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透過客體,一個主體才能主張它的身分,再透過「動」或「想」來確立「主體-動-客體」的關係。
我們一生,從生到死的每一個互動,都在不知不覺中強化個體性,為這個體賦予特質、給它一個身分。這個機制,是我們一般人意識不到的。
無形中,每一個「主體-客體」的互動,都不斷給我們一個印象,讓我們確認一個假設--小我是真的,而且是從小我在看一切、在體會一切……
《我:弄錯身分的個案》12〈大我,是怎麼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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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朋友會聽到楊定一博士提醒不要做筆記,但因為腦實在抓不住全部生命的觀念,自然更想做筆記,甚至會整理出來分享給其他人。
對於真心希望有進步的朋友,我們建議:不要這麼做。
此外,全部生命的推廣,也並不是靠這種分享。
腦會想抓一個東西,會想把整體框架成一句話、一個念頭、一個客體,然而,一旦框架出來,也自然會失去興趣、失去力道,接下來還要繼續去框架新的話、新的念頭……更不要說,這麼做只是重複腦所需要的「主-客」二元對立的架構,和我們共修所要達到的「解構」是剛好相反。
面對自己不懂、不知道、做不到,其實是一種勇氣。
相較於抓一個「說得出來」的觀念,更有效的其實是臣服的練習。這一點,在共修期間,剛好大家能夠直接跟著早上的練習來做,可以比較看看。
另外,擔心自己理論基礎不夠的朋友,建議同一個音頻重複聽(不要流水一樣地播放,而是讓自己有補聽、重聽的機會)讓心去接觸,比急著用腦過濾,是更好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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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再紛擾,還是可以讓自己成為放鬆而快樂的一道光
希望加入共修的朋友,請依以下步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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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對立理論 在 癒天使的閱章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彗星來的那一夜》看內次元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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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懸疑電影帶給我很大的思考點,關於時空、次元與人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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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種下念頭的意識種子時,多次元時空就存在了,也就是說,我們內在的多次元人格都在各個平行時空裡創造著,每一個時刻細胞都在演化新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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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做一個抉擇時,重疊的平行時空就會分裂開來,有時我們在猶疑的時候甚至會踏入時空的間隔,微乎其微的變化,走到其他間房子(多重宇宙不同的自己的房子),無法發現略有不同存在,在這個錯亂的意識裡面很快的就又回到現在的房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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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格的貓理論:
將一小瓶的毒藥同時放置在盒子裡與貓一起,
貓存活率為50%,一半是死,
唯有將盒子打開,兩種不同疊加現象就會坍塌,
觀測者只會看見一個結果定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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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部片要強調的在於,
兩種狀態繼續存在,
量子系統的相干,
基於兩種結果,都創造出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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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次元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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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理論讓我延伸思考,也許我們人體細胞設定的體內小宇宙裡,存活的多次元意識(生物)撞見同時次元的自己卻不同的世界(彗星來?),某個意識開始追朔源頭,開始恐慌,想要殺死其他的存在,這個體內的細胞生物,黑暗面開始戰勝其他異常的自己,於時這個人體的精神層面就秀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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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人格上的衝突,兇手就是恐懼的力量,不願理解共處,影響著各個層面,基因庫裡面也存在個多種祖先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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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的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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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因為想回去原來的地方,到達心中的美好境地與安全歸屬,但因為對立的端點存在著衝突,所以同時出現了兩面明顯的抉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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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陰陽兩個極性的端點上衝突,塑造出以下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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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表面上有多光明,代表著內在一定有多黑暗的一層,只是因為我們同理那個自己,所以願意維持它存放於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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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表面上有多黑暗,內心一定也有極大的光明層面,但是一個人選擇讓黑暗來證明自己,這塊層面值得深思探討原因,因為套用上面的敘述論也就是他們其實內心是個活菩薩,想要讓世界看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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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的天使與惡魔同時存在,但我們維持著中庸之道,不是選邊站,去同理的不只有光明面的自己,包含知道自己有多邪惡,才是真實看見自我的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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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要的良善,卻排斥邪惡痛苦,一定會創造更多的苦,如果要塑造美好的世界,一定要兩者對立去整合不帶批判的,趨於平衡,相信有人能聽懂我說的,包含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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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讓智慧引領你尋見未來你可能已知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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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彗星來的那一夜 #人格電影觀察紀錄
二元對立理論 在 偽學術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非風景〗打你個死人頭,打到你有氣無得透 | #香港鵝頸橋下的打小人儀式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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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去香港,就是去看「#打小人」儀式,對從小看香港恐怖電影的我來說,打小人充滿神秘感。這個引子是課程「文化理論與田野」的 #喬健 教授開啟的,當時在我小小的腦袋裡,文化人類學根本就是解開人類一切謎題的鎖匙,喬教授分析打小人的故事,簡直讓我想立刻轉唸人類學。想必很多學生都聽我講過打小人的旅行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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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迷離夜》對「打小人」儀式的詮釋,更讓我迷戀鵝頸橋下細碎的咒歌與鞋底拍打的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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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打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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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小人是流行於華南的簡短民間習俗之儀式,目前主要還存於廣東地區。於古代則在盛唐時期已經流行,稱為「厭詛」或「厭勝」,即以小物詛咒討厭的小人。「小人」與「貴人」相對,是貶抑對自己的運勢造成阻礙之人的稱呼,這個 #二元對立,反映了中國文化對人際關係的理解。這個儀式的操演,則是次此二元對立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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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小人儀式中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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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廟通常沒有那麼多儀式,那些民間習俗的儀式總是設置在小廟,而小廟是較「陰」的空間,例如橋下、十字路口、山坡旁,這些地方在空間的秩序時常是被打亂的,例如車禍、意外等,即所謂的「凶」,但這裡被認為是具有較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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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東地區,小廟常供奉 #白色石虎,並由喃巫主持,有操演儀式。而打小人行業則是比小廟更底邊的信仰活動,根本沒有廟的形式,則如鵝頸橋下,並且從事的人大都為平日有正常工作女性,這些活動,結合了白虎信仰與中國對「小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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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小人儀式中,會有一個過程,就是拿一隻白色的紙虎,包裹一小塊肥肉,燒去,這是白虎信仰的儀式。在神話中就有許多關於「#白虎」的故事,白虎是作祟力量的象徵,白虎崇拜有的出自土家族,有的來自道家四象,其共源自同一種集體潛意識。白虎,在此處有供給了打小人儀式作祟的力量,讓打小人能夠得到「模擬」、「交感」,就是真的「打」到要「打」的人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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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式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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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慢地經過打小人的婆婆們,仔細地觀著她們環境與動作。小神壇鮮豔的顏色渲染著神秘感,神壇裡供奉著觀音等神明,前面放著在祭祀提供的標準食品,包括花生、核桃、糖果、肥豬肉、芝麻和梨,各自有諧音的象徵意義,例如「盛」、「合」等吉祥字眼,也是希望透過音相似性而達到社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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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儀式過程包含了:#奉神、#稟告、#打小人、#祭白虎、#化解、#祈福、#進寶、#打杯,出現聖杯表示儀式完成。整套程序在各地大都一樣,鵝頸橋下的阿婆還會仔細地進行,讓觀光客好好拍個照留做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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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其實是一個替代性的惡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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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想想「打小人」的儀式細節,可以觀察到幾個特點。第一個,「紙小人」與「事實上被下咒的真人」,在儀式內被連結起來,就是真實與象徵在儀式中被關聯了,「真人」的真實情況必定有千百種,但打小人的咒術中,被歸納為「小人」象徵,一種惡、壞、阻礙的普遍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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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混亂、無法解決的真實被轉化為象徵符號時,就進入了可以解決、解釋的關係邏輯中,下咒人自我說服地認為事情已經被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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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術追求有效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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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就是,「打小人」真的是一個巫術,而還不算是宗教,僅管有觀音像出現,但Malinowski說:「宗教創造價值,巫術則有效地追求的利益」。從打小人的針對性,咒術話語的內容,還有後面「納貴人」等的儀式過程,基本上,「打小人」較不具有任何較完整典型的宗教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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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與拜作為一種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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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兩個分析來看,「打」與「拜」兩個動作有著奇妙的關係,通常我們「拜」是在宗教中進行,是對抽象、高層、價值的一種崇拜,並且較具普遍性,動作沒有明顯的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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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打」時,就成為有針對性,較為實踐的,有目的的策略。其實,在很多台灣的道教活動裡,「打」也是更為世俗的宗教實踐,與信仰者更為貼近的動作,例如某些去邪、收驚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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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打小人」,算是完成了人生的某個心願(哪有人心願是這個XDD),覺得了無遺憾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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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
#鬼月怎麼還沒到
#先熱身
#咒術
#拿來舒壓的時候po文
#旅行的反思性
#要收聽節目欸
二元對立理論 在 後現代理論早已經解構二元對立(binary opposition)... - 葉奇英文 ... 的推薦與評價
後現代理論早已經解構二元對立(binary opposition) 這種思維方式。傳統的二元對立就是思想僵化的開端,「上」(up) 與「下」(down) ... ... <看更多>
二元對立理論 在 王梅霞- CH10-2. 宗教人類學(三):結構分析:二元對立的原則 的推薦與評價
![影片讀取中](/images/youtube.png)
版權聲明:本著作除版權聲明頁另有註明外,採取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台灣3.0版授權釋出# 二元對立 #神話學#mythology #布農族人 ... ... <看更多>
二元對立理論 在 [轉錄]跳脫二元對立的女性主義方法論之思考- 看板Feminism 的推薦與評價
https://www.wretch.cc/blog/genderstream&article_id=4217719
跳脫二元對立的女性主義方法論之思考
知識/理論是種世界觀,它們能讓我們更理解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是個什麼樣的世界。但是
我們究竟要如何透過知識來理解這個世界?這個知識又是怎麼建立?這無法光透過個人
獨立思考就能完成。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勢必得去蒐集點證據和資料來論證我們
的思考。另一方面,我們個人的經驗又會如影隨形地影響我所(不)能知道。這又如何
影響我們是建構出不同的知識和生存世界樣貌。於是,問題又來了,我們到底應該知道
什麼?什麼才是值得研究的呢?我們又該用什麼樣的方法來蒐集我應該知道的資料?我
又該如何知道和理解我所知道的這些知識呢?然而,以上這些議題事實上非常關鍵,我
們得非常重視這些問題。因為在知識生產過程,這些往往被拿來判定這些知識是否具有
客觀性,或是學科體系能否把它們納入「知識」體系之中。
以往科學研究和客觀知識的建立,憑藉的是身/心二元對立、去身體/性化的傳統
(Mies,1983;轉引自陳美華,2005)。因此在「客觀」知識生產過程中,研究者若擁
有私人情感,若是「性」還參雜研究其中的話,那對研究/客觀性都會大大的威脅,或是
污染。但是我們必須知道,迷人且偉大的學術生產,往往都是來自於個人的情感。因此
,我們不要拒絕個人的經驗和感覺,因為這些都是可以成為/成就研究的。正因為處於社
會邊緣位置的人的經驗和生活,往往被貶抑、忽視,不被視為是處理社會關係的重要問
題來源。因此現有的理論也無法解釋很多個人的經驗,個人對這個世界的瞭解便可能擁
有雙重意識(a dual consciousness)。這種從個人生活/經驗出發的思考,是可以激發
出很多有價值的新問題(Smith,1999)。再者,研究者 - 參與者關係在研究的過程也
非常關鍵。如吳文煜(2002)在做公開性(public sex)研究時,他的參與者很多都迫不
及待想與他發生性接觸。我們可以發現研究者-參與者之間的關係,並不存有像客觀知識
模式下很簡單的「主-被動」的圖像,或是參與者被動等待研究者去發現有關他/她的真
實。兩造都是雜帶著多重的社會身份,並以性別化的性存有(gendered sexual
being)互動著。任何一個動作都可能為彼此帶來傷害,但也可能為研究取得重大進展。
可是在自身宣稱為實證科學的學術傳統下,這些事實被視而不見,因為這些情感色慾的關
係被視為會大打折扣研究的客觀性(陳美華,2005)。因此,我們不能只是在研究過程訴
說個人經驗和情感而己,這是不夠的。而是要更自覺地意識到並反省,研究者個人的社會
身分在整個知識生產過程中,又是扮演著什麼重要的關鍵,並思考如何把研究過程中可能
會有的控制和傷害降到最底。不可忽略我們研究者本身就是一個研究工具(畢恆達,2005
)。
因此,我們必須知道,每一個知識的宣稱,都是受限於觀看者的視角,根本沒有「無立場
」的觀點。每個知識都是有立場,這個立場也因觀看者主體位置的不同,會有不同的觀看
視角和視野(Haraway,1991)。很多看似不涉及價值判斷知識,本身便帶有價值判斷。
如在「強迫異性戀」與「同性戀恐懼」的父權社會下,很多理論都認為異性戀是天生的傾
向,是正常的。因此,我們便不會去問「為什麼人們會是異性戀」,反而會把矛頭轉向那
些「非異性戀者」,質問他/她們為什麼不會是異性戀者,逼問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變身過
程。從中我們便可以看到,這些科學和研究信誓旦旦說自身是中立客觀,但是卻存有的
是這種異性戀(男性)中心的偏見。這樣生產的知識下的同性戀圖像,只不過是異性戀
眼下的同志,並不是同志所看到的自己。或是像Monique Wittig(1980)所言,只要我
們帶著異性戀直人的眼睛,就算看到一個女人搞上一個女人,她們也還是可以被理解地
非常異性戀的。
但是,若抱持每個知識都有立場觀點的我們,也該避免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避免認為
某個特定社會位置生產出來的知識,比另一個位置更為有效。因為這可能過度浪漫化弱
勢者位置所生產的知識(Scott,1999a)。再者,並沒有進一步檢驗「具有這個位置的
群體就會有共同被壓迫的生命經驗」這個假定(Scott,1999b)。如異性戀既是強制地
,又是以不易察覺地強加在人身上。它以一種意識型態來影響、形塑每個人的意識
(Rich,1980)。因此就算妳/你有同志的經驗,個人並不必然會產生反強制異性戀的論
述。意味著,不是所有的同性戀都有能力向異性戀男性中心提出疑問。另外,也不是只
有同志群體的成員才能生產出對這個群體有益的知識。因為異性戀男人也能對強制異性
戀體制提出質問。也有部分的異性戀男性,正從事著同志政治運動和學術研究。再再說
明個人意識並不是由個人的社會地位所決定的。
再者,同志的現實經驗有很多不同的樣貌,受人宰制的方式也不盡相同,如中產階級同
志、工人同志、身心障礙同志、老人同志……若是這些社會位置再跟既有的區分男女的
政治範疇交會時,看到的同志內部本身就可以是一個複雜的圖像,因此,我們怎麼能夠
聲稱那個社會位置的人比較具有知識優勢(epistemic privilege)呢(DeVault,1996)
?或是那個群體的同志可以代表全體的同志發聲呢?儘管所有的同志在我們的社會中都
屈居劣勢,但並非所有的同志他/她的經驗都相同,我們必須要避免過度概化。我們得進
一步質疑「把異/同性戀視為是不同的政治範疇」這樣的區分方式是有問題。就如
Marjorie L. Devault(1996)所言:只有性/別是不夠的(Gender is not
enoguh),每個人的主體位置都是非常多重的,且是多重流動的。必須要看到因性/別、
種族、族群、年齡、身心狀況等差異,是如何交織出權力不對等的社會位置。但是,也
要認知到這些社會位置的邊界並不是固定,是可以彼此跨越的,人們可以來來去去。因
此我們必須跳脫以往性/別二元對立,如把異/同性戀被當成了在生物與社會上完全不同
的群體,過度強調同/異的差異,卻未能適切注意同/異性戀之間也有異有同,這也是有
問題的。
第三,要是每個知識都有立場的話,那就無非誰對誰錯了。因為根本沒有客觀,因為同
性戀版本的故事和異性戀版本的故事都對。對於說故事的主體而言,他/她所說的故事對
他/她都是非常真實,那麼那個版本的故事才對這個現象具有解釋力呢?我們又該如何避
免落入相對主義的思考?研究的客觀性又該如何建立呢? Donna Haraway(1991)認為,
知識是在權力來回運作下的產物。因此,研究的客觀性在於,揭露在特定視野下的社會位
置與肉身基礎之上,它們是如何生產知識這便很重要。並藉由不斷的比較各個視野所生產
出來的不同知識版本,以得出一個比較接近社會真實的版本故事。而能在知識累積、轉換
的過程,能擁有「開放且暫時」的特質。如 Gayle Rubin(1984)認為,雖然女性主義具
有多重不一的立場,在解釋性別壓迫時非常有用,但是這也可能是女性主義的侷限。如女
性主義看不到性壓迫體制的存在,且是如何與性別壓迫交織其中的運作著。這也說明了,
不論是基於什麼立場的知識/理論,也都有它自己的侷限性,有理論所無法到達、所無法
解釋的事實,因此這些理論也都是未完成的。
雖然,每個產出的知識都是有侷限的,也都是未完成的。個人所產出的知識,也可能在這
個知識累積的過程中被取代。但是,這樣知識的生產過程及產出的知識,本身就是政治的
參與,是個不可忽視的力量。這是一種發聲的方式,並且是具有改變的可能性。為何這可
以是政治參與的方式呢?第一,知識可以是控制人們的思想、行為的工具,但是也可以
是一種解放。特別是當我們能對具有性/別盲的知識加以改寫或是丟棄,對每個人而言都
可以是一種解放。再者,隨著具性/別觀點知識的產出,它便有影響力,使得以往傳統異
性戀(男性)中心知識學科體系不能再忽視它們,這都會影響知識政治版圖的樣貌。不過
,在知識政治參與的方式也是有很多,那我們該選擇什麼樣的方式呢?如現今很多的研究
仍只是著重異性戀男人和部分女人
,而忽略同性戀本身,並從異性戀男人和少數女人樣本推論到全體的做法依舊盛行。我們
必須要問的是,難道只要補充同志和女人的經驗,就可以改善現有知識的不足了嗎?這種
納入的方式,而只是讓她/他們繼續在知識體系裡被邊緣化而己。再者,它並沒有辦法觸
及這個社會學科以客觀中立自居的假定。或是我們可以採取,讓同性戀、男/女分別自行
去產出關於自身的知識及理論呢?但是這種性/別二分的學術生產分工,也是有問題的。
並沒有撼動主流知識體系有權力認定什麼才該值得研究與書寫的標準,這可能只會繼續加
固既有的性/別、公/私的二分而己。
因此,如果若想要更為有力地參與知識生產的政治過程,我們應該採取更為全面的觀點,
看到性/別、種族、階級是如何交織並成為組織社會階層的機制,注意自身隱而不見的性
/別歧視,利用各種現有的方法蒐集資料 ,且要跳脫二立對立思考的可能性,並給予歷史
向度進行思考 。才能瞭解現今的社會秩序方式是如何會組織成現今的樣貌,追問它們是
如何形成且被維持,看見多重且流動的權力關係,並描繪出行動中的個人他/她又是如何
參與其中,他/她們又是如何過著她/他的每一天(和夜)。
參考資料
DeVault, M. L. (1996). ‘Talking Back to Sociology: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s
of Feminist Method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29-50
Haraway, D. (1991),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in Donna Har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pp. 183-201,
Rich, A. (1980),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in
Henry Abelove, Michele Barale and David Halperin eds.,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pp.227-254.
Rubin, G. (1993[1984]),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Henry Abelove, Michele Aina Barale, David M.
Halperin (ed.),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Press
Scott, J. (1999a),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ylsis’ in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28-50
Scott, J. (1999b), ‘Women’s History’, in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15-27
Smith, D. E. (1999), ‘Ruling Relations’ in Writing the Social.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p.73-95
Steinar, K. (1996), ‘Thematizing and Designing an Interview Study’ In
Interviews. pp83-108
Wittig, M. (1980), ‘The Straight Mind’ in The Straight Mind and Other
Essays. Boston: Beacon Press, p21-32
吳文煜,2002,《河邊春夢:台灣高雄愛河畔男性間性慾地景的人文地理學研究》,國立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畢恆達,2005,《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台北:學富
陳美華,2005,〈羞於告人的秘密?:一個關於性工作研究中的性、知識與權力的反思〉
發表於《2005女學會年會研討會》,2005/10/01-2,台北:台灣女性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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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210.58.17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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