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發展尋尋覓覓,反應總是冷冷清清,市民卻仍然淒淒慘慘戚戚,政府既要解決民生問題,也要平衡生態經濟,還要完成政治任務,絕非易事。
特首林鄭月娥近日揚言城市規劃要改變思維,特別提到要發展新界北,在思考如何在發展的同時,也好好處理保育問題,「每次改變土地用途,都會令可享有原本用途的市民感失望。」但要是原來的土地用途,根本沒有不符合本身的用途呢?
天地地知,你知我知,香港有很多廢置棕地、農地、濕地一直未有好好規劃,走進新界,最常見的反而是貨櫃、爛車胎、泥濘,不負責任的明顯是規劃失當的政府,而過去多年,一直有人把香港土地問題劍指發展商,說穿了只是偷換概念,掩飾政府失責的技倆。
說回新界北,要搞發展,難免會碰到一些具爭議的土地,而農地和棕地問題已有大量討論,相反濕地發展似乎比較少人提及,原因是不少人也不太了解濕地的前世今生。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香港濕地公園」本來也是人造而成,政府在發展天水圍的同時,才於生態緩解區發展一個濕地公園,一直多管齊下,平衡好發展與保育,先後批出濕地緩衝區用地,搞公園和興建住宅。
但政府興建住宅的政策,卻一直被部分環保團體視若無睹,只將發展與生態變得二元對立,如「濕地」扮演城市中重要生物棲息地,能為城市降溫,有你無我。但若認真去思考,發展與生態不一定對立,是有方案可以在兩者間取得平衡。
比較成功的例子,可以參考新地(016)位於濕地公園附近的Wetland Seasons Park,前身原來由房協所負責,搞長者屋,結果因各種原因而一拖再拖,最終發展局的規劃胎死腹中,要由私人發展商出手,兼顧環保地發展,成為新界北近年大賣的上車盤。
而政府似乎也終於親眼看到濕地的潛力,私人企業原來可以改善濕地緩衝區「一潭死水」的情況,於4月份屋宇署也安心再批出一幅位於元朗米埔地皮,追趕進展,難道發現解決居住問題不能只停留於打嘴炮?
濕地發展不用犧牲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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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東大嶼/新界北】
雖然係假諮詢,都記得要表態呢
今晚截,電郵致 : enquiry@hk2030plus.hk
民間聯署反對《香港2030+》
《香港2030+》有別2007年發佈的《香港2030》,不設規劃年份,反而提出多項大型基建,盡快與珠三角和大灣區接橋鋪路,似乎把2047年後香港的規劃權拱手交讓至區域層面,而不是把香港城市規劃看作為內部事務。《香港2030+》提出,繼續助長基本工程儲備基金虧損,長遠埋下基建超支轉嫁民生的問題。
政府也沒有提出具體政策如何改善現有經濟、社會和環境設施,反而借用東大嶼和新界北兩個策略增長區,把個別地區的「宜居」、「具抗禦力」、「創造經濟機遇」美好想像,硬說是全港性空間規劃,也隱瞞政府部門各自為政,根本無法處理《香港2030+》跨部門的協調工作,已預料出現目標性誤差,把這次每十年一次的全港性規劃檢討,更加脫離市民日常生活的關係。民間聯署提出反對,原因見如下︰
原因一︰基建超支,市民承擔
政府提出發展東大嶼和新界北策略增長區,涉及發展1,720公頃發展土地,東大嶼都會的成本最保守也要4,000億元以上。年前發展局曾提出新界東北新發展區需耗資1,200億元,成為香港歷來已啟動最大型的基建項目;若加上對外交通設施的基建成本,新界北發展的成本相信最保守也要2,000億元以上。換句話說,《香港2030+》提出的兩大策略增長區,合共將耗費高達逾6,000億元、相當於目前特區政府財政儲備的三分二以上,也是2016年學者提倡設立「全民退保」種子基金的6倍金額。
同時,發展出一個「資本旋轉門」的現象:與土地有關的收益撥入上述基金,而基金內的公帑再度投放予土地有關的工務工程,形成一個恆常不斷開發環境、製造土地、興建基建工程的循環系統。既興建鐵路催谷租金樓價,亦協助不少新界地產項目造渠鋪路,三十年間不斷的賣地與基建投放,不但並未有解決房屋等問題,反而成為加劇土地房屋投機的共謀。
原因二︰擴充容量與解決房屋問題沒有直接關係
現時香港人口為730萬。根據政府統計處的估計,到2043年將上升至822萬,2064年則回落至781萬。至於住戶數目,2014年的數字為243萬,預計高峰將為2044年的293萬,並於2049年回落至291萬。但兩個發展區落成之期,已錯過政府預測的人口高峰期(2043年),發揮不到分散人口的作用。
即使沒有東大嶼都會,政府也能達成建屋目標。根據房協於2015年發表的報告,香港現有267萬住屋單位。政府2015年12月公布的《長遠房屋策略2015年周年進度報告》提出要在未來10建造46萬個新單位,將總住屋單位數目增加至313萬。新建單位中,10.6萬是為目前身處惡劣居住環境的住戶而興建,9萬個輪候公屋單位也可以滿足。新單位將分佈於古洞北、粉嶺北、東涌、洪水橋、元朗南及將軍澳的新發展區及重建區,以及多個將改變法定用途成為發展用地的地方,完全可以滿足2044年高峰期的293萬戶住屋需求。
原因三︰樓價泡沫同步形成
港英政府制訂了首份《全港發展策略》,當時的主要建議是,推動北大嶼山一帶發展的「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其後演化出赤鱲角新機場「玫瑰園計劃」,成為回歸前香港最主要的大型基建項目,而當年的地產泡沫亦同步出現,形成了1997年前後的樓市狂潮。及至2006年《香港2030最後報告》發表,2007年曾蔭權宣佈十大建設計劃,新一輪的大型基建潮又告展開,近十年的樓市泡沫則同步形成。由基建投資帶來的乘數效應,客觀效果是刺激經濟的總體需求,以及為各階層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因此亦為樓價的持續向上構成了「實質」支持。
原因四︰棕土擴張,引發環境危機
近年熱錢流入,樓價飛升,政府未有對症下藥,反而透過大量改劃「政府、機構或社區」、「休憩用地」及「綠化地帶」作發展用途,更進一步考慮發展郊野公園,令環境變差。事實上,過去5年,已有合共98幅「政府、機構或社區」、「休憩用地」及「綠化地帶」用地改劃作房屋或工商業用途,約為120公頃。
鄉郊農地的棕土化近年有惡化趨勢,隨著政府不斷開發新市鎮及堆填區收取傾倒泥頭費,令新界農地地主肆意破壞鄉郊環境,收費入場費供給平價在農地傾倒泥頭,到處出現泥頭山。《香港2030+》未正式上馬,反而提供了囤地的誘因。
原因五︰製造離散城市,生活質素倒退
政府以換湯不換藥的新市鎮發展模式,硬套於兩個發展區。問題的核心在於,第二代的新市鎮(大埔、粉嶺、元朗) 比第一代的新市鎮(荃灣、葵涌、沙田),與市區的距離普遍愈來愈遠,這個趨勢一直延續至現時洪水橋、古洞及新界北新發展區的選址,令香港逐漸進入「離散城市」的狀態。而且作為一個金融中心,香港的相關工種及工作機會高度集中於市區,尤其金融、保險、地產、飲食、酒店、進出口貿易以至零售批發等行業。由於區內工種嚴重缺乏多樣性,製造「孤島效應」,於是居住於新市鎮的市民唯有到市區尋找工作機會,同時製造大量的跨區工作需求與交通流量。
原因六︰人口遷移和人口大洗牌的迷思
新界北需先耗費數以百億計的公帑作收地補償,相當部分將直接進入囤積土地的地產商口袋裡,而長期居住在該區的基層居民,則面對失去家園的厄運。
諮詢文件中又提及另一條「發展軸」:「北部經濟帶」,便主要由七個港深邊境口岸,以及毗連的洪水橋、新界東北和新界北新市鎮串連而成。曾預料新界東北規劃人口為17萬,而區內就業職位就提供不到4萬。洪水橋規劃人口也跟新界東北相同,但就業職位卻大幅提升至17萬,幾乎是全民就業。現在《香港2030+》揚言,新界北人口25-35萬,職位供應也可達21萬。不過,回望過去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新市鎮經驗,均未曾做到「自給自足」和「均衡發展」的初衷。未知政府是否高估了新界北和東大嶼的就業預測,還是考慮將來大規模開放跨境工作人口。如是,未來香港人口和人力有機會出現洗牌,不會存在港人優先的城市規劃政策。
原因七︰「低效益,高成本」的土地利用
為了貫穿和連接新發展區與其他區域的交通連接,政府估計預留700 公頃土地作為道路興建。參考過往經驗,香港道路的總面積為40平方公里(即4000公頃土地),相關道路興建及維修成本正日漸上升,過去20年的道路維修開支,已經大幅增加59.1%。推算香港道路的總面積,幾乎可以容納香港所有的公營房屋和私人住宅用地(16+26=42平方公里)。
數年前,發展局將新界東北規劃稱為「香港人的新市鎮」,公眾焦點難免落在住宅供應。當大家以為新界東北發展是為了解決房屋問題,但發現僅有90公頃土地(佔612公頃的發展範圍不足15%)留作公營房屋。差不多300公頃的土地卻用作綠化、休憩和市容美化,也就是接近新界東北總面積的一半。
另外,政府預留超過310公頃土地作為堆填區擴充。堆填區屬於不可持續的地景設計,即使修復,土地重用性低。香港有一半已關閉的堆填區長期閒置,年份長達22至42年。政府反而持續加強堆填區的依賴,而不是考慮連結農業地景,分擔堆填區壓力,把廢棄資源轉換為堆肥及其他附加增值的產品。不過,政府似乎有意淡化農地作為地景系統的討論,在規劃署公佈的「藍綠資源」文件裡,農地在官方的景觀和綠色資源分類上被剔除,只包括郊野公園、公園、海港、河流、濕地、水塘等。惟具備人為干預特質的休憩用地和康樂空間,則榜上有名。
另外,政府也打算預留土地作為建築及拆卸物料處理設施(30公頃)和為廢物管理及處理設施(40公頃),但工程預料會發生在農地和綠化帶,觸及國際土壤保育的問題。優質土壤形成的時間漫長和過程複雜,估計一釐米厚可供耕作的土壤需要最少1000年形成,故跟石油和煤等資源一樣,有存庫上限,故聯合國把土壤定性為不可再生的資源 (non-renewable resources)。
原因八︰加劇本地空氣污染
近年香港車輛數目,尤其私家車數目有增無減,而市區土地有限,道路擴展的幅度和速度均遠遠趕不及、亦無可能追得上車輛的增長。領牌車輛數字(即是在路上行走)由2012年的653, 010輛增至2016年的745, 677輛,4年間增加92, 667輛(14.2%)。領牌私家車由2012年的454, 697部增至2016年的536, 025部,4年間增加81,328輛(17.9%),按年有3-4%增長,比人口按年只有0.8%增長更多。反觀由2003年至2013年,香港整體公共道路總增長大約是0.8%,而政府估計由2014年至2020年,道路總增長只可達0.4%。從數字可見,私家車增長不合比例地佔總車輛增長近九成(87.8%),比人口增長多好幾倍,即是愈來愈多比例的市民擁有及使用私家車,爭奪非常有限的道路資源。
以2016年空氣污染超標日數為例,一般監察站錄得微細懸浮粒子(PM2.5)的超標日數最高地區達到173天(屯門),而路邊監察站更高達227天(銅鑼灣),全年超過一半日子的空氣污染物超標,危害市民身體健康,情況令人憂慮。但政府沒有檢討過時的空氣質量指標 (air quality objectives),反而採用舊指標作為環境評估,已有環保團體發現本港路邊廢氣問題比珠江三角洲區嚴重。香港的兩個子站,包括東涌和荃灣的NO2均超出安全標準,分別是43和64微克/立方米,幾乎比中山和深圳等地高出60%至2.5倍,其路邊污染較佛山和肇慶等較差的地方更嚴重NO2含量更為急切。
原因九︰挑戰生態穹頂
發展兩個新策略增長區,須啟動鄉郊收地程序,並在生態敏感的地方造城。在東大嶼都會區的項目,政府需要在交椅洲和喜靈洲一帶興建超級人工島,進行大規模填海工程,建造多條柱躉,連接多個島嶼的運輸網絡,將摧毀周遭一帶的海岸生態。
除了因為填海和人口眾多城市化的結果,影響中央水域,大嶼山、交椅洲和喜靈洲的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此外,東大嶼都會是建立在海平面上,位置是在海中距離陸地三到五公里,是處於極其危險和脆弱的境地。世界上沒有一個有70萬人口的海平面上城市,位於海中,在全球暖化情況之下,溫室氣體濃度上升,天氣將會加劇熱和極端, 變得不穩定,並加劇風暴潮等威脅,海水平面上升。根據中國科學家的一項新研究,到本世紀末,海平面可能在珠江三角洲上升達1.2米,可能對香港和澳門造成災難性泛滥影響, 在香港的夏季暴雨和颶風, 這個問題變得更嚴重。
原因十︰無歷史輪廓的城市規劃
《香港2030+》只提出「棄舊迎新」,未有重視民間歷史,報告沒有保育的願景,亦無策略回應近年社會對保育的期望與要求。當非法定古蹟以外的建築物遇上新發展或市區重建,很可能會遭拆毀。為何城市的建築保育,不可像發展藍圖般,就不同的保育對象:如歷史建築物、現代建築物、社區地標等,配合不同的建設類型——例如住宅、學校、招牌等,有不同的保育框架和處理方法(譬如原址保留、非原址重置、活化改造等),並每隔一段時間作全面檢討和公眾諮詢?《香港2030+》似乎活生生地終斷民間歷史。
聯署團體(按筆劃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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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大嶼聯盟
姚松炎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健康空氣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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