引龍發堂為例。如中時記者劉揮斌於1990年一篇名為<回首來時路,龍發堂為何能存在二十年>的文章中,便寫道:
「現實上,藥物治療對嚴重精神病患完全無效,這也是龍發堂能夠受到病患家屬支持及存在二十年的原因,但醫界卻拒絕省思,以事實成就來證明他們的理論,反而要借助賦予本身的權源,透過刑法的力量來肯定自我,這種勝利未必光榮。」
不過,朱高正協助龍發堂「走向國際」,幫助龍發堂大樂隊、宋江陣到東南亞、中國等國演出,以及牽線讓釋開豐到中國推廣龍發堂療法等服務。也讓龍發堂倍感窩心,甚至成為朱高正的超級助選員。而堂眾與家屬的票源,也成為各級選舉的一大票倉。
而在1990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精神衛生法」後,龍發堂存廢引發各界激烈爭論,在家屬說明會中,釋心賢便指出:
「精神衛生法草案經總統公佈實施後,不但是龍發堂,連所有病患家屬,一個都跑不掉,如果未依法送醫治療,都要罰款;因而致死,還要判徒刑,對家屬而言,可說是沒完沒了。」
釋開豐為抗議這項政策,竟使出「解散龍發堂」絕招,龐大堂眾安置問題果然引發軒然大波,最後不了了之。而龍發堂也因此一直被衛生單位視為燙手山芋。
■ 進入21世紀的龍發堂
之後,處於違法身份的龍發堂,爭議絲毫未減。
2000年2月,有病患及家屬向立委余政道陳情,指控釋開豐自稱是元光神佛下凡,製造合成分身照片誇顯神力,還自塑金身供病患和家屬膜拜,並強迫信徒購買30-50萬元不等的金身等物件。同時病患指控釋開豐和釋心賢收容病患每人索價250萬元,並長期凌虐病患,從事無償勞役。余政道當時曾招開記者會批評龍發堂斂財及凌虐病患,但釋開豐對指控一概否認。
2000年6月,監察委員至龍發堂視察,發現該堂確實有結核病患,因而指示高雄縣府輔導合法化,讓病患獲得更好的照顧。衛生署及高縣衛生局介入後,對龍發堂「堂眾」完成身心評估,後續有部分病情嚴重的病人被移出照顧。而政府也規劃將該堂改設康復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輔導合法化。
2004年,住持釋開豐病逝,但他晚年因糖尿病併發症、中風等原因,堂務早已委由釋心賢與第二代住持釋心善處理,營運並不受影響
然而,雖然衛生署核准龍發堂籌設康復之家,高縣府社會局也核准籌設康復之家附設身心障礙教養院,但因土地變更等問題,遲遲未合法立案。而雖嘉南療養院的精神科醫師每周三會到龍發堂進行巡迴醫療,堂眾也服用精神藥物,但也有消息指出,龍發堂內給藥完全不經管理,堂眾難稱有接受治療。而龍發堂內大量病患,也沒有像是合法的康復之家和精神護理之家有足夠的專業人力、復健活動。
縣市合併後,高市府也曾有意輔導龍發堂就地合法化,以「向日葵康復之家」提出申請,但2013年堂方向市府申辦非都市計畫土地變更作為宗教使用專案輔導合作案,但因「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原則不得變更使用」而被駁回。在龍發堂並未積極配合解決合法化相關作業下,衛生福利部已於2016年3月31日廢止其康復之家150床許可。
而到了2017年,龍發堂更爆發嚴重疫情。從7月開始,阿米巴痢疾及肺結核發生群聚感染,累計確診阿米巴痢疾個案32例,肺結核6例,在衛生局屢次稽查後,衛生與防疫措施並無顯著改善。而衛生局預估龍發堂之潛伏結核感染陽性率(IGRA陽性率)將達40%,也就是多達200人必須移出。因而衛生局於2017年12月21日公告龍發堂為傳染病疫情流行地點後,並要求堂方確實落實「移動管制 只出不進」措施,逐漸移出病人。
12月18日,龍發堂仍有503名堂眾,在持續移出下,至1月已經降低到332人。而衛生局介入查核後,赫然發現近8年共死亡97人,對部分死因與病歷記載有落差,移送檢調調查。
然而,龍發堂移出的病人還是一大問題,這些移出的病患大多屬於第五第六類病人,卻有許多安置在綜合醫院或療養院急性病床,不但可能佔用急性醫療容量,也會對需要病床病人產生排擠效應。就算之後逐步安置,也仍需要龐大經費。經衛生局調查後,龍發堂收容許多患者領有補助,但這些補助金去向,或是之前所傳家屬支付堂方的安置費用,去向都不甚清楚,有待進一步釐清。
此外,在衛生局移出行動中,若遇到不符合精神衛生法定義之嚴重病人,或就算符合,但沒有「自傷傷人之虞」,無法啟動緊急安置的病人要如何處理?社政與其他資源如何轉介連結?突然被改變安置地點的老病患,會不會出現遷移壓力症候群(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這些都是大問題。
儘管龍發堂爆發疫情後,的確需要即時的動員處理,但龍發堂在台灣精神醫學史上的角色是否就此「蓋棺論定」,尚難定論。
以龍發堂在精神衛生治理下形象作為碩論主題的湯家碩便指出:
「從龍發堂案例來反思今日我們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與想像,可以發現精神疾病不僅僅是醫療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歷史/社會問題,因此也自然無法化約為一種從個人生理跳躍到社會的解決模式。」
當然,當今的精神醫療強調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模式,已不再用單一的向度詮釋疾病,而社會精神醫學也更強調康復(Recovery)的概念,協助病人重建功能與積極生活,尊重病人自主的居住與職業選擇,並以個案管理和團隊服務概念,提供重返社會之協助資源。
但本次的事件,能否跳脫過去精神醫學-龍發堂的對立或背後政治勢力衝突的「二元對立」,而能真正以病患之福祉為本,並喚起大眾對精神醫療社區照護資源的重視,才會是龍發堂半世紀紛擾下一個理想的結局!
#高雄 #路竹 #龍發堂 #精神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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