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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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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橋上的人］
星期五下午，港島頂級購物區繁忙非常。從金鐘廊走到太古廣場有一條行人天橋，巨型落地玻璃密封設計，讓行人可以遠眺整條金鐘道，俯瞰電車路的交通情況。在下午約4時，約一百人聚站在天橋的其中一邊，眼神同時望向遠處。路經這裡的有在附近工作的白領，和說英語的外籍人士。
在商場人潮裡，可以聽到這些對話：「何詩蓓真係好勁呀！」說的是這天早上代表香港出賽的游泳運動員，於今屆東京奧運已贏得第二面銀牌，是這天城中熱話，若包括早前勝出劍擊金牌的張家朗，香港運動員已在今屆奧運拿下了三面獎牌，是香港開埠以來最佳紀錄。
對於天橋上聚滿人，有不明所以的人走近，看到地上有人擺放了單張，「24歲的唐英傑 TONG Ying Kit is 24 years old，好人一生平安」，旁邊有唐早幾天因國安法入罪的中文資料，卻欠英語，有人用英語問：「What is this?」
這個城市，在狂喜和狂悲中搖擺。
從天橋上眺望遠處，正是連接太古廣場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審訊案件，可判處刑期並不像區域法院有七年上限，嚴重案件都在這裡審訊。從高等法院進出的囚車，需要路經繁忙的金鐘道，但這天警方佈陣下，不但記者被隔到老遠，市民就更能只站在商場的天橋上遠眺。
從天橋位置到囚車出入位置，相隔約150米。以往「送囚車」的人們大喊或揮動手機燈，車內人看得見，這天，百多米外的眺望，只能遙記心意。
第一宗國安法審訊於周二(27日)判兩項罪名成立，三天後即今午宣佈刑期。判決有沒有罪的那天，法院來旁聽的記者人數，要比這天宣判刑期的更踴躍。那時全球記者關注「光時」口號是否入罪，這天判刑，記者人數略為減少。
然而，本地市民旁聽的意欲則沒有減退。早上八時已有中年女士來排隊拿旁聽票。最後，內庭及庭外直播票，公眾人士入場總人數約170人，出現「爆庭」現象。
其中，只有20名熱心市民能夠入到庭內。他們以中年人士為主。有人坐下來低聲互相提醒：「這個庭很細小，只能入二十人」「我們這個位置最接近唐英傑」「一會兒宣判時我們不要有太大的情緒反應以免影響家屬」「我已與唐的家人交換電話，希望將來可以探望，互相支持。」
市民拿的是紫色票，家屬拿的是白色票。然而，家屬票並不夠。
下午2時40分，市民及記者均入坐。家屬較遲到來，一名微胖紥馬尾的少女，拿着「市民票」向坐在較前的旁聽公眾低聲說：「我們是家屬，想坐在一起，可以跟你們交換座位嗎？」公眾隨即把最前的位置讓出，少女連連道謝。
長髮的唐英傑母親，穿着白色麻質套裝，腳踏平底鞋出現。她化了淡粧，做了粉色美甲，戴着紅色手鍊。她和幾名年輕女性親友一起，坐在最接近犯人欄的家屬席。
開庭前，年輕女孩不時拍拍唐母的肩，跟她談話時輕撫着唐母的背，或輕輕跟唐母牽手以示鼓勵。她們的座位距唐英傑約十呎，可以清楚跟唐交換眼神。
下午2時57分，唐英傑終於在懲教職員押送下出來。以往審訊時，唐會提早一點出來露面，可是，這天卻調校到距離開庭很短的時間才讓他出來，於是變相減少了唐可以與律師溝通的時間，或與家人對望的時刻。
法庭的時光，客觀上是一回事，主觀亦有另一種感受。
冗長的審訊，時間像特別漫長；但判決及判刑，又如電光火石。
身型壯碩的唐英傑，穿着十多日審訊的那套衣服出現。灰藍色西裝外套，黑色恤衫，髮型清爽但這天頭髮有點凌亂。甫步入犯人欄，唐先舉起左手跟律師打招呼，轉而望向母親及幾位年輕女性親友。
女性親友不時俯身，嘗試找角度能夠與唐保持眼神接觸。因為犯人欄的橫柵，與及防飛沫膠片的阻隔，令視線有所阻擋。女子們不時從座位做心心手勢，鼓勵唐。
律師趁開庭前的寶貴時間，拿了文件遞給唐，揭開防飛沫膠布跟他對話。唐亦把紙張交給律師。
唐英傑接過即時傳譯的耳機，把主機插向自己的西裝的左胸口袋，再把耳塞塞進左耳，再用手指托一托滑落的眼鏡。
不一會兒，一名駕駛着電動輪椅的中年婦人進來，被安置在家屬旁。她是一名熱心市民到來旁聽的市民，法庭未開始，她已經在拭淚。
3時04分， “Court！”的男聲喊出，三名法官步出坐在席上。法官杜麗冰用英語宣佈她不會詳細把判刑的原因詳細讀出，只挑選判刑重點來讀。
她以英語說出 “Six and a half years and eight years respectively for counts 1 and 2….”
判刑是否分期執行，還是同期？
杜官再說，如果當初唐選擇認罪，會是有減刑可能，但今次唐選擇不認罪。唐有幾次交通相關案底，於國安法判刑則不相關，會視他為「良好品格」。法庭亦表示同情唐的家庭狀況，作為唯一的經濟支柱，而其祖母亦有重病。但認為這些是「被告人應該在犯案前考慮的事」。
杜官指出，兩控罪雖然來自同一組事實（即開着插有「光時」旗的電單車衝過警方防線），但「兩罪是分開而明確的 (separate and distinct offences)」。
正當大家在疑惑究竟總刑期多長的時候，杜官又說會行使 “totality principle” (整體判刑原則)。
杜官最後交出一個數字，其中2年半刑期分期執行，總刑期9年。
杜官說，這刑期反映了「被告人的罪行嚴重性，社會人士對罪行的厭惡度，並達至阻嚇性」。
旁聽席上的人互相交換疑惑的眼神，大家對繁複的法庭英語不太聽得入耳，只關注總刑期多長。大家互相在電話上的筆記簿寫上數字，交換眼神。
唐英傑專心聽着耳機，翻譯員以廣東話給他解釋了自己未來命運。唐聽到這裡時，坐得腰板挺直，雙手放在膝上，偶爾用左手食指托一托鼻上的眼鏡，或飛快的揚一揚眉。
直至聽到總刑期後，唐才放鬆了一點點。當法官解釋要吊銷其駕駛執照達十年，唐英傑再向家屬席做心心手勢。
此時法官再談及充公證物的處理。
說時遲那時快，才20分鐘，又有人喊 “Court!”，判刑程序完畢，三名法官離席。旁聽席的人如夢初醒，等待了六、七個小時，為了見唐一面，時光就如此飛逝。「吓？咁快既？即係判幾多年？」旁聽席的人互相追問。
此時法庭有點混亂，坐在輪椅的女士大喊兩次：「抗爭無罪！」保安衝前阻止。唐英傑起身走向羈留室方向，亦即與家屬席最接近的時候。家屬都站起來靠向唐。
有人從旁聽席大喊：「重甲！撐住呀！」
「重甲」是唐英傑在反修例運動的綽號，他愛穿着保護裝備擔任義務救護員。
唐英傑在混亂中回了一句：「你哋都要撐住！」然後身影消失在法庭裡。年輕女親友互相擁抱，痛哭起來。
唐英傑的辯護律師團隊，走近家屬身邊解釋情況，再次確認判刑刑期。
判刑書長達15頁，在法庭外向記者派發，其中一段披露了唐英傑多封求情信內容。
「求情信中指，被告人是個思想單純，心地善良而且孝順父母的兒子，他供養妹妹到海外留學。」
「唐父形容，兒子容易被政治影響，亦受到『不良出版影響，令他做了錯事』。」
「唐的auntie形容，（唐英傑）『受到一些社會人士及傳媒的錯誤報導影響』。」
而判刑書亦有引述唐英傑自己向法庭親撰的求情信內容：「被告人表示感到後悔，現在明白政治看法是觀點與角度問題，最重要還是做人的品格。他亦表達到，希望社會把仇恨放下。」
(For the Defendant himself, he wrote to express his remorse, saying that he had now come to realise that political views are matters of perspectives and should no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human decency. He also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the society might put aside hat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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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疫情冰封全球旅遊業，香港未能倖免。部分國家及地區疫情近期轉趨緩和，為了重啟經濟，醞釀有選擇、有條件放寬出入境限制和檢疫規定。中韓為兩地企業特定人員設立「快速通道」，澳紐和歐洲波羅的海3國則各自「埋堆」，建立「旅遊氣泡」恢復區內跨境旅遊；在香港，有旅遊業人士則提出，若疫情持續改善，可優先考慮港澳深圳珠海「4點互通」。外圍疫情仍然嚴峻，香港千辛萬苦始把疫情控制下來，放寬入境檢疫步伐，不能操之過急，可是未來如何逐步重啟旅遊業，亦是必須處理的問題。港府應參考外地經驗，及早籌謀部署。
蘋果頭條
新任創新及科技局長薛永恒連日來大力推銷即將全民派發的口罩，宣稱由理工大學旗下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HKRITA）開發的銅芯技術口罩獲得專利，又展示口罩獲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牌。本報追查發現，銅芯口罩原來沒有加入獲得專利及獎項的「弱磁場防污染」技術，設計採用了風馬牛不相及的「以銅防菌」。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得悉後多番形容事件「匪夷所思」，直指事件屬嚴重醜聞，「若係商品買賣，已係涉及失實聲明嘅違法行為」。
東方正論
不做不錯，少做少錯，向來是港府廢官施政宗旨。香港遭受黑暴蹂躪復有疫情來襲，經濟陷入深度衰退，樓市顯著下調，負資產急增，沙士和金融海嘯哀鴻遍野的一幕大有崔護重來之勢。顯而易見，單靠港府的救市紓困措施不足以走出困局，惟有撤銷樓市辣招，激活樓市，才有望刺激經濟復甦。港府繼續墨守成規，敷衍塞責，一旦巨浪翻來，七百多萬人恐怕只有死路一條。
當港府堅持「不做不錯，少做少錯」之際，競爭對手新加坡卻果斷減辣解困。
星島社論
由於公眾近期專注疫情發展，對一宗法庭新聞不大留意，其實該案意義甚大，不但令人感動，也給鼓動暴力的人一記當頭棒喝。涉案的一名年輕人，在庭上承認參與暴動，是反修例騷亂中認此罪的第一人，而他在求情信中對當日所為深感後悔，明白無論怎樣都不能訴諸暴力，並向家人道歉。他的覺醒，對許多徘徊於暴力邊緣的青少年，相信有正面啟發，但社會更須深思的，是在背後將他們推上不歸路的鼓動者，藉此謀取政治利益，才是最大的罪過。
過去大半年，反修例事件引發持續不斷的違法活動與街頭衝突，據最新數字，被捕者已逾八千人，其中學生超過四成，達三千二百多人，不少更涉及暴力罪行。
經濟社評
Sell in May，不僅適用於股市，今時今日也可套用在樓市。有發展商趁疫情緩和，以呎價不足1萬元的震撼價開盤，料吸引一定購買力。若銷情理想，相信新盤將會起動，發展商會趁這個難得的黃金銷售期齊齊推盤，追回首4個月不理想業績，令樓價可望回穩。
限聚令今日放寬，有發展商趁機推新盤，首批108個單位中有1伙更以呎價低於1萬元招徠，相信是要收宣傳之效，吸準買家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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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浩提你義工證書唔掉得！英國睇社會貢獻決定救唔救！(大家真瘋Show 2020)
社會貢獻能力分析是指從價值角度分析企業對社會和國家所作的貢獻。社會貢獻率是企業對社會的貢獻總額與企業資產的比值，其中，企業對社會的貢獻總額是指企業在一定期間通過生產經營活動，為社會創造的價值，包括支付給職工的工資、獎金、津貼、勞保退休統籌及其他社會公益性支出、利息支出、各種稅款及附加、凈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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